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徐盈短篇小说创作述论

徐盈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他和夫人子冈在新闻界叱咤风云，创造了事业的辉煌。储玉坤1939年出版其后来颇有影响的著作《现代新闻学概论》[1]，内中推崇徐盈和范长江、陆诒、曹聚仁的战地通讯“最为著名”[2]。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开设大一国文课，曾为学生选定课外读物二十种，其中就有徐盈和范长江的新闻通讯新著各一册，“放在最前面，表示特别重视”[3]。《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在几十年后仍然难以忘怀徐盈的新闻成就，称其“当时固傲视群伦，今天仍罕见其匹”，“在抗战八年中，我还没遇到像徐盈这样肯钻研、肯下功夫以及有广泛智识的记者，能与他并行当时”[4]。徐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他从中学时就开始文艺活动，创作了一大批有特色的小说力作[5]。也许是因为徐盈作为记者的声誉过隆，掩盖了他的文学成就，人们几乎忽略了他作为作家特别是优秀小说家这一事实，迄今似乎仅有陈思广先生论及其长篇小说《苹果山》[6]。鉴于徐盈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和长篇已有陈思广先生的研究等情况，本文拟对徐盈的短篇小说创作进行述评。

一

徐盈（1912—1996），原名徐绪桓，字奚行，山东德州人。他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北平大同中学、保定河北农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5年大学毕业后任陇海铁路郑州苗圃、海州枕木防腐场工务员。1936年底进入《大公报》任练习生、外勤记者，后来升任采访部主任、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北平和平解放后，徐盈在由《大公报》天津版改版而成的《进步日报》担任领导工作，1952年调往北京，历任政务院宗教管理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徐盈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文艺活动，1930年与左翼文艺青年金丁等组织“啸社”，编辑《社会晚报》副刊[7]，1931年参加“《北斗》读书会”，同年由孙席珍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8]。在中学期间，徐盈还曾捐出《一个穷苦青年的经历》（《青年界》征文应征作品，刊于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不菲的稿酬作为办刊经费，与金丁、芦焚（师陀）创办文艺刊物《尖锐》。[9]1932年徐盈进入保定河北农学院学习，担任该校“左联”小组负责人，发展“左联”盟员十余人。[10] 1933年徐盈离开保定后，继续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比如1936年曾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呼吁文艺工作者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进行英勇斗争。[11] 抗战期间，徐盈长时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候补理事[12]，参加“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担任小说座谈会（后改称“小说晚会”）主持人[13]。

当然徐盈最主要的文艺活动还是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他发表、出版了不少的小说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至全面抗战爆发，可以视为徐盈小说创作的前期（尝试期）。他是通过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登上文坛的，该刊经常刊登他的作品，其《父与子》《一个中学生所讲的》《冬》《一个工人》《萤》《避》《同学录》（系列短篇，包括《第一个恋人》《英雄》《家》《三个“九一八”》《林韵》《霜》）等短篇小说相继发表于此。徐盈是“左联”的成员，他前期的小说也有不少发表在“左联”的刊物上，如《旱》《福地》发表于姚蓬子、周起应（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春汛》《两万万》发表于张盘石、陈北鸥等主编的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粪的价格》《七月流火》发表于北方“左联”成员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此外，徐盈前期的小说还散见于《文学导报》《东方杂志》《文史》（北平）、《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报刊。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徐盈小说创作的后期（成熟期）。此时期作为记者的徐盈非常忙碌，但仍然坚持小说创作，《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时与潮文艺》《文艺月刊·战时特刊》《中原》《文学月报》（重庆）、《战时文艺》《文学创作》《文艺先锋》《中苏文化》《学习生活》《天下文章》《民主世界》等报刊上面都有他的作品面世，如《新的一代》《禹》《汉苗之间》（即《方委员》）、《十年》（即《东北角》）等发表于《抗战文艺》，《征兵委员》《劝善的》等发表于《文艺阵地》，《汉夷之间》（即《汉夷一家》）等发表于《七月》，《新约篇》《汉藏之间》（即《藏家小姐》）、《学兵记》《入伍后》等发表于《时与潮文艺》。这一时期徐盈还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14]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有《前后方》（建国书店1943年版）、《战时边疆的故事》（中华书局1944年版）等，长篇小说即《苹果山》（人间出版社1943年版）。

