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

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1)跨文化学习理论方面: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式([德]Entwicklungsmodell interkultureller Sensibiltät),Oberg的“文化休克”([英]culture shock,[德]Kulturschock)模式,Kim、Gullahorn、Furnham、Torbiörn、Ward等的跨文化适应理论,Jensen、Knapp、Hammer、Furnham、Bochner等所涉及的“跨文化能力”和德语学术圈提出的“跨文化性”([德]Interkulturalität)等概念,Thomas的“跨文化学习”([德]interkulturelles Lernen)理论;(2)人际距离理论方面:Hall的人类学视角的空间距离理论及其他学者的非言语交际行为理论,Simmel、Park等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距离理论,另外,笔者在书中还将涉及Weber、Laumann等社会学视角上的社会距离理论,Brown、Gilman等社会语言学视角上的“权势”/“平等”原则,Leech、Brown和Levinson 等语用学视角上的礼貌原则等。在此基础上,本书广泛借鉴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观点和材料来丰富文章内容,深化本书的理论深度。

在本书中,笔者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跨文化([德]interkulturell)比较法。由于笔者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留德学生,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带有中国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在德国文化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要求笔者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他们在本文化和异文化中的心路历程和交往行为。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仅仅从中国文化或者德国文化任何一方出发进行观察与解释,都将无法全面揭示这一研究对象真正的学习过程,也就无法公正地评判哪些文化因素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产生了影响。因此,笔者选择从中德两种文化的对比中反思中国留学生的人际距离心理及行为的发展变化。

(2)跨学科([德]interdisziplinär)比较法。从本书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该课题呈现出一种交叉学科的性质。由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人际距离问题有所涉及,所以,对该问题的研究要想采用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无法实现笔者的研究目的。只有考察不同学科对人际距离问题的研究成果,才能为笔者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笔者在跨学科的意义上开创新的研究视角指明方向。

(3)量化研究([德]quantitative Forschung)方法。由于中国留德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想获得这一群体对人际距离的跨文化体验和整体感觉,需要在样本上达到一定的数量,方能体现出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笔者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学生在中德两种不同文化环境中对人际距离的理解与体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量化分析法。从研究方法上而言,中国学者以前主要习惯于使用定性方法,“而对定量的方法则不甚了解且用得不多。[……]所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在概念层次上做抽象议论的多,少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数据,少有量化的分析;如有统计数据,也只限于描述统计,仅有简单的百分数等统计量,缺乏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深入讨论”[3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已经有很大改观,量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蔚然成风。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笔者在本课题中也将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在对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过程中,笔者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极为广泛的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英]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该软件包功能十分强大,不仅可以进行数据的统计描述,而且可以从不同方面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归因等“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分析和讨论,并能对分析结果进行各种检验。但遗憾的是,如此强大的统计分析软件在中国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应用非常有限,而在中国德语界使用该工具进行的研究也寥寥无几[37]。笔者试图在本书中做一尝试,以期引起中国跨文化研究界对这一工具和方法的重视。

对问卷调查所获得信息的量化分析,将为笔者和其他研究者从中德两种文化视角出发对留德学生这一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变化进行比较提供相对充足的数据,也为进一步的质性研究提供一个解释语境。

(4)质性研究([德]qualitative Forschung)方法[38]。学习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而在异文化环境中对人际距离的体验与学习更是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要想考察这个心理发展过程,仅仅依靠问卷调查法及量化分析很难深入下去,所以笔者在大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了追踪访谈法,通过对有限数量的个体的两次半结构化访谈([英]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来考察这些个体在特定时间段内对人际距离的不同体验,从而可以动态地看出他们各自对该问题的学习轨迹。另外,由于笔者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进行课题研究,所以本身也是此课题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德国访学期间的个人经历和体悟为笔者更好地了解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环境,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一点可能正是研究者同时作为被研究者的参与式观察法([德]teilnehmende Beobachtung)的魅力所在。同样,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双方对所关注的问题的理解在互动中不断发展。这一研究方法使得研究本身成为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这个学习不是单方向的,研究者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得了某种认识,而被研究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是找到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加深了对所探讨问题的思考,为以后强化成功经验、规避消极经历做了思想准备,这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与上述研究方法相对应,本书的主要材料来源为:前人的研究成果、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追踪访谈获得的录音资料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主观理论结构图([德]Strukturbild der Subjektiven Theorie)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参与体悟。


