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港专业音乐发展的萌芽期：20世纪30—40年代移居香港的内地作曲家

概述

香港背靠中国内地，面向太平洋，很早就是一个自由港。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香港成了中外交通的重要枢纽。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人来华或中国人出境必多经过此地，因此，香港是中华文化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的前沿之一。英国殖民统治者在香港实行西方的政治和自由贸易制度，使之成为其在远东的一个重要贸易基地，同时又通过办学办报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些为香港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内地社会矛盾的加剧和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香港的特殊地位日益显露，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更加明显，这为香港专业音乐创作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移居香港的内地作曲家概况

20世纪30至40年代内地艺术家两度涌入香港，在港继续从事进步音乐活动，这固然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同时，也与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在当时港英当局对华人社会采取不直接干预的“间接”统治政策，对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基本上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为南来的进步文化人留下了自由的活动缝隙。从抗战爆发起至40年代末，由于强大的外力作用，香港艺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从原来处于边缘性的自由发展状态，转而成为中国南部的进步文艺中心。这种变化是由内地艺术家的大批南下而引起的，并于香港沦陷前（1937—1941）及内地内战期间（1947—1949）分别出现了两次难民潮。在这两个时间段里，旅港的内地音乐家分别代表了三股重要音乐力量：一是传统音乐家，例如吕文成、易剑泉、何与年等；二是以文艺大众化为宗旨的左翼音乐家，例如黎草田、何安东等；三是以“新音乐”为目标的音乐家，例如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作曲家林声翕，声乐教育家赵梅伯、叶冷竹琴、胡然等。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内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而英国人之统治下的香港仍属偏安之地，这里既可以做临时的避难所，又能成为通往大后方或其他地区的中转站，因而吸引了大批内地难民。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香港人口由46万急增至160万。在这近百万人口的大迁移中包含了不少文化人，他们或绕道香港而转往重庆与延安，或滞留下来继续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其中音乐家有：何与年、易剑泉、黎草田、林声翕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已不再是独立于战火之外的孤岛。该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旅港的文化人纷纷撤离，大多数华籍居民为逃避战乱而返回内地，这使得香港的人口锐减到1945年的60万。原有的艺术社团、学校荡然无存。日本投降之后的一年内，这些华籍居民又回到香港，1946年，香港人口恢复到了160万。1947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大量内地难民再次涌入香港，使香港的人口激增到1950年的209万。随这股南下潮抵港的文化人，在人数上超过上一次。

中国内地对香港的第一次移民潮爆发于1949年5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对新政权报有多种复杂心态的驱使下，上海最先出现以香港为主要目的地的移民潮。10月，仅从广东南下香港的难民，高潮时，一天之内就有50多班民航班机抵港。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人奔向香港的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数量超过75万人。内地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电影界人才，纷纷由中国内地来到香港立足、创业、活动。几年后，一部分内地文化人、艺术家返回中国，其中理由很多，主要包括：部分爱国人士要为建设祖国而服务，不愿留在殖民地香港发展；一部分则因为找不到工作，无法在香港立足生存。但当时仍然有不少文化人、艺术家、电影界人士留在香港发展，他们当中主要是来自上海的已成名的作曲家、歌星、电影明星、制片家等。这部分人能够迅速适应香港的生活，在香港创业发展。例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李厚襄、姚敏、梁乐音、王福龄等，他们成了促进国语时代曲在香港生根、成长及繁荣的功臣。1949年前后，在“第一次移民潮”中，来港定居的内地作曲家们就构成了其后第一代由内地去往香港的作曲家群。

香港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与内地音乐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旅港音乐家们在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在港的活动，已成为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特景象……

二、音乐生活

（一）传统音乐在香港的发展

香港属于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早期流行的传统音乐与广东其他地区相同。百余年前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全岛只有五千多人，主要是渔民和水上居民，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大渔村。当时的音乐也只有渔民号子、粤语歌谣等民间音乐。后来发展而来的传统音乐类型主要有：以琵琶伴奏的粤讴和民歌；粤曲、南音、白榄、木鱼书等说唱音乐；粤剧（在当地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戏曲艺术）；还有粤乐、潮州音乐等器乐和“八音班”与“锣鼓柜”等器乐演奏形式。

