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日本的田中义一^[1]

——为金先生的《张作霖别传》作补注

邹有恒^[2]

张作霖以一介草莽而成为“东北王”，再三问鼎中原，在军阀混战中，搅乱了半个中国，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是办不到的。他是怎样和日本勾结起来的，在国内几乎没有人能道出原委了。幸而在日本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他受日本赏识的详细过程，足以填补其发迹史的一段空白。

张作霖是在1903年“改邪归正”，投入新民府知府部下巡防马步游击队，被委为营管带^[3]的。据说在日俄战争之初，张作霖曾以日军的别动队，扰乱俄军的后方，以后又以通俄军的嫌疑被日军逮捕。^[4]时为1905年3月、4月，即日俄奉天会战后，俄军北逃，日军进入新民府时之事。

这时日军违反清朝将辽河以西定为中立地带的公约，擅自在新民屯设立军政署，以井户川辰三大尉为署长。当其检点以俄探“罪名”而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中国犯罪嫌疑人时，发现名单中有新民府营长张作霖的名字。据宪兵队长说：“张原为绿林出身，非一般人物可比，从开战之初就命其部下马贼大肆侦探我军行动，报告给俄军，已有确凿证据，应当枪毙。”井户川立即将张提出审问，“见张风采柔和，宛如妇女，言语态度颇为精悍俊敏”。井户川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的人物，如能饶他一命，令其立功赎罪，对日军有利。于是他第二天去奉天满洲军司令部见主任参谋福岛安正少将，报告详细情况之后，请求赦张一死。福岛立即带领他见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说明来意之后，请求特赦。儿玉不等说完，就说：“张作霖不是好东西，他把我军的行动告诉俄军，使我军蒙受很大损害，必须杀了他才能对不逞的中国人起杀一警众的作用。”井户川再三为之辩解，说：“如能饶他一死，让他立功赎罪是合算的。”由于井户川连连请求，儿玉大怒，斥责井户川说：“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若是日本人，就应按我的命令速回任地枪毙张作霖，热心也得看是什么事，太执拗了，就应当谨慎。”

当时井户川因为触怒了儿玉大将，非常懊恼，如果这样回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去见儿玉最信任的作战参谋田中义一中佐，述说了触怒儿玉大将的原委，请求田中助一臂之力。据田中回忆，他先请示福岛将军同意饶张一死，保证立功赎罪，然后去见儿玉，费了一夜工夫恳求才得到允许。儿玉说：“井户川认为日本军骑兵少，不饶恕张作霖，是很不利的。这种提法是本末倒置的，替张请赦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由于福岛也主张赦免，所以才同意。但是必须对张严加训诫，要他写出保证书，为我军尽最大努力。”

井户川回到新民之后，立即宣告张死刑。为防其自杀，在以后的三天中严加监视，然后再提出来宣告：“经过福岛将军的请求，决定予以赦罪释放，今后应为我军粉身碎骨，立功赎罪。”张在感激之余涕泣地说：“深感救命之恩。”当令其写保证书时，张说：“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字，我虽然不写保证书，从今天起将为日军舍出性命。”据井户川说：“果然以后张确实是粉身碎骨般地为日军效力。当永沼挺进队深入“北满”时，他的部下充当向导立下殊勋。以后米希瑟科骑兵军团来袭时，张也大为尽力。”^[5]

井户川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为张求情呢，可以从他在日俄战争时的一段经历中找出答案。日本在开战之初，就派青木宣纯大佐赴天津，勾结直隶总督袁世凯，组织第二期谍报班，当时称特别任务班，下分五个班。其成员只有少数是日本军人，其余多为袁的部下细作，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东北地方的绿林马胡子帮。井户川时为第三班长，以内蒙彰武为据点，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进行游击活动。1905年9月，日军又重新组织第二期特别任务班，以东北各地的马胡子和乡团为基干，号称“东亚义勇军”，已升为少佐的井户川所率领的就是以巴布永为首的马胡子队。可见井户川是个陆军特务高手，在利用中国人绿林胡子为其爪牙，帮助日军作战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像张作霖这样既有军籍护身，又在绿林中有广泛联系的人物，是他们最好的“豢养对象”。^[6]

