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的内容。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李隆基在685年生于洛阳，为睿宗之第三子；他的父亲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宫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和操纵。李隆基的生母为窦氏皇后，出身于7世纪唐宫廷中权势很大的家族，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惯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为楚王，由于他为人直率，受到武后的宠爱，但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688年爆发的李氏诸王的叛乱引起了针对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诱使傀儡皇帝睿宗退位而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

睿宗及其诸子实际上被幽禁宫内，与世隔绝。693年初期，两名私自朝见被废黜之帝的高级官员因这种鲁莽行动被公开处决，同年年末，睿宗的刘后和隆基的生母窦妃——两个人都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结术士，阴谋用巫术谋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断然处死。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贬爵，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长孙，即与他们同时被囚禁的李守礼，经过了半个世纪仍患有屡次挨打的后遗症。

698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两月就被废黜而让位于睿宗的逊帝中宗被指定为皇储，睿宗及其子女由于这时已更不可能继位，就被解除监禁。最初他们得到一座洛阳的王府，701年又迁往长安东部兴庆坊的巨宅。在8世纪的初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和尚辇奉御。

705年，年迈的武后终于被废，中宗即位。李隆基任卫尉少卿，负责管理京师的军械。708年，他任山西东南战略要冲潞州的别驾后，仍保持卫尉少卿的职务，这一定使他在长安的兵员中拥有相当的势力。中宗时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和动荡不安。皇帝是通过政变掌权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发动一次未遂的叛乱；政治权力又落到宫内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在她们的把持下，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盛行。政治失修，怨声载道。

710年李隆基及诸王被召至京师参加为全国大赦举行的南郊大祭。这时他为了积极参与政治，开始吸引随行的学者和官员。他在京师和潞州的有些追随者开始认为他可能有九五之贵。

他的机会来临之快远远出于他的预料。710年阴历六月，韦后由于担心她的地位受威胁，将中宗毒死，并伪造遗诏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继位。韦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为了确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动员5万大军防卫京师，由其兄长韦温指挥，同时她的几个坚定的支持者被派往关键的关中、河北和河南诸道进行控制。

在中宗生前，反对韦后的主要力量来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韦后此时企图任命睿宗为宰相，以争取他为自己效劳。总之，他是一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但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性格，此时正策划一个阴谋，为了防止失败，她故意瞒着睿宗进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佛僧普润、一名控制京师外战略要地朝邑县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刘幽求以及禁军中三名中级将领的协助下，李隆基组织了这次政变。在710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夜，即韦后立年幼的李重茂为帝之后的第十六天，李隆基及禁军将领率北军中一支分队通过御苑进入宫内，御苑总监钟绍京率他的匠人也参加这一行动。军队涌进玄武门，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和韦党的主要成员。其余的人在以后几天问斩。政变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密谋同伙刘幽求和钟绍京也得到封赏。这时朝廷开始了解决政治问题的工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也许是立储问题；阴历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为太子，这主要是因为他领导了这次政变。他的兄长李成器本来是当然的法定继承者，却把这一权利拱手让给了李隆基。

事实证明睿宗是一个无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时优柔寡断，而左右朝廷人物则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对他们言听计从，在他作出任何决断前，常问他的大臣是否已与他们商讨过。希望像她母亲那样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发现皇太子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于是经常企图削弱他的势力。

但在睿宗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皇太子保持着更强大的地位。710年阴历七月中，中宗时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韦安石和苏瓌外，其余的人都与韦后发动政变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贬逐到地方任职。他们被一个新的集团代替，其中薛稷和崔日用不久被解职，因为他们经常公然与朝廷意见不合。活跃在宫廷的另外两个领袖人物为姚元之（后改名为人们通常所称呼的姚崇）和宋璟，他们在玄宗执政的最初几年成了左右政务的大臣。

姚崇（651—721年）在677年通过殿试后开始了官场生活，并且担任过一系列军职。在契丹入侵河北时，他的行动得到武后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在698年任宰相。在武后于705年丧失权力前，除了短期负责前睿宗王府的事务外，他一直担任宰相。他曾参与清除张氏弟兄的政变，对武后的下台深感懊丧，因为他曾长期效忠于她。在中宗时期，他担任过几种不同的地方职务。

