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汉定都洛阳的文学史意义
长安依靠周边地势，定为都城，可保江山稳固；洛阳据伊河、洛河、黄河三川交汇，面向中原敞开，定为都城是着眼于开拓进取的战略选择。夏都二里头和早期商都选择河洛，特别是周王城和成周洛邑的刻意营建，处天地之中的洛阳，从此王权的象征意义逐步显现。东汉定都洛阳，即有接续周王之德的考虑。东汉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太学、东观设立，对推动文化教育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使洛阳成为文人荟萃、思想活跃、文化辉煌的伟大都城。洛阳帝都形象的象征意义得以确立，随后经过历代发展，孕育了龙门石窟、白马寺、邙山、大运河、牡丹花、文人园林等等文化符号，融入帝都意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学景观，进入文人墨客着意笔墨的视野，逐渐塑造神都意象和精神圣地。东汉都城洛阳，从文化的多个方面和文学的多个领域，对中国文学的演进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一 都城洛阳的文学环境
东汉都城洛阳整个社会上层人口基本上是迁入人口。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战争和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流亡和沦为奴隶，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人口减少。又经过战争、严刑苛法、饥馑、疾疫等，到东汉初年全国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三分之一。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人口或死亡或流徙，损失十分严重。定都洛阳后，人口逐渐增长。在各级官吏和河南尹、洛阳令及其所属官吏中，洛阳籍人仅占约十分之一。担任官职的人员卸任后很大一部分和家人就留居在洛阳。跟随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功臣，一部分人如四大外戚家族邓、窦、马、梁及其家人都居住在洛阳。这些功臣死后，他们的后裔也仍然居住在洛阳。东汉政权在洛阳设立太学，太学生来自全国不同的郡县。迁入洛阳的少数民族，一部分是驻扎在洛阳军队中的兵士，另一部分是上层成员、商人和归附民众。光武帝在平定四方割据政权后，曾将其首领及家属迁到洛阳及其附近居住。[9]
洛阳作为东汉的都城，对东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地域空间看，文学由西向东的转移，洛阳是一重要环节。东汉初年，文人由关中向洛阳转移是东移过程的第一步。定都洛阳，使洛阳最终成为文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东汉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东汉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作为文学创作的地域空间和文学形象的塑造对象，洛阳融入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
东汉初年，光武帝对文士采取拉拢政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对东汉初年洛阳的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使洛阳的文化中兴与政治中兴几乎同步实现，造就了东汉初政治文化的繁荣。伴随着王朝政治的日趋稳定和中兴局面的出现，第一代文人相继离世。第二代文人在东汉建立后成长起来，没有经过乱世，没有太多历史遗留问题，在文坛上的活动较少受到历史政治因素影响，盛世豪情在文章中充分展示。班固《东都赋》对洛阳不遗余力赞美，内心意气风发，讽西都而颂东都，充满无限自信。时代情绪是汉大赋的精神依托，东汉京都赋的出现，挽救了行将消亡的汉大赋。夸饰特征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了文学创新与宣传的双重目的。班固对王朝的歌颂得到了认同，傅毅、王景等人都通过赋论文章来支持班固的看法，革新了文学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东汉文学的发展。
东汉文人在洛阳的活动场所主要是东观和太学，其次郎官职位上文人众多。东汉王朝官制中，郎官虽然地位不高，却非常重要，许多高级官吏均由此升迁。文人集于郎官之位，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关涉未来仕途，不免有着各种各样卖力的表现。有的迅速升迁，有的常年沉滞。他们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或议论时政，或书写情怀，为东汉文学发展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东汉文人活动的另一个场所是幕府。两汉的幕府是军幕组织与官府组织相结合，多在京城，幕主多为朝廷权官，到汉魏之际演变成了府。文人在幕府中的活动对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东汉至魏晋，从幕府便可勾勒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另一条轨迹。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与鸿都门学虽然是两起政治事件，却与东汉末年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围绕着它们展开的各种争论，间接反映了文学在东汉末年遭遇的处境。
京城兰台、东观的丰富图书资料，为班固短时间内写出《汉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班固妹妹班昭也是《汉书》重要著者，班固撰《汉书》八表和《天文志》未竟而逝，班昭于东观藏书阁接续完成。如果没有班氏一门两代的努力，可能不会有《汉书》，如果没有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丰富的藏书，《汉书》也可能不会短期内完成。兰台、东观藏书丰富，文人云集交流，文章频繁往来，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项。班固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在洛阳创作的。京城文人受诏作赋也是他们文学活动的一项内容。文人同题相作，也促进了文学发展和进步。[10]
二 班固立足洛阳的文学创新
班固对屈原的臧否都是基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诗教传统的。在班固心目中，《诗经》是儒家的典正之作，而《离骚》则显然不合乎儒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诗风要求。班固对汉赋是十分肯定。首先，他认为赋源于诗歌，诗歌所具有的特征与功能，赋都应该具备。其次，诗歌是政治清明的象征，其发展与王朝政治紧密相连。汉赋是应时而生的，它兼具美刺两端。汉继秦燔书之后，其文化的重建是建立于对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整理、阐释的基础上的，其中尤以《诗经》最为重要。汉儒总结了先秦的诗论和当代经师有关的诗乐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法的特征。尤其是对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识深透，强调诗的美刺作用，强调委婉含蓄和温柔敦厚，形成了儒家的诗教传统。班固的文学观念源于其经学家的思维方式。首先，把文学艺术和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联结在一起，以一种理性精神去解释文学艺术现象，着重论述的是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要求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创作。其次，其文学观念都是在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理论依据。这固然是由于汉初建国时，可供统治阶级选择作为范本的文化传统只能在先秦的理想政治中寻找，但更重要的是由班固经学家的思维定式决定的。对圣人与经典的权威的崇拜，是儒家的思维特色。古代圣人早已逝去了，因而从儒家经典那里寻找对圣人的体验，构成了经学家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从事纯粹经学的研究，还是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都以圣人的理论、经典的著作为准绳。