徐盈的一些短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收入不同的新文学选本。如《征兵委员》1938年发表于《文艺阵地》后，被收入新流书店1940年9月出版的《八十家佳作集》。《八十家佳作集》选取1935—1939年的100个短篇结成集子，分为十辑，其中第十辑《火拼》收录了白朗《清偿》、杨朔《火拼》、天虚《火网里》、徐盈《征兵委员》等作品。编选者很看重《征兵委员》，在丛书的总序中还特别提及这篇作品：“我们在这《抗战前后八十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赈米》至《征兵委员》虽是中国的残留的恶势力在作祟，然而经过了《火拼》以后，不用说《包身工》的契约要废除了。”[15] 涛汇出版社1940年11月出版“涛汇文丛”，第一辑收录彭慧《九秀峰下》、骆宾基《千人塔下的声音》、周冷《胡队长》、丁乙《金行长》、徐盈《征兵委员》、李励文《一个小学校长的奇遇》、端木蕻良《泡沫》、寒波《两县长》、易丹《迁厂》9篇小说，将这一辑直接命名为《征兵委员》，对徐盈《征兵委员》的推崇也可见一斑。再如《向西部》（即《报告》）1940年发表于《中苏文化》杂志第6卷第5 期后，得到作家、翻译家徐霞村的青睐，几次将这篇作品收入他主编的小说选集之中。1942—1943年，徐霞村编选了《小说五年》，由建国书店印行。《小说五年》一共三集，收小说三十余篇，多为名家名篇，包括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和红萝卜》、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端木蕻良的《风陵渡》、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的消遣》、艾芜的《纺车复活的时候》《秋收》、茅盾的《某一天》、巴金的《某夫妇》、鲁彦的《陈老奶》、司马文森的《吹号手》、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荒煤的《支那傻子》、沈从文的《王嫂》、郭沫若的《月光下》等。徐盈的《向西部》也被选中，并作为第3集的第一篇。1946年，徐霞村编选的《名著选集》由建国书店出版，其中第六种以徐盈的《向西部》命名[16]。此外，尚有《新的一代》被收入《抗战文艺丛选》（李辉英编选，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1942年版）、《汉苗之间》被收入《后方集》（茅盾、巴金、沙汀、艾芜等著，天下图书公司1946年版）、《福地》被收入《丰收》（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选编，印工合作社1944年版）等。

徐盈的一些短篇小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仍显示出其多方面的价值，或被收入权威选本，视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或在数十年后仍被当年的读者提及。他的《旱》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4集（小说集二·短篇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汉苗之间》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4集（短篇小说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征兵委员》《新的一代》被收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3编小说第3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黑货》被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老作家孙犁晚年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阅读徐盈《福地》等作品的情况，称其为“叫人记得住的小说”：“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为《两种人》。”[17]

二

徐盈、子冈夫妇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已有几年的文学创作经历，文学功底扎实，因此陈纪滢在谈及他们新闻方面的成就时说：“他们夫妻二人，与其说新闻成全了他们，倒不如说文学促成他们在新闻上的成功。”[18] 陈纪滢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文学促成新闻，新闻也促成文学，对于徐盈而言，新闻与文学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新闻行业的从业经历使得徐盈见闻广博，视野开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穿透力，这一点特别影响到他小说的取材，题材宽泛而具有尖端性和开创性，是徐盈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

徐盈初登文坛之时，其小说创作的取材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同学录》写李荣等一群青年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毕业后的不同人生道路，《一个中学生所讲的》写严酷的考试淘汰制度对青年学生天性与生命的扼杀，《冬》写青年学生查禁日货的爱国行为，《萤》《一个工人》写青年知识分子离开学校后在职场的打拼，《春汛》写一个从前线回到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迷茫，《福地》写学潮失败后青年学生在监狱遭受的非人待遇，《蚁》写一群乡村知识分子为一个革命青年举行的葬礼。二是农村的状况。如《两万万》《粪的价格》写外国资本输入、产品倾销造成农村的破败与凋敝；《领粥》《水后故事》写水灾之后的惨况，前一篇中粥场突然关闭，衣食无着的灾民哀告无门，后一篇中灾民聚集在地势较高的蜈蚣岭躲避水患，却被保安大队当作土匪剿杀，连窝棚也被焚毁“以绝后患”； 《七月流火》《旱》写大旱之年官绅勾结，不顾灾情催缴欠租，抬高粮价，终于激起灾民的反抗怒火。

