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以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思考华语与华语教学

陆俭明

今年8月10日我接到新加坡周清海教授的电邮，要我为他新编就的论文集《大华语与语文教育》写序，并将论文集书稿发送给了我。周教授是我十分崇敬的一位学者，而且已成为我的挚友，他要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我当然乐意，而且深感荣幸。

我与周教授相识始于1985年。是年8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我有幸应邀出席了这一届盛会。这次讨论会规模很大，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其中中国与会者133位，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会的专家学者有113位。我与周清海教授的相识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吕必松先生告诉我，周清海教授是新加坡唯一的一位汉语言文字学教授，而且是李光耀总理的汉语老师。会议期间，在我跟周教授的交谈中，深感他对语言非常敏感。他到会才两天，就敏锐地感觉到我们的普通话跟他们的新加坡华语在语法上有差异。他知道我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以就把他的想法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了，并说“不知到底有多大差异”。我说：“差异肯定有，至于有多大，这恐怕得做些调查研究，调查了解新加坡华语的特点，并与我们的普通话做对比研究，才能知晓。”可能是这句话搁在周教授心里了，所以在他一手创建的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不久的1994年年底，周清海教授就向我发出正式邀请函，邀请我于1995年2月至8月作为客座教授到他们中心从事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比较研究。我应邀如期前往访问了。在那半年的朝夕相处中，我深深感到他学识十分渊博。他有很好的小学功底，古代汉语、古文字研究造诣都很深，对现代华语语法、词汇也都有很深入的思考，而他在华语教学上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为人正直、厚道，很懂得关心人。在这半年中我与周教授十分投缘，无论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人生志趣上，共同语言很多。而在后来的交往中，特别是通过共同参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我与他进一步成为挚友，成为至交。

他是我的挚友，更是我所敬重的学者。我之所以敬重他，不是因为他是李光耀总理的汉语老师，而是因为他的为人、为学。特别是他为了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再发声呼吁，亲力亲为，这更值得我敬重；周清海教授也因此赢得了海内外同道的敬重。

周清海教授是新加坡人，李光耀总理在世时对周教授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周清海教授是华语文教学的先驱。”这一评价可谓实至名归。他为新加坡的华语研究、双语教学和华文教学，提出了不少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但他并不只是站在新加坡的立场来考虑华语研究和华文教学问题，而是站在全球华人社会、站在华语走向世界的立场与视角来考虑的。因此，进入21世纪，他先后倡议并积极参与《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而此项工程完成后，又倡议并积极参与全球华语语法研究。

《大华语与语文教育》充分反映了周教授的语言观、华文教学观，书中对华语研究与华文教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书中如下论述反映了周教授的语言观和语言政策观：

★ 语言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时却是需要更多的理智，最不能动感情的。语言的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决定，考虑的不纯粹是语言因素而已。语言的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

★ 一个国家的语文政策或者语文教育，都是以该国家的利益为考量的重点；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的利益，无论是语言利益、文化利益，都得服从于国家利益。所以，语言或语言教育，不只是属于“人”（不同民族）的问题，更是属于“地”（国家）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人”和“地”的关系，是目前东南亚地区华人语文教育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 语言的学习都是有功利目的的。你把这个功利目的摆在“人”上，还是摆在“地”上，就出现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做法。

★ 语言的和谐与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尽管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但促进语言和谐与沟通仍旧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 “忽略语言的工具性，无视社会发展的交际需要，就会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无视语言在民族团结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会加速母语的消亡。”我们既不希望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又想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族语言的学习，应该从国家利益、学习者的能力来通盘考虑。

★ 语言出现变异是免不了的，因此在语言的应用与推广方面，规范是必须的。

★ 谈论规范，既要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尊重各个区域相对的自主性。从交流的需要说，华语必须保留共同的核心。各华语区，如何在交流和自主之间保持平衡，是必须慎重考虑的。

周教授对新加坡的华语研究与华文教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请看：

★ 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新加坡华人对华语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让大家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觉得掌握双语是光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对我国华人的语言应用情况，语言认同等问题，应该加以观察和研究。

★ 新加坡太小了，我们的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必须联系其他华语区一起进行，而且研究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 要解决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交流出现困难的问题，必须要鼓励语文教师也参与语言现象的讨论与研究，我更希望语言研究者和语法研究者，在自己论文的结论里，多给语文老师指出他们的研究对教学有什么意义，如果能更进一步提出教学的建议，就更好。我们应该提倡将研究回归到应用的精神。

周教授更以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来考虑、谈论华语和华文教学，而且很有前瞻性。请看：

★ 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无论是语法或者词汇，都不能不重视这些“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现象。

★ 我们正处于汉语的大融合时期。这个大融合的局面还没有固定下来。这个大融合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问题。

★ 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

★ 尽管华语的地区性变异不少，但只有维持华语的共同核心，向共同的核心靠拢，才有利于华语区之间的交际，也才有利于华语走向世界。

★ 从语文政策的高度，强调与维持华语共同的语言核心——向普通话倾斜，在语文教学和大众传媒方面，特别注重这个核心，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去。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互相吸收，提倡建立“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新加坡这个只有人力资源的小国，是必要的；对于汉语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须这样做的。

★ 华语文的推广与发展，必须在“大华语”的概念下进行，在交流中趋同。各华语区应该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避免提倡地区性语言。

★ 在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交流中达意的准确性，让华语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才能让这个融合的过程更加顺利，才有可能协调和解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从“大华语”的发展趋势看来，华语的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 我提议编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也发起“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这些提议，不只有益于新加坡华文的推广，有益于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更影响了中国朋友对语言规范的看法。

★ 以开放的态度，从中华民族的立场，谈论语文和语文教学，这样就能够得到华语区更多的支持。这种不保守、开放的胸怀，将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建立楷模。

为推进华文教学，周教授对教材和辞书编纂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 以内容为纲处理阅读教材，结合古代、现代、中外以及华语区共同的文化特点，这样将保持自己的文化生命力，使华文教学更具有现代性，更具有挑战性。

★ 编好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型词典都必须建立在了解古今汉语的基础之上。

以上介绍的周教授的这些观点和想法无疑对话语研究、华文教学，对汉语走向世界，不仅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更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还需指出，从《大华语与语文教育》一书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周教授对语言高度的敏感性。《现代汉语里的特殊现象》一文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大华语与语文教育》一书很值得从事汉语/华文教学与汉语/华语研究的学者认真阅读与努力吸收。是为序。

陆俭明

2019年12月15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