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当时多大，只记得大人们忽然忙起来，大的吓人的半扇猪横陈在地中间大团圆桌子上，白铁盆里大坨的内脏和猪头缓上来一层白霜，还盖不住肝肺触目惊心的红。跟第一次看见墙边那杆猎枪一样，我亦步亦趋跟在姥姥身后，不敢看，又忍不住偷偷瞥上一眼。
大人们的行为越来越诡异，杀了鹅又杀鸡，蒸了数不清的馒头、豆包，爸爸把一排排的鞭炮放在炕头儿，半夜醒来都担心会炸。姥爷从外面回来，羊皮袄口袋左边掏完掏右边，都是些没见过的新鲜东西。妈妈把几块花布剪开，缝到很晚还不睡。大人们说话的声音高了，笑起来半天都笑不完，我心中的疑问发酵般膨胀，又不知怎么问、问什么。
姥姥打了一小盆热腾腾的浆糊，让我用小刷子刷在一条红纸的背面，说要贴春联。“为啥要贴春联？”“过年啦！”“啥是过年？”“这就是过年。”刷了春联，又刷五颜六色的镂空的挂旗儿。看着挂旗儿被风吹得唰唰响，突发奇想：“姥姥，以后能天天过年吗？”“天天过年就不叫过年了。”
没事自己编故事玩儿，姥姥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惊讶道：“这个孩子编瞎话儿哪！”忙给我洗脑，讲清华北大。姥姥一辈子只去过两三个县城，可是知道BJ上海老边饺子。“我长大考大学。”“对。”“去BJ。”“多好！”“也上清华也上北大。”“那可不行。”“为啥？”“那不都成了你的啦，还有别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