进入《大公报》工作之后，徐盈走南闯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视野更为开阔，小说创作的取材也更为宽泛。他既写现实（以《征兵委员》为代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现实题材），也写历史（如《禹》）；既写前线的火热（如《范筑先》《战长沙》），也写后方的庸常（如《历史的命运》《当死亡远离的时候》）；既写国统区（如《黑货》《向西部》），也写沦陷区（如《苹果山》《十年》）；既写边陲之地的少数族群（如《藏家小姐》《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也写远赴异域谋求生路而不忘回报祖国的华侨（如《梁金山》《三六九一公里》）和居住在中国的各色各样外国人（如《新约篇》《闺情》《哑》）；既写乍现的光明（如《新的一代》《民权初步》），也写残留的黑暗（如《日常生活》《新事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他笔下有所反映。

孙犁曾经这样分析徐盈的《福地》和金丁的《两种人》让他难以忘怀的原因：“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19] 这里实际上道出了徐盈的小说在题材方面的一个特点——写“尖端”题材，即时人最为关注的重要题材。

在徐盈小说创作的尝试期，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一特点。比如1928—1930年华北、西北、西南13 省大旱，受灾人口1.2 亿人，饿死300 万人以上，1931年长江、淮河流域16省又遭受百年未遇的洪灾，受灾人口1 亿人，淹死20万人以上，死亡370万人，自然灾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徐盈创作了《旱》《七月流火》《领粥》《水后故事》《疫》等一系列作品来表现灾害，这些作品既写天灾，也写人祸以及灾民的觉醒和反抗，和丁玲被人称道的《水》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1930年前后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外国资本、商品大量侵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面临破产，农村经济凋敝，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又一焦点，徐盈创作了《粪的价格》《两万万》等作品来予以表现。《粪的价格》中农民丰收了，可是用来肥田的粪却卖不出去，农人们皱着眉头感叹：“好年头乡下人也是照样过不去，照样不够还账的，丰收又有什么用，田里还上什么粪呢？”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表现“丰收成灾”的作品。《两万万》中政府向外国借的价值两万万的麦、棉，《粪的价格》中在穷乡僻壤倾销的肥田粉（化肥），也让人想到《春蚕》中的洋纱洋茧、《多收了三五斗》中的洋米洋面，小说于不经意间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进入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后，作为新闻记者的徐盈感觉更为敏锐，更能感应时代的脉动，聚焦于民众最为关注的题材。比如，军队是国家的干城，战争期间军队的来源和素养更是关乎国运民生，徐盈用艺术的形式对民众关心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他的《征兵委员》既暴露了义务兵役制遭遇地方实力派抵制的问题，也刻画了秉公执法的征兵委员吴克家的刚正形象，表现了底层民众对义务兵役制的支持，是最早问世的兵役题材的佳作之一。《入伍后》《学兵记》《一个兵的成长》《干部手记》《当死亡远离的时候》《烦》等一系列作品则表现了知识青年的从军经历，描述了他们进入军队之后的遭遇以及他们对现实的困惑、对未来的希冀。又如，西南、西北等地是支持抗战的大后方，在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后方的经营、开发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徐盈的一些作品表现了政府经营、开发大后方的情形（包括其中滋生的一些负面问题）。 《向西部》中，省农业实验分场两位年轻的技术人员立志振兴西部农业，在得不到高场长支持的情况下，他们自谋出路，果断拜会郑司令、包神父等头面人物，积极谋求支持推广植棉，终于取得初步成效，连“倮倮”[20] 也羡慕得偷窃了“特约农户”的棉种去自己的地里种植。《黑货》中虽然各路势力都在大显神通，抢购地上的“黑货”（烟土），中央某高级学术机关派来的“我”探究的却是地下的“黑货”（矿产）。再如，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近代以来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与美、英等国重订“新约”，受到举世关注，徐盈迅速写出《新约篇》予以表现。