从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香港虽然很久以来就被英殖民政府占据，但其始终与广东民间音乐保持着近水楼台的亲缘关系。内地所谓“广东音乐”，目前香港习惯称之为“粤乐”，它在内地的民间音乐中的影响由来已久，在香港的传统音乐发展中，“粤乐”也同样占有相当的地位。香港原住民大多数讲“广府粤语”（广东话）。香港早期的民族音乐曲艺是以粤乐为主，20世纪20、30年代，香港曾经是“粤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在30、40年代曾经是市民文娱生活的主流。何柳堂、丘鹤俦、吕文成、尹自重等民间音乐大师在这里长期演奏、授徒，除发展传统曲目和引进外省曲目外，还不断进行创作。例如严老烈的《旱天雷》《连环扣》，何柳堂的《赛龙夺锦》，丘鹤俦的《狮子滚球》，吕文成的《平湖秋月》，易剑泉的《鸟投林》，何大傻的《孔雀开屏》等。而粤剧名家马师曾、薛觉先等也长期活跃在香港舞台。此外还有广东说唱、福建南音、潮州音乐等民间音乐在香港流传、发展。

香港由于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一些作曲家对于西方音乐也持大胆借鉴的观念。这种借鉴在粤乐的演奏方面也有所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乐人广泛采用了小提琴、萨克斯管等西洋乐器，并在演奏上加以“粤化”，使它们很快就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另一方面，中国乐器也被音乐家们在“西化”风格上进行了大胆革新。吕文成在革新民族乐器方面，受到留美造船家、小提琴家、小提琴制造家司徒梦岩的启发，把二胡的外弦换上了小提琴的E弦，并把原来二胡的定弦提高了四度，首创了高胡，充实了民族乐队的高音部分，同时又吸收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在立足于传统基础上大胆借鉴，融汇了西洋音乐的精华。在演奏方面，演奏高胡时又用上“滑音”“加花”“衬音”“先锋指”等手法，从而丰富了高胡的表现力。高胡的出现使广东音乐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吕文成除精通演奏高胡、扬琴等乐器外，还擅长用“子喉”，模仿女声演唱《潇湘琴怨》《燕子楼》《小青吊影》《台儿庄之战》《送征粮》等粤曲。当时被称赞为“调高响逸，雅韵欲流，使人聆之，荡气回肠”。这些粤曲演唱在20世纪30、40年代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广泛流传。

在粤乐的繁荣过程中，也不断促进了粤剧的发展，从而使香港的粤剧在60年代进入全盛阶段。

1964年12月，吕文成曾寄语香港青年，他说道——

“香港是一华洋杂处的城市，西洋音乐普遍流行，中国青年对西乐认识较多，兴趣较浓……现在香港，中国音乐的地位就像一个跌倒的可怜人，……希望你们记得自己是中华儿女，对中国各地方性的乐曲艺术多注意、多欣赏、多发掘其中的优点，这是本人对国乐前途的一个期望。”

事实上由于殖民政府对于中国的音乐文化不予关注，因此，香港的传统音乐，虽然在香港市民中长期繁衍，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香港政府的教育处早年间一直是由洋人掌管，因此中国音乐教育得不到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殖民政府开始将视野逐步转向对香港文娱事业的大力投入。1977年，伴随着第一个职业化的香港中乐团的诞生，及其享誉海内外的成功发展和运作，就此开启了香港民乐从业余、民间走向职业、政府行为的进程。

（二）西洋音乐在香港的传播

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她一方面接受内地母体文化的滋养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刷与洗礼。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在此不断消长、融合，呈现出纷繁的景象。香港自开埠以来，其早期的“西乐东进”这一景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耐人寻味的个性。

香港西洋乐是在开埠早期由洋人带进来的，香港当局在学校中移植了英国的音乐课程。根据现有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的学校课程中并没有正式音乐课，以教会学校较为重视。1901年，法国人到香港创办天主教“法国婴堂”，由修女个别教琴，当时所谓“音乐课”，实际只是选修弹琴，而并非必修。根据当时欧洲社会的时尚，有修养的淑女，在诗画之外，还必须懂“音乐”——弹钢琴。

在“抗战”之前，意大利籍声乐教授拉西欧·戈尔迪（Elisio Gualdi）当时已在香港教授声乐和钢琴，并从事作曲工作，除了宗教音乐以外，其首创改编中国民歌的先例，但很可惜已无法收集到任何乐谱。之后，戈尔迪又热心在香港推广歌剧演出。他和钢琴家夏里柯（Harry Ore）、小提琴家托诺夫（N.A.Tonoff）三位音乐家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私人授课并指挥教堂圣咏团，他们早期在香港的活动对当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三）战时音乐生活

