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临床安全合理用药由博返约，注重实用（清—公元1644—1911年）

明代以前的本草，偏重于收录妊娠用药禁忌、配伍禁忌和食忌，而涉及面最广的“病证用药禁忌”却长期缺乏应有的记载。有关病证用药禁忌的思想，历代医药文献不乏，但多以五脏苦欲补泻等形式表述，一直未能结合具体药物进行论述，又容易与虚实补泻相混淆，故对临床用药方面的实际指导意义有限。明代本草已有部分增补药物的病证禁忌，但为数不多。至清代，本草研究趋于由博返约［4］，本草著作也更注重临床实用，其论述简明扼要，“禁忌”项成为新增的必备项目，如《本草备要》《本草求真》《要药分剂》等，尤其是《要药分剂》，明确设立“禁忌”一项，沿用至今。

历明至清，出现了《本草征要》《本草通玄》《本草求真》《本草集要》等本草学临床专著，从药物功用分类、理论探讨、功效分析、用药要旨等方面，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正误创新，使中药的应用规范有据。

（一）《本草害利》

清代凌奂以其师吴芹（古年）所撰之《本草分队》为基础，集诸家本草学之药论，补入药物有害于疾之内容，更名为《本草害利》。《本草害利》是以讨论药物禁忌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本草论著。

作者熟识药性，辨证精当，客观地认识药物的“害”（不良作用）与“利”（治疗作用）。他认为：“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也……遂集各家本草，补入药之害于病者，逐一加注，更曰《本草害利》。欲求时下同道，知药利必有害，断不可粗知大略，辨证不明，信手下笔，枉折人命。”为此，他搜集古今名医关于药邪的论述及名医经验，总结了20余年的丰富临床实践经验，选用常用药物，删繁就简，先陈其害，后叙其利，概括了药物本身性能之害、使用不当之害、炮制不当之害和采收不当之害四个方面，侧重于阐述辨证不当引起的药害，对病证用药禁忌所论详细，强调应根据病证辨证用药，趋利避害。这对于合理用药，防止用药偏差，减少“药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书中还详述药物的出产、形状、炮制方法等。但是该书也有缺陷，如只定性未定量，未能论及用药剂量问题；对药害引起的临床表现及其防治论述不够，对药物配伍所致的药害等也论述较少。

（二）《医林改错》

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临证处方尤其重视气血理论，发展了瘀血学说，擅长活血化瘀药的应用，其所创立的活血化瘀方剂至今仍有效地应用于临床。书中重点论述补气、理气与活血药的配伍使用，并且善于通过变化药量的方法达到不同的治疗目的。

（三）温病学家对寒凉药的应用

明末清初温补用药的盛行势必又产生另一种偏向，即滥用温补的时弊，因而在医药界产生了批判温补之弊的争鸣，如徐灵胎、何梦瑶、陈修园等。明清时期温病学家大量使用清热药治疗温热病，发展了辛凉解表、清热解毒、平肝息风、清热凉血、开窍醒神、凉血祛瘀等治法及方药，促进了寒凉药的使用和温病学说的形成。

（四）《医学心悟》

清代名医程国彭著《医学心悟》，首卷即列《医中百误歌》，对不合理用药的相关因素，以及医家、病家、药家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创《医门八法》，对临床治疗八法的合理应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五）方药共荣

清代的临床中药学、方剂学发展表现为方药共荣、由博返约，医家的用药与其医学思想的联系更为密切。其方论专著有《医方考》《医方集解》《删补名医方论》等；并按功效进行方剂的分类，如《医方集解》等；重视验方的采集与整理，如鲍相璈《验方新编》专收药少价廉、方便易行的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