作为记者，徐盈的新闻报道是以开创性著称的，他关于红军长征后江西老苏区状况的报道、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战术和群众工作的报道、抗战时期西北各省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的报道、解放战争时期马歇尔军事调停的报道等，都以其内容上的新颖而产生重大影响。他还是“中国经济报道的先行者”[21]，他的系列经济通讯和对工商界人士的报道（后结集为《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出版）突破了新闻报道偏重于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窠臼。也许是新闻记者的敏锐使然，在小说创作的取材方面，徐盈同样也表现出很强的开创性。前述写知识分子从军经历的系列作品、写后方资源开发的《向西部》和《黑货》，以及写乡绅怎样一步步走上抗日道路的长篇小说《苹果山》，等等，就题材而言在抗战文学中是很少见的。兵役题材虽然在抗战文学中很流行，但徐盈的《征兵委员》1938年7月发表于《文艺阵地》第1卷第6期，比洪深的《包得行》（1939年夏创作，8月开始公演）、艾芜的《意外》（1940年7月创作，同月发表于《现代文艺》第1 卷第4 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年11月创作，12月发表于《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吴雪等人的《抓壮丁》（1943年在延安修改完成）等兵役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问世都要早，也是有一定开创意义的。题材方面的开拓，是徐盈对抗战文学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除上面简略提及的外，徐盈小说在题材方面的开拓，特别表现在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国际题材两个方面。

在“三十年”现代文学的前两个“十年”里，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比较少见，艾芜、周文、马子华是这一领域寥寥可数的开拓者。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边疆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广大知识分子也因为京沪文化中心的陷落而获得了深入边疆的机会，边地与生活于边地的少数民族开始受到文学较大程度的关注。在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初次勃兴中，徐盈很有代表性。其他作家也创作此类作品，如阳翰笙的《塞上风云》、老舍和宋之的的《国家至上》、郭沫若的《孔雀胆》、臧云远等的《苗家月》、罗永培的《喜马拉雅山上雪》、王亚凡的《塞北黄昏》、风露的《巴尔虎之夜》、马子华的《滇南散记》、邢公畹的《红河之月》、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布德的《赫哲喀拉族》、青苗的《特鲁木旗的夜》等，但大多是偶尔为之，徐盈却在这一领域执着耕耘，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作品，还出版了纯粹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集《战时边疆的故事》，其中包括《报告》《汉夷一家》《方委员》《我的哥哥在段上——吴监工员的故事》（即《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藏家小姐》《东北角》等8篇作品[22]，从作品数量来讲可以视为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代表作家。上述其他作家的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而言的，其中一部分作品无涉民族风情（如尽管《孔雀胆》中的段功为白族，阿盖为蒙古族，作品也思考民族关系，提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却少有对白族、蒙古族独特风情的表现），而徐盈的《报告》《黑货》《汉夷一家》《方委员》《我的哥哥在段上》《藏家小姐》等作品书写彝、苗、傣、藏各族在时代风云中的巨变，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表现真切细腻，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思考深邃睿智，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徐盈也可被视为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代表作家。最后，上述其他作家的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以戏剧居多，小说比较少，只有《红河之月》《乌兰不浪的夜祭》《赫哲喀拉族》《特鲁木旗的夜》等不多的篇什，徐盈《战时边疆的故事》等作品的出现，弥补了小说创作在边地与少数民族题材方面的不足，实现了小说与戏剧两种文体在这一题材类型上的基本平衡。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不再是自足的中国，而是同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许是因为作家们对国际事务比较生疏吧，国际题材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多见。作为新闻记者，徐盈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际事务，他因此也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对国际题材做了很好的尝试，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作品。《梁金山——一个开发者的故事》《三六九一公里》写华侨在国外的创业史和眷念、回报祖国的赤子之心。《梁金山》中的梁金山是云南人，年轻时生活困窘，不得已到缅甸“走夷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业，梁金山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他不愿享受，而是要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宋哲元的大刀队在喜峰口砍杀东洋兵时，他寄去花银两千两；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时，他又捐献纹银三千两；当滇缅路开始修筑的消息传来时，他激动不已，联合其他华侨捐献卢比十七万盾（其中他一人捐献十一万三千盾，占其财产的一半），在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怒江上修建一座纯钢的铁桥；仰光即将失守时，他又组织华工前往抢运军火。《三六九一公里》中的王发财是河南人，因战乱而到甘肃、新疆一带跑骆驼，后被重价雇到土耳其斯坦种棉花，出关时带了一包祖国的土，“有个水土不服，冲点土喝了就好了，想家的时候就着鼻子多闻它几口”。三十多年过去了，带去的土“吃完了闻完了”，思念祖国的心情更为急切，下定决心“把这身老骨头带着口气回到中国”，终于得到为友邦车队做翻译和向导的机会，走完3691 公里的征程，回到了故国。《新约篇》《闺情》《哑》等作品则表现了各色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新约篇》中的美国老人培义理是个守义又守理的“中国之友”，他在中国服务几十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生前“看到中国复兴”。当他得知一群在中国的美国兵酒后胡闹之后，立即把这事报告给他们的长官严惩，并强忍失去儿子的悲痛，劝告他们“同盟国家是整个的”，“白人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新约签订以后，尤其要自重自制”。为了“新约”的签订，他还在家里举办了茶会，发表了出自肺腑的感言：“我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对中国就像爱自己祖国一样的人。当我听到外国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的时候，我，又是难过，又是高兴，难过的是，这本是我们外国人加给他们自己的一种羞耻，高兴的是，我这个看着中国生长，高唱过对华亲善的人，我的希望达到了，这以后中国人怕再不会像早年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样的聚集起来杀洋人了，因为，这次订新约，应当说是洋人认了过去的错误，我盼望这以后能够不犯错误。”《闺情》中的威廉姆和培义理截然相反，他是一位帮着中国打内战的军人，靠着军火半年之内就在中国发了大财，得到奉调回国的命令时很失落。当他得知可以继续待在中国服役后，喜不自禁：“这一个金黄色的梦境可以继续了，那些艳丽的苹果并没有从手中脱出，所有的享受不至于转到另外的一个名字底下，五个佣人的笑脸仍然是毫不吝惜地用托盘一个继一个地贡献给主人……”《哑》中的绿娃是个沦落的金发白肤美人，她的丈夫是个怯懦的亡国奴，因为欠了暴发户黄医生的钱而把她抵押给黄医生。绿娃在黄医生身边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内心却痛苦不堪，她在黄医生面前从不开口说话，以致不少人把她当作哑巴。《新的一代》《国际汽车队》表现了苏联对中国的国际援助以及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苏联“新的一代”，驾驶着“肥饱得犹如蛤蟆肚皮”的重载汽车，从中亚细亚出发，穿过茫茫的戈壁荒漠，长途跋涉至中国兰州。“他们带来虽是些有限的弹药，然而更感谢的是无限的兄弟间的崇高热情。”黄皮肤的中国司机接收了车队，“热情的眼睛里发出了感谢的光芒”，他们发动这些汽车，踏上新的征程。“国际汽车队是不停息地，像蚂蚁在大地上爬着似的，从西北向中原挺近，艰苦地运送着抗战的必需食粮。”此外，徐盈国际题材的作品尚有《德意日》，写一位混血女性静子在日本丈夫的挟持下充当日方间谍刺探情报最终败露的故事，在当时也算稀有。

