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学习与人际距离研究
- 綦甲福
- 5778字
- 2025-02-15 02:09:31
第四节 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
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1)跨文化学习理论方面: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式([德]Entwicklungsmodell interkultureller Sensibiltät),Oberg的“文化休克”([英]culture shock,[德]Kulturschock)模式,Kim、Gullahorn、Furnham、Torbiörn、Ward等的跨文化适应理论,Jensen、Knapp、Hammer、Furnham、Bochner等所涉及的“跨文化能力”和德语学术圈提出的“跨文化性”([德]Interkulturalität)等概念,Thomas的“跨文化学习”([德]interkulturelles Lernen)理论;(2)人际距离理论方面:Hall的人类学视角的空间距离理论及其他学者的非言语交际行为理论,Simmel、Park等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距离理论,另外,笔者在书中还将涉及Weber、Laumann等社会学视角上的社会距离理论,Brown、Gilman等社会语言学视角上的“权势”/“平等”原则,Leech、Brown和Levinson 等语用学视角上的礼貌原则等。在此基础上,本书广泛借鉴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观点和材料来丰富文章内容,深化本书的理论深度。
在本书中,笔者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跨文化([德]interkulturell)比较法。由于笔者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留德学生,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带有中国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在德国文化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要求笔者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他们在本文化和异文化中的心路历程和交往行为。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仅仅从中国文化或者德国文化任何一方出发进行观察与解释,都将无法全面揭示这一研究对象真正的学习过程,也就无法公正地评判哪些文化因素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产生了影响。因此,笔者选择从中德两种文化的对比中反思中国留学生的人际距离心理及行为的发展变化。
(2)跨学科([德]interdisziplinär)比较法。从本书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该课题呈现出一种交叉学科的性质。由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人际距离问题有所涉及,所以,对该问题的研究要想采用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无法实现笔者的研究目的。只有考察不同学科对人际距离问题的研究成果,才能为笔者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笔者在跨学科的意义上开创新的研究视角指明方向。
(3)量化研究([德]quantitative Forschung)方法。由于中国留德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想获得这一群体对人际距离的跨文化体验和整体感觉,需要在样本上达到一定的数量,方能体现出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笔者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学生在中德两种不同文化环境中对人际距离的理解与体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量化分析法。从研究方法上而言,中国学者以前主要习惯于使用定性方法,“而对定量的方法则不甚了解且用得不多。[……]所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在概念层次上做抽象议论的多,少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数据,少有量化的分析;如有统计数据,也只限于描述统计,仅有简单的百分数等统计量,缺乏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深入讨论”[3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已经有很大改观,量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蔚然成风。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笔者在本课题中也将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在对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过程中,笔者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极为广泛的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英]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该软件包功能十分强大,不仅可以进行数据的统计描述,而且可以从不同方面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归因等“追根溯源、探究因果承袭”的分析和讨论,并能对分析结果进行各种检验。但遗憾的是,如此强大的统计分析软件在中国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应用非常有限,而在中国德语界使用该工具进行的研究也寥寥无几[37]。笔者试图在本书中做一尝试,以期引起中国跨文化研究界对这一工具和方法的重视。
对问卷调查所获得信息的量化分析,将为笔者和其他研究者从中德两种文化视角出发对留德学生这一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变化进行比较提供相对充足的数据,也为进一步的质性研究提供一个解释语境。
(4)质性研究([德]qualitative Forschung)方法[38]。学习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而在异文化环境中对人际距离的体验与学习更是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要想考察这个心理发展过程,仅仅依靠问卷调查法及量化分析很难深入下去,所以笔者在大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了追踪访谈法,通过对有限数量的个体的两次半结构化访谈([英]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来考察这些个体在特定时间段内对人际距离的不同体验,从而可以动态地看出他们各自对该问题的学习轨迹。另外,由于笔者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进行课题研究,所以本身也是此课题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德国访学期间的个人经历和体悟为笔者更好地了解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环境,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一点可能正是研究者同时作为被研究者的参与式观察法([德]teilnehmende Beobachtung)的魅力所在。同样,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双方对所关注的问题的理解在互动中不断发展。这一研究方法使得研究本身成为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这个学习不是单方向的,研究者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得了某种认识,而被研究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是找到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加深了对所探讨问题的思考,为以后强化成功经验、规避消极经历做了思想准备,这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与上述研究方法相对应,本书的主要材料来源为:前人的研究成果、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追踪访谈获得的录音资料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主观理论结构图([德]Strukturbild der Subjektiven Theorie)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参与体悟。
[1]綦甲福、邵明:《全球化语境中的距离》,《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术动态课题组:《世界经济全球化研究现状》,《人民日报》1998年8月22日。
[6]王怀成:《德国大学欢迎优秀学生前来留学——中国在德留学生的状况及问题》,《光明日报》2010年9月20日第8版。
[11]参见钱敏汝《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载方在庆编著《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12]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胡文仲对该学科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发展状况做了回顾与分析,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
[1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5]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513页。
[16]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513页。
[17]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8]Huntington,S.P.,Der Kampf der Kulturen,München/Wien:Europa Verlag,1996.
[19]参见钱敏汝《论跨文化研究的要旨》,载方在庆编著《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34页。
[25]参见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8页。
[26]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前副院长朱建华教授2010—2015年担任该学会主席,他是首位担任此职位的中国日耳曼学者。
[27]参见冯亚琳《全国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科研工作总结报告(2005—2009)》,载贾文建、魏育青主编《中国德语本科专业调研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28]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9]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0]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32]参见朱小雪等编《外国人看中国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5]胡文仲:《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载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