20世纪30、40年代，即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专业音乐创作尚数一片空白。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地理位置，香港成为内地文化人的集中地，一些内地的文学艺术家到香港躲避战火，例如文化界人士夏衍、田汉、茅盾等人。香港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抗战爆发后，国家前途、民族存亡和香港安危迅速成为港民的关注焦点，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战结束，活跃于香港的南移左翼艺术家抱着民主爱国思想，用手中的笔来配合国内的抗战。他们也曾提出过“接触香港生活，表现此时此地”的口号，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他们无暇顾及脚下的这片岛屿。香港音乐此时已不由自主地汇入内地的抗战音乐洪流中，成为内地艺术的一种重要延伸。此时，香港音乐发展和内地音乐的关系更加密切。

抗战爆发后，音乐活动成为振奋军民士气，宣扬爱国思想的有利工具。1938年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到港澳演出，配合全国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华人中的爱国歌咏运动得到相应启蒙。受限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能演奏乐器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歌唱”成为主要的音乐活动，“歌咏团”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左翼音乐家的主要音乐形式是“群众歌咏”活动，这种艺术形式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成为进步音乐工作者表达社会良知与批判现实精神的最有效途径。各种群众性的爱国歌咏团体，如“秋风歌咏团”、“长虹歌咏团”、“铁流歌咏团”，以及由黎草田领导的“皇仁书院歌咏团”等，一度比较活跃。抗战歌咏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情感。在物质环境极为艰难的状况下作战，除了用雄壮的歌声，励志的言语，还有什么更能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呢？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甚至有粤剧撰曲人将粤剧重新填词，当时称为“抗战粤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海十三郎”，其用地方戏曲来号召国人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

在音乐创作方面——以萧友梅、赵元任、黄自等人开创的“借鉴西方作曲技法”的中西交融的创作手法，对香港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广东传统音乐的影响。一些内地的音乐家、作曲家也在香港创作了一些作品。音乐家如马思聪、陈洪、李凌、夏之秋、林声翕、陈歌辛等人，均来到香港从事文化、音乐活动。林声翕、马思聪是内地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林声翕于1938年在香港谱写了艺术歌曲《白云故乡》，接着又创作了《野火》等；同年马思聪在广州沦陷之后到香港继续创作抗战歌曲，还在这里完成了《第二弦乐四重奏》,1941年马思聪又在这里谱写了《第一交响曲》和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这些诞生在香港的音乐作品，标志着香港现代音乐创作的萌芽。

三、音乐教育

（一）普通音乐教育

香港开埠初期的教育与中国内地传统的私塾制度相一致。1905年清政府接受“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方针以后，“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来兴办公学的思路在全国各地逐渐得以实施，随即在许多学堂里开设了“乐歌课”，其中所选唱的歌曲就是“学堂乐歌”。它是中国近代新音乐的萌芽。然而“学堂乐歌”是否对当时香港的学校音乐教育有何影响，目前并无翔实史料记载予以证实。但早期的香港学校音乐教育，以教会学校较为重视的事实是肯定的。英国殖民者将基督教为主的英国音乐文化带到香港，贯穿于中、小学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生活当中。在教会学校里，修女或修士、神父们用脚踏风琴来为早祷和唱圣诗等活动伴奏。当时亦没有任何音乐教材，最初的音乐课主要偏重“唱歌”，而歌唱所使用的教材则多选自宗教圣诗，或早期内地音乐教育家沈心工、李叔同等创作的“学堂乐歌”。

1939年，香港政府教育司署提出一份“宾尼教育报告”（Burney Report），提议学校课程中应该设有体育、音乐、美术、手工等课程。但并未提到“唱歌”，也没有强调“必须”设立，对于音乐教育的实施并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由于英殖民政府不重视音乐科，由学校自行安排，因此形成了教会、私立学校比官校的音乐教育活跃得多的状况。香港教会开办的小学与初中一般都有音乐课和唱歌课，官校、私立和民办学校则因自身办学情况而定。师资、设备、教材以及校舍状况等都影响到校方能否开设音乐课。当时能够开设“音乐课”的学校所选用的教材范围除了上海出版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和美国出版的英文歌集《一百零一首最佳的歌曲》（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等以外，还有少量抗战歌曲、中外名曲、学校歌曲、民歌、甚至电影歌曲等。