三

在小说创作的前期，徐盈作为新人登上文坛，他接受了左翼文学的观念，创作了一些符合左翼文学规范的作品，但难免有些稚嫩，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里以徐盈1932年发表的《旱》为例来说明。这篇小说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是徐盈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如果我们把《旱》和丁玲1931年问世的《水》进行对读，就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速写式地描写自然灾害；都揭示了造成灾害的社会原因，表现了阶级的对立、人民的觉醒和反抗；都着力于群像的塑造，“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且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23]。联系两篇作品创作的时间以及《水》问世后被左翼批评家树立为“新的小说”的标杆、徐盈早年参加北方“左联”活动等情况来看，《旱》受到《水》的影响是有依据的。也许正是因为受到《水》的影响，《旱》没有克服《水》“结构简单而单调，人物有群像而无个性，叙述平铺直露，人物语言和对话刻意‘短语化’和粗陋化”[24] 等艺术上的缺陷。

进入小说创作的后期后，徐盈的阅历增长，艺术修养更为深厚，其小说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色。这种个性与特色应该说也与他在新闻行业的从业经历相关，新闻记者的敏锐不仅使得他能够在小说的题材方面大胆开拓，而且使得他能够对题材包含的意蕴进行深度挖掘，他的短篇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以意蕴的丰富厚重见长。情节相对单纯而意蕴丰富厚重，是徐盈短篇小说的另一显著特点。