宋璟（663—737年）具有一个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为河北一个低级官员之子，在679年或680年通过进士考试，时年仅16岁，因而赢得了文才出众和善于写作的名声。他通过御史台转任中书省的舍人。他以刚直不阿著称，武后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参与过企图弹劾张氏弟兄的活动，二张为了报复，曾企图刺杀他。中宗执政之初对他恩宠有加，担任过黄门侍郎之职，但他后来与武三思不和，被调到地方任各种要职。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质。睿宗朝廷需要这两种人的品质。这两位大臣通过打击前朝最严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乐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滥任命，开始了他们的一项改革计划。此举引起了一阵骚乱，因为几千名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付了现钱才得到晋升的——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官职。在年末宋璟主持选拔文官和姚崇选拔武将的考试中，他们清除官场无能之辈的意图变得更明显了，当时有资格出任官职的人数达万余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选。

在他们当权时，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阴历八月，他不得不镇压由中宗次子谯王李重福发动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变成功时，也曾策划反韦后的叛乱。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费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来有充分的权利继位。这一事件突出地说明皇族在继承皇位争端中的地位并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时正在开始坚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权利。幸运的是，诸王之间的手足之情极深，因为在睿宗复位后，皇太子的四个弟兄都受权统率宫内各禁军，禁军几乎与唐代的所有政变有牵连，因此能够以武力来影响皇位继承的改变。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长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长孙李守礼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继承皇位，于是就劝谏睿宗应把他们派往地方任职，以挫败太平公主的阴谋；另外二王应指挥皇太子自己的禁卫；太平公主夫妇应远离朝廷，前往东都。睿宗同意把诸王从禁军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拒绝将公主放逐到洛阳。此时一个甚至更极端的措施被提了出来。皇帝一贯轻信，为人又迷信，他被术士预言武装政变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于是就问大臣们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一政变。张说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应由皇太子监国。二月初二，皇太子奉命监国；他有权决定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和劳役以下的一切惩处。

太平公主这时被迫行动。两名官员——其中一人来自太子宫内——经过利诱，起来反对取消韦后和安乐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滥任命，理由是这对先帝的错误将是公开的诋毁，他们还提请注意，由此已引起动荡不安。太平公主为他们的呼吁推波助澜，而意志一贯薄弱的睿宗终于让步。阴历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职和调往外地。他们的改革企图和皇太子对宫廷的控制到此结束。

在711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朝廷被韦安石（651—714年）所左右，此人与韦后同族，考取过明经，从700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权时为止。中宗登基之后，他除了短期被免职以外，继续任宰相直至706年。然后他失宠，但在709年阴历八月又被任命为门下侍中。韦后政变期间他继续留任，然后退休担任太子少保，直至710年末。他坚定地抵制太平公主争取他支持的一切企图。

这几个月的第二个宰相为李日知（? —715年），此人为洛阳地区的进士，他官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赢得了公正仁慈的名声。在中宗执政的末期任黄门侍郎，韦后则任命他为宰相，在710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时间还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张说（667—730年），689年殿试及第，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小官员家庭。他在武后时担任过几个朝廷的官职，在他卷入张氏弟兄反对魏元忠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时，他已升为凤阁舍人。由于拒绝作不利于魏元忠的伪证，他被放逐至岭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修文馆是门下省中拥有文学专才的机构，负责编纂和起草国家文献。郭元振（656—713年）是河北人，在太学攻读后18岁中进士，后来当上宰相的薛稷和赵彦昭就是他的太学同窗。他在任第一个职务时就深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动，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边境和中亚任总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后他被召回，受命作防御突厥人的准备。任命他是沿袭了武后和中宗时的做法，即在他们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资深的军事将领。第三人与前两个人迥然不同。窦怀贞（? —713年）是宰相窦得玄（663—666年任职）之子，出身于最高贵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荫出仕，在整个武后执政时期在地方任职，赢得优秀行政官员的名声。705年他被召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谀奉承和受安乐公主之宠而臭名远扬。韦党垮台，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当了殿中省监。这时他一心迎合太平公主，在任宰相时，每天从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报告议政内容和刺探她的意愿。

这个班子除了韦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实施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坏无遗，尽管朝廷有人提出异议。围绕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继续展开，后者的女儿被封为公主，准备与东突厥可汗默啜进行王朝联姻。阴历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让位给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党羽之一则劝他说，禅位为时过早。但诏书终于颁布，它规定皇太子要参与所有最高国务的讨论。