张作霖后来知道田中义一为其说情的事，常对其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等人说：“田中的恩情忘不了。”而田中则说：“我绝对没有示恩于张的想法。使张尊重我国权益，是为了他，也是为日华两国的利益。张不失为一种人物，可惜他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绿林气质。”田中的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只要张尊重日本的所谓权益。违背了这一点，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拉拢各地军阀的一贯伎俩，对张也毫无例外。1915年田中任陆军参谋次长时，为了在中国各地煽动反袁活动，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和小矶国昭大尉来旅顺，指使以川岛浪速为首的宗社党匪徒与巴布扎布袭取奉天，田中是军事方面的指挥者。由于袁世凯的死亡，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改变了政策，田中乃下令制止了宗社党的活动，解散了川岛所勾结的匪帮。而巴布扎布不甘罢手，日本乃按原订计划以借刀杀人的手法，借张作霖和吴俊升之力，予以歼灭，摆脱了此次政治阴谋所造成的困境。

1916年4月19日，张作霖被任为盛威将军兼东三省巡按使，控制了东三省。宗社党余孽、日本陆军预备役少尉三村丰等二人，趁张外出，分别在小西关和大南门里，怀揣炸弹以身撞张马车，行刺未遂。张在脱险之后，悻悻地说：“先是让我赞成复辟，现在又要我的命，真意到底何在。”这是现场执行者对幕后指挥者出尔反尔的一种抗议。这种历史丑剧不期在十二年之后又来一次重演，不过后台指挥者田中义一已经爬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而现场的知情者也代之以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了。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内阁成立。他是以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企图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为目的，以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他为了“分离满蒙”而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会议中对谋得中国东北有“外科手术”和“内科手术”等两种方法。前者是以陆军中央部的铃木贯一、关东军的武藤信义司令官和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为主的。后者主张让张作霖退回关外，实行东三省的独立，日本乘张作霖的失败，实现“二十一条”要求中没有落实的“修建五权”，实行高租权和扩大经济权益，以及通过顾问制控制东北的军事、政治实权。田中是这一主张的首唱者。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都是执行者。但田中不仅不反对“外科手术”，而且公然支持答应武藤实行武力解决满蒙，甚至说为此打起世界战争也在所不惜。但是一旦山本条太郎迫使张作霖签署“新五路密约”，芳泽公使便迫使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回关外，田中认为他的计划已很成功，加之害怕使用武力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使其改变了主意，拒不发布让关东军发动的敕令，已经出动到奉天的关东军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关东军为了破坏田中的“内科手术”路线，竟然下毒手炸死了张作霖。时为1928年6月4日事。田中既不能向日皇和元老西园寺保证的那样，公布肇事真相，也不能按军法制裁肇事凶手，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如果用春秋笔法来说，田中杀死了张作霖。对张作霖来说，生之者田中，杀之者亦田中。

1987年7月20日

---

[1] 本文是邹有恒先生生前未刊手稿。

[2] 邹有恒（1912年1月4日至2005年7月5日），原名邹文，于1932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继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在文学部学习西洋史，1937年毕业后再入大学院，专攻日本明治维新史。1946年8月至1949年1月，在国立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8年，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

[3] 1902年11月，张作霖所部250人被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共有五哨人马，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帮带（管带空缺），成了这支队伍的实际控制人。参见赵菊梅、曲香昆《从奉系军阀档案解读张作霖被清政府招抚之相关问题》，《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第118页。——编者注

[4] 福田実『満洲奉天日本人史：動乱の大陸に生きた人々』謙光社、1976、94頁。

[5] 高倉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上巻）、原書房、1981、324～330頁。

[6] 土肥原賢二刊行会『秘録土肥原賢二：日中友好の捨石』芙蓉書房、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