徐盈似乎无意于在故事情节的编织方面下功夫，其小说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一般都相对而言比较单纯。如《汉夷一家》写汉、彝等族民工修筑飞机场，唯一的波澜是彝工切那的受伤和治愈。《方委员》没有聚焦于苗民因盐荒而围城月余的突发事件，表现汉苗之间的紧张对立，而只是将苗乱作为背景，重点讲述了苗乱平息后县府视察委员方铁生对苗乡的一次视察，一路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凶险的事情发生。《我的哥哥在段上——吴监工员的故事》中公路段上的汉人吴监工员与摆夷（傣族）姑娘小奴结合而又分离，两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按说大有文章可做，但小说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小奴的妹妹小安的朦胧感情上，并没有演绎吴监工员与小奴的悲欢离合，吴监工员居然自始至终都没有登场。《藏家小姐》中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方庆生、当地保安司令洪天金的妹妹洪五小姐、蒙古王子之间产生了感情纠葛，但洪五小姐直到小说结尾才正式露面，作为准情敌的蒙古王子、方庆生也仅仅只发生了一次语言上的交锋。《三六九一公里》记载王发财老人絮絮叨叨讲述自己走过3691公里的见闻，可以说“几乎无事”。《向西部》写作为技术人员的“我”到西部推广植棉计划，因得不到高场长支持而失败，但小说并没有着力展示“我”与高场长的矛盾冲突，情节并不复杂。

然而单纯并不意味着单一、简单，新闻记者的敏锐使得徐盈能够在相对单纯的情节中挖掘出丰富厚重的意蕴。下面以几篇边地和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为例进行说明。

《汉夷一家》通过彝工下山修筑飞机场、切那的受伤和治愈等情节，表现了汉彝关系的变化、彝族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彝人国家意识的萌生。彝人过去是时常劫掠汉人的，这次却响应政府号召，走出大山和汉人一起修起了飞机场。彝族社会等级森严，以血缘确定尊卑， “黑骨头”作为贵族拥有特权，“白骨头”只能是被统治者，但是抗战的爆发却使其发生了变化，血缘不清的炕知进了成都的军校，当上了工地的小队长，那些血统纯正的黑骨头都得接受他的管理，甚至那可以宣布神谕、无人敢于反抗的比母，也对他有了几分忌惮、礼让。切那受伤后，彝工们寄希望于比母，总队长悄悄请来军医治好切那的伤，却又并不说破。比母在总队长的暗示下，为中国占出了“吉祥”之卦，“中国的国运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要心齐”。在总队长的耐心引导下，汉彝之间的矛盾化解，彝工的工效和认识都有了提高。当黑夜中被哨兵问起口令时，彝工不再像以前一样吓得四散奔逃，而是能够响亮地发出“中—国—人”的应答。

《方委员》中方铁生进入苗乡不过两三天，参加了一场富有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看到的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可是小说却通过方铁生有限的见闻传达了对民族关系的深入思考。方铁生与龙保长的闲聊揭开了历史上汉苗关系的帷幕：苗家对汉家平素十分驯服，即便是苗家的地主，也要找个汉人作为主人以寻求庇护，连姓也跟着主人姓，“借”了主人的姓，就得在皇粮之外按年度孝敬主人“私粮”。方铁生听来的苗歌则解释了驯顺的苗民何以暴乱的社会根源：“米不难——/苞谷红薯也可餐呀。/菜不难——/莱菔白菜也送饭呀。/酒不难——/谷酒也能解馋涎呀。/柴不难——/草根树皮也能燃呀。/只有官盐实在难呀，/没有白银买不来呀。”“我们乡长大发财呀，/我们保长吃饱盐呀，/我们甲长平平过呀，/我们百姓太可怜呀，//你们乡长大发财呀，/你们保长吃饱盐呀，/你们甲长平平过呀，/你们百姓太可怜呀，//家家乡长大发财呀，/家家保长吃饱盐呀，/家家甲长平平过呀，/家家百姓太可怜呀。”

《我的哥哥在段上》通过一对摆夷（傣族）姐妹的婚恋，反思了滇缅路的开通给摆夷社会带来的转型阵痛。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这是横断山脉里的一块平坦的坝子，稻子像黄毡子般地盖着，一年四季也不曾脱掉青春的颜色，遥远处的大山却又一年四季披着亮白色的云顶，这两年来，公路像是一把刀，单刀直入地把外界和这块坝子联系起来，使地方上大大骚乱了一阵，有些壮年出去‘走夷方’走得更远了，有些老人的老骨头在筑路时死了……外来的人和外来的物品一天天加多，特别是外来人的生活，眩耀着土著少女的春心，而这一带地方少女的美丽，也同样使外来人沉醉了，爱情与金钱，私欲与虚荣，暴力与懦弱，原始型的这块沃土上开始生长着不规则的幼苗，开了畸形的花朵结了畸形的果实。”滇缅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变了摆夷人的生活，摆夷人与现代社会发生了联系，可是也失去了某些原始、质朴的东西，小奴因此酿成了与吴监工员的婚姻悲剧，小安也因此难以决定是否接受小菩毛（青年男子）老弓的追求。老弓得不到小安的爱，愤激地说：“汉人把公路带来了，汉人把罗里（汽车——引注）带来了，汉人把卢比（缅币——引注）带来了，汉人把瘟疫带来了，汉人把小菩萨（青年女子——引注）的心带走了，汉人再不走摆夷就要被他们吃光了。”涉及滇缅路开通的文学作品不少，要么表现筑路的困难，要么歌颂公路筑成后发挥的巨大作用，像徐盈这样反思公路的开通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转型阵痛的作品恐怕并不多见。