但皇太子仍处于对手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阴历五月，他甚至提出将位置让给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长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时都很关心宗教，公主对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护，大量盗窃和侵吞财产。当御史大夫揭发慧范时，公主就把这个御史贬至州里任职。同时，睿宗的两个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样是道教的虔诚的信徒，并成了女道士，睿宗开始为她们在长安西北部紧靠后宫之处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工程毁灭房屋和浪费大量劳力之事提出异议。除了皇后的宠臣和指挥工匠劳动力的窦怀贞外，所有大臣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这两项工程。

这一时期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是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国分为15个，以代替原来的10个。同时它还计划设置新的一级地方行政，即一个区域所有的州均归都督管辖，全国设24个都督。但这些改革遭到反对而取消，因为新都督会拥有带危险性的权力，朝廷不可能进行控制。

到711年阴历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们的缺陷。他召集他们，以帝国的状况——受旱涝灾害打击、库藏空虚、官僚机器又日益膨胀——为由，把他们痛斥了一顿，并把他们全部罢相，但他们仍在中央官署中担任要职。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门下中丞为刘幽求，他曾参与推翻韦后的密谋。在此以前他与姚崇和宋璟一起，担任了短时期的宰相，此后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吏部任职时，他要为新涌现的浪潮一般的不正当和不适宜的任命负责。他的同僚为魏知古、陆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号以表示改变政体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窦怀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的坚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当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647—715年）为河北人，约在686年中进士。他通过在宫廷任职，在8世纪初武后时期升为门下省侍郎，后来在尉卫寺任少卿（未来的玄宗皇帝也在这里任职），同时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马，这样他就在其早期生涯中与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触。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荐举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忧退隐，后来担任州官。711年，他迁任散骑常侍，在列举当时许多迫切问题——特别是帝国的财政困难——的两份措辞尖锐的奏疏中，激烈抨击睿宗为其姐妹建造道观。睿宗对他关于建造道观的抨击置若罔闻，但在任命他为宰相后，又命他兼户部尚书和左庶子。在一个充斥政敌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陆象先（665—736年）为南方苏州望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从663—665年曾作过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时，他由殿试出仕，然后在朝历任清要之职，快到中宗执政的末期，他升为中书侍郎。

崔湜（671—713年）出身于河北望族，为太宗朝著名官员和在648年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师之孙。他在699年中进士，年轻时就以著述享有盛名，在中宗朝初期升为考功员外郎。他参与了桓彦范、张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三思的密谋。但崔湜向企图消灭的对象出卖了这些密谋者，706年当他们被逐出京师时，他还布置他表兄周利贞去杀害他们。崔湜此时成了武后的女官上官婉儿的面首，因而臭名远扬；在中宗朝内，他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紧密勾结。由于她们的影响，他升至中书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与同僚郑愔一起贿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时的丑闻。他终于被弹劾罢官，但几乎立刻被召进京，任尚书左丞。韦后掌权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罢官。他此时成为太平公主的追随者。由于她的活动，尽管他有不光彩的历史，但仍被任命为宰相。现在，他把一切政务都秘密通报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同样可鄙的窦怀贞，另一个是岑羲，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员岑文本之孙。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为进士，在武后执政的末期升至中书令。中宗时他在吏部任职，在这一贪污腐化温床中，他以一尘不染知名于世。韦后曾任命他为宰相，但当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任州刺史，后来又任户部尚书。

太平公主这时占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总的形势正在恶化。外患即将来临。刘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带兵保持东北边境的安宁达20年之久的薛讷，从而带来了灾难，因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对契丹和奚的一次毫无必要的远征，结果战败，自己也丧生。四川的土著发动叛乱。与突厥可汗的和亲未能实现。睿宗无意执政的情绪日趋明显，最后决定让位于皇太子，这是712年阴历七月一颗不祥的彗星的出现促成的。

虽然太平公主企图劝阻，皇太子也试图促使他重新考虑，但决定不可能改变。他的儿子玄宗在阴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举行应有的仪式：定新年号为先天，立其妻王氏为后，进行大赦。但睿宗虽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却诱使他极不正常地保持大权。虽然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亲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并决断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务。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间的形势这时是严重的。朝廷中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随者。刘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这时与皇宫禁军的将领之一策划刺杀公主的阴谋。但事情败露，刘幽求被捕，发配岭南，崔湜在那里试图把他杀害；尽管刘幽求在710年救过崔的性命，但两个人的关系这时不好。

713年阴历正月，东北的军事形势又突然恶化，玄宗御驾亲征的安排已经就绪，边境也已集结大军。但结果他未成行，这也许是宫廷的政治形势使他不可能离开。同月，随着萧至忠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萧至忠（? —713年）出身于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名宦门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经显赫一时。在中宗时，由于他的家族与韦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享有特殊的恩宠。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年成为宰相，直至710年韦后政体垮台时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惩处，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说情。出乎他朋友意料的是，他这时成了公主的得力的党羽。