[1]綦甲福、邵明:《全球化语境中的距离》,《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术动态课题组:《世界经济全球化研究现状》,《人民日报》1998年8月22日。

[4]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我国留学生而言,在异文化中的留学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相反,他们面对的经常是重重的困难与无尽的困惑。例如前几年发生在德国的与中国留学生相关的几个事件就给当地的留学生群体蒙上了深深的心理阴影:2002年8月6日,在路德维希堡打工的中国学生胡鹏被一德国工人杀害;2004年4月27日,汉诺威大学学生宿舍内发生中国学生凶杀案;2004年5月31日和6月3日,科特布斯市连续发生两起中国留学生被德国人袭击事件。参见曹喆《留学德国:从我做起 防患未然》,《神州学人》2004年第11期。2016年5月11日晚,就读于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德绍校区的中国女留学生李某某在外出跑步时失踪,后被证实遭两名当地人性侵和谋杀。参见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6/05-25/7881966.s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31日。2018年8月28日,在德国耶拿大学留学的中国山西籍留学生刘某遇害,嫌犯为越南籍。参见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29/c_1123343815.htm,访问时间:2018年9月2日。

[5]学者对留学生这一群体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具有学术兴趣而从事的相关研究非常之多,仅举几例如:Bochner,S.&P.Wicks,(eds.),Overseas Students in Australia,Sydney: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1972;Klineberg,O.&W.F.Hull,At a Foreign University: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Adaptation and Coping,New York:Praeger,1979;Jenkins,H.M.et al.,Educating Students from Other Nations,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3;陈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军红《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Pan,Yaling,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als Prozess:Modell und Konzept für das Germanistikstudium in China aufgrund einer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Sternenfels:Verlag Wissenschaft & Praxis,2008;史笑艳《留学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过程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潘亚玲《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王怀成:《德国大学欢迎优秀学生前来留学——中国在德留学生的状况及问题》,《光明日报》2010年9月20日第8版。

[7]DAAD,Ländersachstand:China,Kurze Einführung in das Hochschulsystem und die DAADAktivitäten,2018,p.22.

[8]实际上,上述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留德学生身上,在其他一些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同样存在这些现象。近几年的报纸杂志屡屡刊发相关的文章,互联网上有关的信息更是多如牛毛,而电视媒体也将镜头聚焦留学生活,如由留学生张丽玲自己筹资拍摄的10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于1999年12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吉林、重庆、南京、香港凤凰及日本富士等地方电视台播出;由广东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实片《留学生》现已播出“英伦的天空”“枫叶的诱惑”“浪漫法兰西”“梦牵德意志”等系列。从上述媒体的文章或节目中,可以对留学生活以及相关的问题窥得一斑。

[9]有关距离的思考最早源于笔者在导师钱敏汝教授为博士生开设的“跨文化研究”课程中所做的一个报告,题目为“Distanz”(距离),该报告以Wierlacher关于距离的论述为基础,其中涉及“距离作为交际的条件”([德]Distanz als Kommunikationsbedingung)、“距离作为对身份认同的保护”([德]Distanz als Identitätsschutz)、“距离作为认识论范畴”([德]Distanz als epistemische Kategorie)、“距离阐释学”([德]Hermeneutik der Distanz),参见Wierlacher,A.,Distanz,in:Wierlacher,A.& A.Bogn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3,pp.222-227。2004年参加“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笔者提交的论文《全球化语境中的距离》被录用并在大会上宣读,根据专家的点评修改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先生推荐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进一步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探讨了距离的消解与增大这一对矛盾,于2004年11月份参加同济大学主办的“中德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Auflösung der Distanz im Globalisierungskontext:Probleme und Lösungen,该论文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在德国出版,参见 Qi,Jiafu,Auflösung der Distanz im Globalisierungskontext:Probleme und Lösungen,in:Zhu,Jianhua,&Hans-R.Fluck,& Rudolf Hoberg,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Deutsch-Chinesisch,Frankfurt a.M.:Peter Lang,2006,pp.155-164。当时关于距离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宏观构架,主要是从现代科技、民族文化、东西方哲学等角度进行阐发,还没有跟中国留德学生在异文化中的人际交往联系起来。