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经学极盛时代。其时，封建纲常名教已钦定下来，并系统化、制度化，成为伦理道德领域里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淫极深。他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后又于章帝时编撰了《白虎通》。班固可谓是一位纯正的经学家，他也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来看待文学的。当然，班固的部分文学观念也触及了文学自身的一些特点，如认为屈原忧愤而作《离骚》以及屈原作品弘博丽雅，是辞赋之宗。但这些只是班固文学观念中偶然闪现的火花，并非其理论的重点。班固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两都赋》《幽通赋》《竹扇赋》《答宾戏》，还有《终南山赋》《览海赋》《耿恭守疏勒赋》等残文，此外尚有一些公文性质的散文。
《两都赋》是其代表作。这篇赋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第一，主题鲜明。采用的是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对话形式，文章也相应地分为两部分。赋的上篇，即以西都宾的口吻描写西都长安之盛景，从长安形势写起，又描绘了都市之华，物产之盛，随之又写宫室之富丽，苑囿之开阔以及天子的娱游田猎，最后结之以万民同乐，各得其所。西都部分以“眩耀”二字为中心，颇尽铺排之能事。东都部分从批判秦世、王莽之乱政开始，进而颂扬圣皇永平之治世，主要写东都天子修洛邑、建苑囿、祭祀祖先、宴飨群臣，并且申旧章、下明诏、昭节俭、示太素，这一部分完全是以“法度”为中心来揄扬王者之风。总之，《两都赋》的西都部分极力渲染了西都之盛事，且婉露讽喻之义，西都太过奢华有逾制之嫌。而东都部分却赞颂了东都天子的合乎法度，最终以西都的逾制来反衬东都的合度，深化了文章主题，使其更鲜明。班固的“法度”，实际上指的就是儒家的礼乐制度，班固更将它们视为儒家礼制的范本。第二，全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繁简合度。对西都之奢进行了讽谏，在东都部分，宫室、畋猎一事一言略过，班固专言建武永平之治，东汉之武功文德。文章的最后，西都宾矍然失容，若有所悟，达到了讽谏的目的。《两都赋》结构紧凑、剪裁合度，它绝无以往汉大赋的臃肿散漫之病。第三，上下二篇的语言风格也不相同。上篇重在夸饰，所以文字华丽繁富；下篇立意于法度，所以文字典雅、古朴。
《两都赋》的这些艺术特征主要是由班固创作中的理性化倾向造成的。班固的精神气质趋于理性化，他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其文学观念的延伸和外化。班固有着明确的社会人生态度和经过思考的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而这种态度和观念就成为他进行创作的基础，支配着他的创作。班固的文学观念的核心是文学的美刺作用，在《两都赋》中他努力实践着这一观念。当时辞赋家的主要心态并非美刺，而铺陈扬厉也正反映了他们的实际心态。他们赋中的讽喻之意不过是对当时文学观念的一种响应，而非他们自身的自觉要求。在《两都赋》的创作中，班固对此有所匡正，并非曲终才奏雅，而是以上下篇对比的方式兼顾美刺两端。在实践其文学观念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觉化的倾向，整篇赋都是围绕“美刺两端”来布局谋篇的。《两都赋》创作的理性化倾向，体现了班固创作的自觉性，他强调文学的操作性和外在功利性。班固追求的是内容和形式上的“法度”。但这种自觉性创作并非文学的自觉，班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尚不够深入，他的作品虽有理性的力量，却无感情的深度。《两都赋》标志着汉赋创作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大赋与经学融通已臻雅正之境，《两都赋》也显示出了新的美学特征：典正、细密、内敛。[11]
东汉京都赋兴起，使汉大赋重新焕发生机。东汉后期五言诗的发展为后世诗歌繁荣的源头，东汉洛阳文学承前启后。洛阳京城为文人提供了重要场所。京城的文学活动是推动东汉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东汉洛阳成了都城后，政权重视文化保护和利用，文人得到重视，外来文人咸集，洛阳成为中国文学生成发展的核心，并为后世的洛阳文学核心地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洛阳的帝都形象也逐步成为后代文人歌咏抒写的对象。班固、蔡邕、蔡文姬、赵壹等文人，与洛阳帝都形象密切相连。东汉末年，曹操挟汉献帝自洛阳迁都许昌，文学中心转移到洛阳之外，但很快随着曹丕称帝，复都洛阳，洛阳又成了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作为文学活动中心的局面直到西晋。到唐代，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在洛阳诗酒交游，体现出中晚唐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变化，影响着以后尤其是北宋洛阳文坛。宋代以钱惟演、谢绛为首，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主要成员的洛阳文人集团对宋诗、宋文、宋词时代特点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洛阳的文人集团至明清仍然不绝如缕，如明代的八耆会、惇谊会、澹逸会、初服会、五老会、崇雅会、中原奇社、芝泉会、伊洛大社等。虽然明代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前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丰厚的文化积淀对文学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东汉定都洛阳后的文学发展，为河洛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1]（汉）司马迁：《孝武本纪》，见《史记》，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41页。
[2]王群芳、唐益舟编著：《洛阳古今小说概览》，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汉）司马迁：《孝武本纪》，见《史记》，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23页。
[4]王本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古代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6]（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见《史记》，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632页。
[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8]刘勰：《文心雕龙·哀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9]方原、徐卫民：《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