太平公主现在通过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纵重大事务和影响重要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员的支持。713年阴历六月，她、窦怀贞、岑羲、崔湜、萧至忠、当时为玄宗宫府官员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宫内禁军的几个将领及她宠爱的佛僧慧范密谋毒害玄宗，然后公开取得政权。但是，其他因公主权势日增而惊慌不安的官员劝玄宗现在必须采取果敢行动。当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划叛乱时，玄宗与他两个兄弟李范和李业及一批心腹决定先发制人和杀死密谋者。阴历八月初九，300名经精心挑选的精兵在原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将军率领下逮捕了密谋者。萧至忠、岑羲和几个从犯被就地正法。窦怀贞自尽。薛稷和崔湜被赐死。公主逃入一寺院，但三天后投降，获准自尽。她的几个儿子全被处死，只有薛崇简除外，因为他曾几次劝阻公主策划阴谋。没收公主在有权势时多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财产的工作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次日，即713年阴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弃了他剩下的权力。

玄宗这时成了名实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岁，自发动反韦后政变以来经历了阴险的政治阴谋和不断斗争的3年，成了他统治时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并对他的国事处理具有持久的影响。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随着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处死，或被迫自尽。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张说来代替这些人。郭曾为活跃的密谋分子之一，张为鼓动玄宗进行打击的大臣之一。阴历九月，刘幽求成为第四个宰相。然而这个班子是短命的。阴历十月，皇帝命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演习未按计划进行。郭元振负有责任，因此被流配岭南，只是因为张说和刘幽求的求情，他在夏季才没有被处死。

玄宗这时召见姚崇——他是710年试图进行改革的带头人并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下面将另予讨论）——并任命他为宰相和兵部尚书，代替那个倒霉的郭元振。张说与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对对他的任命。为了避免势必发生的不和，玄宗就将张解职，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职，同时又调刘幽求担任一个闲职。他们被卢怀慎（? —716年）代替，卢为门下侍郎，是河北一个大族的成员，曾中进士，担任过武后和中宗时期的御史。姚崇对前一政权的唯一遗老魏知古的才能评价不高，所以在714年阴历五月设法解除了魏的职务，把他调到工部。

现在只有两个宰相，其中姚崇无疑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卢怀慎对他完全唯命是从。这些就确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间一直实行的一种新的施政形式：只用为数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人在制定政策时起决定性作用。宰相们通常留任几年，以前几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经常变化和不稳定的情况这时已成过去。姚崇和卢怀慎一直掌权到716年年末，这时卢病故。他被源乾曜（? —731年）短期替代；源为河北的进士，是拓跋魏皇室远支的后裔，在中宗时任御史，710年以来在地方历任要职。713年，他被玄宗的宠臣姜皎荐举，在尚书省担任很高的职位。然而几乎不久，姚崇本人也患病，在716年阴历十二月被迫去仕。在721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影响，玄宗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在制定政策时他未进一步起积极作用。

他荐举宋璟继承他的职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时是他的同僚同时又任广州都督。宋璟是一个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和门下侍郎苏颋（670—727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苏颋为做过中宗和睿宗时期宰相的苏瓌之子。他中进士并通过殿试，以精于著作和学识渊博著称。在武后时期他当过御史，后任门下省和中书省舍人。玄宗命他历任宫廷要职，并委任他起草和撰写帝国的文献。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果断的人，负责制定政策，而苏颋则具有使他的计划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实的才能和经验。他们担任宰相一直到720年，他们的免职标志着玄宗朝第一阶段的结束。

虽然这些年与睿宗在位的不稳定时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频繁更替、党派尖锐对立之时很不相同，但它们在人事方面有明显的延续性。从710—720年，每个有相当地位的宰相都经过科举，通常中过进士或通过殿试。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门世族；大部分人来自武后时期政治权力中心的洛阳地区或河北、河南。他们都在武后时期初涉仕途，大部分在朝廷供职，特别在御史台供职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变后不久，一个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谋分子之一的钟绍京，被任命为宰相。但他不多几天就被免职，因为同僚们提出异议，说他原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职。