（二）香港中华音乐院

1947年成立于香港的“中华音乐院”是香港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中共地下党、左翼进步人士李凌、赵沨以“新音乐社”名义而开办的业余音乐大学，曾培养了不少音乐家，团结了很多进步青年。香港著名乐评家周凡夫曾评价：“中华音乐院可说是因为时代变迁、过渡期的契机，在香港诞生而与中国内地数十年来音乐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音乐教育机构。”该院成立的缘起是由于内战局势的原因，即1946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大举武装进攻解放区和搜捕国统区的共产党员，全面破坏抗日战争以来所争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挑起气势汹汹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严重的时刻，在周恩来同志的统一布置下，为了保护国统区文化界的革命力量，开始有组织地将大量文化界的党的骨干、著名进步文化人士，分批撤往香港。此事在上海主要由“文委”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到香港后，这项工作又分别由中共南方局香港“群委（包括学联等组织）”和“文委”直接领导。1947年4月，中华音乐院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领导下，院长由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李凌与赵沨两位副院长负责。教务（后改名“院务”）先后为叶素、严良堃、谢功成等担任，校务先后为陈新生、俞薇担任。该院持续不到3年，在当年吸纳了不少著名音乐家任教。

以上这些教师当年在香港的音乐教育普及工作和音乐活动的推动过程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中华音乐院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大批音乐骨干——解散以后，大部分返回内地，也成为全国各地重点音乐机构及院校的领导与教学工作者。

中华音乐院的学制和方针完全仿照上海中华音乐院，主要培训音乐运动干部。该院分为作曲、声乐、器乐三个系，学制四年。具体分为日班、夜班和星期班三个时段开课，其中夜班又分为本科和师范科两类。学员分为提琴、声乐、钢琴、理论作曲、舞蹈五个组。各专业主科除分设初、中、高级考试的课程标准外，还设有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钢琴、音乐史、和声、曲体学、对位法、指挥法等共同课。中华音乐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开设较为灵活，比较适应香港当时的具体情况，尽快地为当地培养了急需的音乐人才，例如叶纯之、许仪曜、陈以炳、谭少文、温虹、王光正等。

中华音乐院在香港《星岛日报》开辟了“音乐（双）周刊”，以马思聪为名义主编，但实际工作由黎章民来具体负责。学院从1947年6月7日至1948年10月30日共出版41期周刊。学院师生拿起手中的笔，在当时艰苦、特殊的环境下，积极地以新闻方式在香港宣传新音乐。在每期周刊中大致均刊登一首“新歌”小品，并且以简谱和五线谱两种谱式合记的方法刊印。而在这些刊登的新作里，马思聪的作品占六成以上，例如其为《坎巴尔韩》《青春舞》（新疆）、《玩灯》《拜新年》（陕西）、《慢诉》（山东）、《绣香带》（甘肃）、《黄连苦》（昆明）等民歌编曲或配伴奏。马思聪的这些“新歌”作品的乐谱均为声乐（小提琴）的主旋律和钢琴的伴奏声部的结合，此种形式满足了中华音乐院的声乐、提琴和钢琴三个专业学生学习以及教师教学的实际需求，并且对香港地区的音乐普及是较为实用的方法。此外，周刊还发表学院教师们有关声乐、钢琴表演理论文章和翻译、介绍外国音乐家相关的理论文章，拓宽读者对以西为师的新音乐的理论视角。

由于香港中华音乐院的建成，一批音乐家和文化人集中到了中华音乐院，使之成为香港歌咏运动的一个中心，掀起了香港群众歌咏活动的高潮。“1947年11月16日，由香港歌咏协进会联合港九几十个业余歌咏团，举办了“星海纪念音乐会”（“黄河大合唱”）;1948年3月举办了“千人（也有称“二千人”）大合唱”音乐会（“新年大合唱”），由港九歌协20余个团体组成；1948年5—6月份，与中原剧社、建国剧社隆重联合演出了（港英政府只批准的）6场歌剧《白毛女》。以该院名义对外的演出还有：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作品。”

1948年秋，由于内地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迫切需要补充大批干部。“音乐院”奉命开始分批抽调干部回内地。如俞薇、谭林等去广东东江游击队工作，胡均、谭庆逢、许文辛等去闽南游击区工作等。1949年春夏又将李凌、黎国荃、严良堃等和赵沨、陈良、黄伯春、肖英等分批调回北京，广州解放后，又将俞薇、谢功成、叶素、曾理中、苏克、孟文涛等分批调回广州。中华音乐院交给叶鲁接办，1950年，港英政府查封38个歌咏团体，叶鲁返回广州，院务由陈建功接手，不久该院也遭查封，即正式解散。

1947年香港中华音乐院的创办是新中国成立前内地赴香港从事音乐工作一次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举措，这也是当时香港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开始真正起步的首例。在短暂的3年里，香港中华音乐院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团结和培养了众多香港音乐界人士，通过办学的方式，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专业方面，都培养了大批音乐骨干，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内地，为新中国做出贡献。另外，学院通过出版音乐刊物，来传播解放区、国统区进步音乐创作和推动香港的进步歌咏运动，在当地群众中反响巨大，并且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