[10]在德国访学期间,笔者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Duisburg-Essen-Universität)选修了交际学系Reichertz教授的“交际学理论基础”([德]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朱小雪教授的“中德交际问题研究”([德]Problematik der Kommunikation mit Chinesen),分别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视角获得了有关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与实践观点。另外,笔者在埃森人文科学研究所(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Essen)多次参加所长 Rüsen 教授(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Essen/Witten-HerdeckeUniversität)为其博士生开设的博士生论坛;参与由Rüsen教授和Straub教授(TU Chemnitz)主持的博士生项目“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能力”([德]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并参加了三次该项目举办的研讨会;参与Rüsen教授主持的项目“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关于文化、人性和价值的跨文化对话”([德]Der Humanismus in der Epoche der Globalisierung-Ein interkultureller Dialog über Kultur,Menschheit und Werte);多次参加埃森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有关文化理解与冲突、历史责任、道德伦理方面的研讨会或辩论。

[11]参见钱敏汝《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载方在庆编著《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12]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胡文仲对该学科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发展状况做了回顾与分析,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

[1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5]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513页。

[16]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513页。

[17]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8]Huntington,S.P.,Der Kampf der Kulturen,München/Wien:Europa Verlag,1996.

[19]参见钱敏汝《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载方在庆编著《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34页。

[20]参见Wierlacher,A.,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Zu ihrer Geschichte und Theorie.Mit einer Forschungsbibliographie,in:Wierlacher,A.& A.Bogn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3,pp.1-45。

[21]参见Bolten,J.,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in:Wierlacher,A.& A.Bogn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3,pp.175-182。

[22]J.Bolten教授在此领域著述颇多,此处仅列举几例:Bolten,J.(Hrsg.),Cross Culture-Interkulturelles Handeln in der Wirtschaft,2.überarbeitete Auflage,Sternenfels:Wissenschaft &Praxis,1999;Bolten,J.(Hrsg.),Studien zur Internationalen Unternehmenskommunikation,Waldsteinberg:Heidrun Popp Verlag,2000;Bolten,J.,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Erfurt: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Thüringen,2003;Bolten,J.(Hrsg.),Interkulturelles Handeln in der Wirtschaft,Positionen,Modelle,Perspektiven,Projekte,Sternenfels:Wissenschaft&Praxis,2004。

[23]姚燕对该领域研究成果做了简要分类,参见姚燕《论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中的伦理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第25—26页;姚燕《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问题初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7—11页。

[24]参见 http://www.ifim.de;http://www.ifa.de;http://www.sqt.siemens.de;http://www.cdc.de;http://www.language-office.de,访问时间:2006年10月30日。

[25]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8页。

[26]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前副院长朱建华教授2010—2015年担任该学会主席,他是首位担任此职位的中国日耳曼学者。

[27]参见冯亚琳《全国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科研工作总结报告(2005—2009)》,载贾文建、魏育青主编《中国德语本科专业调研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28]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9]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0]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31]参见 Liang,Yong,et al.,Ansätze interkultureller Germanistik in China,in:Wierlacher,A.& A.Bogn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3,p.604。

[32]参见朱小雪等编《外国人看中国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3]该专业的理论框架可参见钱敏汝《跨文化经济交际及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钱敏汝《跨世纪、跨文化、跨学科——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基本思路》,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德语组编《中国德语教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8页。

[34]Liang,Yong,et al.,Ansätze interkultureller Germanistik in China,in:Wierlacher,A.&A.Bogn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Stuttgart/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3,p.607.

[35]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页。

[36]严辰松:《定量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37]李媛、范捷平使用SPSS对“模式固见”([德]Stereotyp)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参见李媛、范捷平《跨文化交际中模式固见发展变化动态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

[38]从一般方法论的角度,中国研究者传统上将研究划分为定量与定性两类,这在学术界并无分歧,但近年来有人认为“定量”与“定性”这两个词并没有准确地概括这两类研究方法,因为“定量”容易使人认为仅仅给事物一个数量,而定性给人一种对事物仅仅做性质判断的印象,因此提出以“量化研究”或“量的研究”与“质化研究”或“质的研究”取代“定量”与“定性”的说法,这种提法有一定道理。参见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中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这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