他们大部分是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员。只有崔湜和窦怀贞被中宗时期朝廷的腐败严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虽然缺乏创见，却是值得尊重的人，不过在他们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简直没有权威，不能提供领导，他们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断受到皇亲国戚及宠臣们的干扰，所以他们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姚崇和宋璟的经历和背景完全相同，他们有幸在一个坚强果敢而且愿意给他们更大权力和行动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期高级官僚的状况反映了武后善于发现人才的一大功劳，同时又说明她的科举制度已经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现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人进行的。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长安以东的重要的同州刺史。当时正奉命举行大军事操练，方圆300里的刺史按例都应出席，但玄宗仍专门召唤姚崇。玄宗和姚崇一起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就难以从命。纲领的内容是：皇帝应以仁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不进行军事冒险；行使法律应不论亲疏，同样严厉；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开征苛捐杂税来取宠于皇帝；禁止任命皇亲国戚在中央政府任职；树立皇帝以前因与大臣们关系过分亲密而受损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而不用担心专横的惩处；停止建造佛寺道观；清除外戚过分的政治权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

714年玄宗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睿宗时早就明显地出现了，姚崇所提的十条建议在前10年已出现在其他许多奏议之中，但他现在是在皇帝的地位开始强大得足以能设想进行这样一次全面改革之际有说服力地向玄宗提出的。不是每一条都能立刻实行，但总的说714—720年的政策都来源于他的建议。

姚崇所提的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间创造一种更健康的关系，如果他的政权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这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执政时期，特别在7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宫廷政治中独断专行、官员职务不稳定和惶恐不安的情况有所发展。随之而来的中宗的宫廷政治也同样独断专行和不稳定，当时的局势由于贪污腐化和裙带风盛行而进一步恶化了。现在人们普遍感到摆脱了迷惘，并且向往变化和怀念太宗的盛世之治。这种向往唐朝“中兴”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义上得到振兴的情绪成了这一时期奏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促使史官吴兢（他因政客的不断干扰而不能完成编纂武后实录的任务）转而撰写《贞观政要》，此书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的记载，从而成了乌托邦式理想统治的著名范本。几乎毋庸置疑，吴兢撰写此书，并不是单纯地歌颂作为君主的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为振兴政权的范本，使皇帝的权威不容反抗，但君臣之间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谋国是。

在这一方面，714—720年的改革是紧紧地遵照姚崇的建议进行的。皇帝的权威和行政的稳定恢复了。原来风纪荡然的吏治现在重建了团结精神，广泛的制度变革工作已开始进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几代君主朝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两类。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省仆射为当然宰相，如果所设之职全部有人担任，共6人。此外，其他高级大臣、在战时偶尔还有突出的将领，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宗时期，这样的任命为数很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只有几个月。在韦后当权的短暂时期，同时任职的宰相人数不少于17人，如果要有效地处理政务，这个班子是庞大臃肿的。

削减人数的步骤在睿宗时期已经开始进行。到710年末人数减到6人，到睿宗执政时又减到4人。713年玄宗总揽政务后人数又从4人进一步减到2人，其中一人为当然的宰相。

人数的这一减少又伴随着重大的形式变化。在7世纪的最后25年，中央执政的主要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书省仆射同平章事所拥有这个或那个头衔的做法已成惯例。在711年，这一通例已被正式规定，从此除非有特别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这一规定又被重申，仆射称丞相。

此外，由当然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无尚书省仆射，而在714—720年，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从未同时在职，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据职权任其中一职，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职。

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渐合并。它们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规的检查和复审。它还充当一小批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宰相的秘书处。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据宋璟的建议，在717年阴历十月实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试图恢复公开处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时期，许多事情都在私下解决，尤其是御史们有权避开负责保存记录的起居注史官进行秘密弹劾。这种做法现在被禁止，除了机密之事外，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在朝廷公开进行，并由史官予以记录。

进一步的重大变化是御史台的改组。自684年以来，掌肃正行政的御史台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中央政府的官员，另一部分负责在地方任职的官员。这一情况反映了在官僚体制内部两部分精英集团的界线日益明显的倾向。一部分几乎只在京师任职，其中包括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则在地方任职，而且任期往往很长。在713年，这一界线不复存在，御史台被改组成单一的机构，如同唐初。御史台的这一改组标志着试图系统地重新统一官僚机器的活动的开始。