《向西部》中“我”在宁宁河边推广植棉的情节看似简单，却反映了地方军阀、倮倮头人、外来宗教等各种势力在当地的角力。当“我”改进农业的计划被高场长无期限拖延时，曾去拜会郑司令官和包神父。为什么要去拜访他们呢？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土地、有势力。郑司令官是地方军阀的代表，他的住宅最为庞大，“可以经常地住着百多宾客，特为西藏毛（牦）牛和雪山白熊造了宿舍”；拥有城市附近最为肥沃的水田，防区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他亲自过问。代郑司令官接待“我”的牛参谋是倮倮头人的代表，他是一位汉化了的黑骨头，拥有环山的领地和众多的娃子。牛参谋朴实而开通，他承认植棉织布让老百姓有裤子穿是好事情，但却不敢贸然答应让自己的娃子在领地里种棉花：“我可不敢答应你，我得问了郑司令官，他说，行，我也就说，行。你们都知道我有娃子，你们不知道我是郑司令官的娃子，明白了吗？我要问他。”包神父则是外来宗教的代表，主持着当地的天主堂。虽然郑司令官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天主教的势力也不可小觑。“宁宁河的两岸，大半的好地又都是教堂的产业，神父们可以自由出入蛮区，不受丝毫的障碍”。“短短二十年，老百姓对于教会的感情整个变换，过去是嫉视是痛恨，如今是羡慕，是阿谀，甚至县政府有些公事，都要事先到教堂里来商量一下”。包神父们给彝区带来了山洋芋、落花生和白粒的大苞谷，还设立学校培养了人才，对彝区的进步确有贡献，可是教堂的出版物“有些是秘本在该国参谋部里保存着”，加之干预“公事”等恶行，其侵略性质也不容抹杀。一次不起眼的拜访，却反映了彝区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意蕴不可谓不丰富。

当然，徐盈后期的短篇小说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方面也很成功。

好的小说，通常能够塑造立得住的人物形象，徐盈后期的小说正是如此。他后期小说中的人物，避免了前期个别作品的脸谱化，性格鲜明而独具价值。比如《德意日》中的女间谍静子，就完全不像一般的间谍形象那样狞狰、狠毒，作品写出了她失去爱子的悲痛、被胁迫的无奈、作恶时内心的犹疑，人性内涵使得这一形象真实可信，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甚至徐盈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往往也性格鲜明，让人“记得住”。比如《向西部》中的省农业实验分场高场长，虽然出场不多，却因其种种可笑的言行而令人难忘。高场长原在下江做官，因“国战越打越利害，飞机一天天的在头上下蛋”而返回西部故乡，谋得场长职位。农场只有五亩地，高场长却将其分为作物、园艺、森林苗圃、蚕桑、畜牧五部。所谓“作物”就是送点种子给特约农户去种，收成以后还种；所谓“园艺”，就是在场地中央的肥地里种些花草、蔬菜；所谓“森林苗圃”，就是场地四周围墙边的杂树；所谓“蚕桑”，就是从山上移栽几棵栎树来养野蚕，是否成活也全然不管；所谓“畜牧”，就是一头拉车的牛（后来瘟死了）、几只羊（托给羊倌在山上放，遇到有人到场里参观，就赶下山来，参观完再赶回山上）。高场长让自家的花匠充当农场的工头，自己几个月都不到场里，躲在城里的豪宅里吹鸦片，或者拿着园艺部种植的花草、蔬菜去交际，俨然地方上的领袖人物。当怀揣振兴西部农业梦想的技术人员“我”来到农场时，高场长一再表示敬佩“我”的“青年精神”，以后要“仰仗大力”。面对“我”提出的改进计划，高场长一边满口“好极好极”“对极对极”，一边拖延、破坏，直至动用关系以“人地不宜”为由将“我”调回总场。“我”临走之时，高场长还要惺惺作态：“这怎么说的，这怎么说的，你来了这么久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谈一次，你老对于农场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小说对高场长着墨不多，一个营私舞弊、敷衍塞责、口蜜腹剑的抗战官僚形象却跃然纸上。