官员的选拔

如果企图恢复官僚集团的效率和风纪，就必须先处理官员选拔的问题。事实上，存在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问题。较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消除中宗朝因受贿而任命大批冗员所造成的危害。除了这些人不适宜担任高级职务外，他们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师的高级职务——使中央政府庞大臃肿，给支付官俸的当局添加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额外的任命还影响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严重的问题：扩大了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危及自隋以来所定官员可在京内外互调而担任品位相当职务的原则。在武后时期，对中举士子的日益重视，使得有前途的年轻人越来越靠正途去开拓前程，他们通常在担任京畿县令以后，就能继续在朝廷任职。我们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们的经历，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是何等地少。另一方面，地方职务虽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那些按资历从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师各部失利或失宠的人，或政治上暂时不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有意识地拒绝在地方任职。在韦后时期，官员在京师取得尽管是有名无实的官职要容易得多，配备地方官署官员的工作却很困难。自7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怨言不绝于耳；709年韦嗣立曾建议，凡过去未担任刺史和县令的官员，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担任高官，但此建议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叙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图清理冗员的问题，结果在次年他们的政策反而来了一个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开始处理选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职这一更大的问题。714年初，几乎就在他担任宰相之职以后，便有诏书规定，从京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去地方担任刺史和都督应永为法式，而有良好政绩的刺史和都督则应调至京师。

姚崇在这方面受到年轻多才的专使张九龄的压力。后者为702年进士，来自广州以北的边远南方韶州城；由于张说的赏识，他谋得一个官职，后来参加过两次殿试，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后一次由玄宗亲自主持，他在应答时提出了关键的选才问题。张九龄在715年阴历五月呈递玄宗的一份十分详细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别强调地方职务，尤其是远离京师的那些职务的人选，同时力主官员任某职的时间不宜太长。

715年阴历六月，玄宗再次颁诏，命令互调京畿和地方官员，并实行按察使每年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吏部和户部批准的更彻底的制度。政绩优良者有资格在京师任职，以前未在地方担任刺史或县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

但尽管有这些诏令，尽管皇帝决心要提高地方官员素质，官员们依然不愿在京外任职。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几次考试的结果之后，召集所有新任命的县令——他们的素质之差是有名的——进宫，就他们的施政计划进行面试。他们的答复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学习，而负责选拔文官的官员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担任几年刺史，尽管他们的官声很好。深深地卷入这些改革之中的张九龄似乎冒犯了姚崇，这也许是因为张九龄是与姚崇不和的张说的门生。虽然进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张九龄的鼓动，他本人却于716年后期退隐回原籍，这显然是因为不得志。

选拔合适的官员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唯一问题。朝廷此时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再设一级行政组织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评价地方官员的品格，也能监督他们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国分成10个道，御史们定期被派往各道视察地方的行政。706年，这些御史被采访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国改组成15个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级长期性地方行政区的企图。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在714年，重新对以前的10个道各任命采访使（现称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尽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种干劲和在选拔过程中对采访使规定了任务，但他们在716年被撤销了。

重订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7世纪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已经体现在685年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台后，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的法典在712年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它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719年，阴历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过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

因此，从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定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财政问题

在概括从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时期起遗留下来的弊病的一切奏议中，一个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国家的财政资源不足、收入减少和缺乏储备积累这一问题。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记人口。户税和地税两项新的税收开始提供大量补充收入，同时有人已公开议论从贸易和商界征税。但总的来说，人们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财政政策。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703年返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候严酷而变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

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码头的运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贵的。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万石左右，657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汇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年和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她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年，李杰重建汴渠和黄河汇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该地在714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716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严重的涝灾。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经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年，朝廷的迁移不下10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

救济饥荒

政府认真地采取了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714年阴历九月，一份诏书命在全国扩大从655年起在京师实行的常平仓制。这些粮仓在丰足之年以高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价格购进粮食，在饥馑之年以低于时价的价格出售储粮；这是一种旨在减轻因价格过分动荡而造成农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诏书命令在北方诸道以及长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年，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世纪30和40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世纪90年代变得严重了；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和。711年，韩琬重提此事，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他们是皇亲国戚和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709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字：140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务。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年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珠玉饰品。此诏甚至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送回家。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年和713年，专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

货币

自7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年起，政府已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但收效甚微；从701—704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庇护，其权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并且不断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院。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713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714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3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并禁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其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世纪20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720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世纪70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710年与中国人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年起，他不断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年，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境。716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自草原的袭扰。

从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年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但到714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717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复了都督府，719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的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对把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10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据张说估计，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余万。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甘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匹。只有吐蕃企图长期征服中国的边境领土，但即使在当时它也是很有限度地进行这一活动的。

这类一般不很持久的战争尤其需要指挥的灵活性和作出迅速反应的可能性，它还需要庞大的边防军，因为所有这些民族能够把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军队投入战场。要对付这类挑战，像唐初建立起来的那种唐代军事体制是很不够，也不能适应形势的。整个军事组织高度集中。无数以几百人驻守的小的镇（或戍）已在边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万一出现超过规模很小的地方冲突，中央政府就必须集结“行军”。这种军队的组成部分是通过动员隶属于各卫的府兵，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须从京师禁军的将领中任命出征期间的统帅及其部属，但有时从正式的官员中任命，其中许多人能随时出将入相。这种完全特殊的组织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组成。所有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兵员的供应和装备等工作都必须临时完成。当需要进行计划周密的反攻或大规模讨伐时，它证明可以应付裕如。但如果要对只有有限目标的机动灵活的敌人的攻击作出迅速的防御反应，这一制度实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军到达边境时，敌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内了。

在高宗和武后时期，防务因成立大批长期的边防戍军而得到加强。这些军队一部分是有长期任务的府兵，但长期服役的健儿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之中——特别在骑兵中——有的人是非汉族人。这些常备军最早设在吐蕃边境的西北和中亚；从7世纪90年代起，河东和河北北部边境一带也部署了这种军队。但即使这些军队中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孤立无援时也不能抵挡一次大进攻。

随着睿宗的即位，边防不但得到足够的兵力，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协调的指挥机构；如果遭到进攻，这一机构能够迅速部署这些部队而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所带来的那种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战地统帅和动员野战军的长期延误。从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长期的节度使以指挥各防区的做法逐渐成为定例，而根据传统，以前各防区是归远征军的总管指挥。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在全边境实行的，而是在以后10年中逐渐发展而成，但在8世纪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边境已被组织成九大藩镇。这些可见之于表8和地图10。

以上各“藩镇”的节度使拥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通常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州军务有完全的管辖权，并且能指挥该地区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2万直至9万余人。对如此众多的兵员的维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问题，由于运输口粮和物资到边境地区的困难，这些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勤供应由支度使负责，他们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以购买军粮、军衣和军用装备。许多军队高度依赖军队自己耕种的地方屯田。这些田地由营田使经营管理。在最初，这些职位由专门的官员担任，但从8世纪20年代初期起改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另外配备有专门知识的部属来处理这些后勤和财政问题。729年后，范阳的军队部分地通过海运得到供应，因而范阳节度使另负海运的专责；而朔方的节度使则控制连接其各地军队的黄河上游的河运，同时还掌握地方盐的生产。

节度使历年取得的非军事职能还不止这些。朔方的节度使在734年，后又在746年兼任关内道的采访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远比他们实际的边境藩镇广大的地区管理民政。从737年起，剑南（四川）的节度使甚至兼有邻近山南西道采访使的头衔。725年，政府正式承认把节度使的藩镇纳入行政体系的做法，节度使获准使用“木契”，使他们正式有权进行重大的财政转账和个人指挥大军。节度使身边有时有一监军，监军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时是宦官，他负责报告节度使的行动和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说，节度使获准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选用自己部属的权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琐行政手续的不当的掣肘。

边境藩镇的组织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们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至少在732年前，在设立永久性新藩镇的同时，政府仍在动员野战军和任命其统帅。军队的固定建制、小分队和军队的人数及支撑他们的固定财政拨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确定下来的（下面将予论述）。

在初期，直到8世纪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度使为高级文官，他们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希望在任期满后调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阳最早的五个节度使都曾一度担任过宰相。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职业军人。但他们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他们的任期一般比较短，在藩镇的时间很少超过4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这些最强大的军队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亚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边境的河西和陇右诸藩镇是例外，因为那里边境战争的危险不断出现。这里文官很少接受带兵的任务，这项工作一般由职业军人去做。这些将领镇守的时间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长。他们通常根据需要在西面的藩镇中调动，但很少担任文职。他们的部属也几乎全部是职业军人，由此产生了一批久经沙场和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将领，他们的戎马生涯全在边塞度过。到8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这些人都在北部边境的诸镇任职。