对于社会的阴暗面，徐盈是毫不回避的，他塑造了不少同高场长一样的负面形象，如《新事业》中以“新校舍的落成”作为“新事业的开始”而将前任校长辛苦购置的仪器设备或出卖或送人的大学校长任必达，《黑货》中为抢购鸦片而明争暗斗的郑司令官、柳顾问、汪处长、吴经理，《日常生活》中大发国难财的潘行长、司空秘书、刘专员，《征兵委员》中横行霸道、抵制征兵的朱区长，等等。在讽刺、暴露成为大后方文学主潮的当时，塑造高场长这样的负面形象还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徐盈还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官员形象。《汉夷一家》中的总队长，为修筑机场殚精竭虑，白天骑着两轮车在工地巡视，深夜还出来巡查。他随时关注夷工，鼓舞他们的工作热情，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总队长也很讲究工作方法，夷工切那被误伤，生命垂危，夷工们寄希望于比母，总队长悄悄请来军医为切那诊治，却并不说破。切那的伤治愈后，总队长又利用夷工对比母的崇拜，请他为中国占卦。比母在总队长的暗示下，宣布结果为“吉祥”，“中国的国运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要心齐”。经过总队长耐心细致的工作，汉夷之间的矛盾化解，夷工的国家意识也得到增强。《方委员》中体恤民情、不贪钱财的视察委员方铁生，《征兵委员》中秉公执法、委曲求全的征兵委员吴克家，《新的一代》中忠于职守、老当益壮的刘招待主任，都是官员中的正面形象。现代文学作品中，正面形象多为底层民众，官员、绅士等上层人物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徐盈短篇小说中一系列正面官员形象和其长篇小说中正面绅士形象的出现[25]，是对“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这一现实的真切反映，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徐盈后期小说大多以边陲之地为背景，因而其环境描写具有浓郁的区域与民族特色。如《四十八家》首节的一段描写：“小安和老弓所在的这个区域，正是大庙背后，一湾浅浅的水流，当姑娘们每天群集在这里洗澡时，菩萨的眼光直勾勾地向前望着，决不会转回头来，不必怕泄露任何春光，到夜晚，一棵棵的大榕树都成了天然的靠背椅，丛丛的修竹落下的叶子又铺成了天然的地毡，宽大的香蕉叶子像巨大的屏风似的，把每个角落罩得严严的，掩盖不住的只有那些愉快的声音。”榕树、修竹、香蕉，是典型的南疆风景，而大庙里供奉的菩萨、群集着沐浴的姑娘、青年男女幽会时愉快的声音，又传达出摆夷族特有的民族风情[26]。

徐盈后期小说社会环境的描写非常成功，如《方委员》借哀婉的苗歌巧妙解释了苗民暴乱的社会根源，是社会环境的一种表现方式。又如《黑货》中奉官府命令铲掉麦苗后种植的遍地鸦片、因难以生存而抢劫杀人的倮倮，《汉夷一家》中享有无限威望的比母、因血统纯正而敢于顶撞小队长的黑骨头，《藏家小姐》中金碧辉煌的喇嘛寺、青稞面做成的抗击风云雷雨的“赛尔都”、边民们交纳给喇嘛以保证丰收的保险费等，都是富于区域、民族特色的社会环境。这些社会环境描写，如实地表现了边地的社会状况，不仅渲染了氛围，而且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主题。

文学促成新闻，新闻也促成文学，文学功底的扎实促成了徐盈新闻事业的成功，新闻行业的从业经历又促成了徐盈文学创作的独具个性与特色。题材宽泛而具有尖端性和开创性、情节相对单纯而意蕴丰富厚重，是徐盈后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两个显著特点。正是新闻记者的敏锐，使他能够捕捉时人最为关注的话题并实现小说创作题材的新开拓；也正是新闻记者的敏锐，使他能够在相对单纯的情节中挖掘出丰富厚重的意蕴。徐盈的短篇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一定的纪实性，也可以理解为文学与新闻的融合使然。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作为新闻记者的徐盈，其短篇小说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文学与新闻的融合？这给抗战文学带来了哪些新质？有没有带来小说观念、小说文体等方面的更新？这些或许是比单纯讨论徐盈的短篇小说本身更有意义的话题。

（原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