事实证明，新体制眼下对防务体系作了最有价值的改进，并且在玄宗巩固政权的最初的关键几年有效地保卫了中国。但它确实使压倒一切的兵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皇权不受挑战，他们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无事。但他们仍是产生危险的潜在根源。当玄宗在716年，后来又在729年任命诸王为名义的节度使时，他也许意识到这种危险。诸王留在京师，由拥有节度使全权的副大使履行他们的职责。行政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说明，节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执政开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皇族成员、宫中后妃和外戚对宫廷政治的不正当干涉。他是在太宗时期显然十分巩固的皇帝权力已被削弱和侵蚀半个多世纪以后登基的。以前连续三个皇帝都完全受他们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听任宫廷阴谋以及个人宠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员破坏政治发展进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糟，这些争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紧的是，不能再让后妃支配政治。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但给帝皇的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导致政治的普遍不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皇家妇女没有公认的政治地位，她们只能秘密和间接地施加影响和压力，来左右政务的发展。

一切外界的势力都可以通过皇室妇女间接对皇帝起作用，因为她们能在皇帝闲暇时不受严格的宫廷礼仪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贵族门第，她们的近亲常常深深地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之中。与皇帝儿女攀亲的姻亲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进了与京畿地区大贵族门第的复杂的联姻网络之中。虽然宫廷妇女身居深宫，由宦官守卫或管理，但这种隔绝状态与以后相比还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层妇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所以当时宫廷妇女无疑与宫外的亲属和社会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类联系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另外两个集团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宫成员。第一种人是宦官，他们享有作为皇帝家奴的特权地位，但在8世纪开始时，除了像皇帝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他在反韦后的政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类特殊人物外，相对地说依然无权。第二种人是僧道之流。宫廷的妇女历来虔诚，是佛寺道观和个别僧人的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过这种方式在宫廷取得很大的权势。

玄宗的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的望族。她的父亲王仁皎（651—719年）曾是一低级的禁军军官，在玄宗成为皇太子后，他因皇亲关系而升至一个高级但不重要的职位。王皇后的孪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与他交往甚密，后来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阳公主。虽然两家联系甚密，玄宗对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职。王守一担任过殿中少监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为公，积聚了巨额财产，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给他们任何有权势的职位。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继位问题，所以在715年之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为太子。李瑛为玄宗的赵丽妃所生。出于某种原因，刘华妃所生的长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选之确定可能是因为赵丽妃善于歌舞，自708—709年在潞州时期就受到玄宗的专宠。

另外还有玄宗的弟兄们和他的叔父李守礼，太平公主在睿宗时期就曾提到他们的皇位继承权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办法是禁止皇室诸王统领禁军，因为这种部队使他们取得发动政变的兵力。对公主的配偶也下了类似的禁令。后来，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礼被任命担任一般是在长安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时在朝廷担任并无实权的礼仪性职务。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规定，安排应有两个亲王在朝，三月一轮换。

把诸王调离京师的目的不仅是阻止他们本人发动政变，更重要的是防止他们被朝廷中寻求皇室傀儡的对立党派所利用。他们受命管领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义在防御契丹的关键时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诸王参与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李守礼就把公务交给他的副手处理，自己则以狩猎、饮酒、听音乐和寻欢作乐度日。

不论这一政策对帝国几个最重要的区域的行政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但它确使诸王摆脱了宫廷的阴谋。幸运的是，玄宗与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们以前在长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扩大和改建成自己的离宫（南宫或兴庆宫），并分赠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访问。诸王形成一个多才多艺的家族，他们专心于文学、音乐、学术以及唐代贵族珍视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运动，并且还有许多与皇帝相同的爱好。

与皇帝最亲密的亲王是李成器，他也热爱音乐和戏剧，经常与皇帝摆酒设宴，狩猎，打马球和斗鸡作乐。李成器对政治深感兴趣，特别获准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记送交官方的修史者。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每年送交的记载多达数百页，但仍存在一种默契，即他从不想与皇帝讨论当前的政务，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别。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温暖的私交关系，它并不意味着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权力。

同时皇室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玄宗有59个子女，其中许多人生于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数甚至更多。他30个女儿的子女的情况无记录可查，他们自然应算做驸马的家属。《新唐书》中的皇族谱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个，孙子共94人。但这些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因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担任高官。我们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这些孙辈中，有34人被封为郡王，24人为国公，如果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规定接受足额的封地，单单他们的岁入就吞没了将近25万户的税。他们收的津贴肯定不是足额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对诸王的支撑和维持显然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726年以后，皇帝在城的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这一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称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来扩充到北面的御苑内；737年的一个时期，王朝又在同一区为皇帝的孙子营造一群院宅，称百孙院。

从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宫内成长，但当他们被封后，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宫外得到宅第，而是在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们就与其家庭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监督和由皇宫供应一切用品。这样就对皇室成员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们的活动。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定礼仪的旧制也到此结束，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