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从戎抵达荻港镇后，发觉镇子上的街道甚是干净甚是宽阔，且整个镇子由横纵两条街组成。街道两旁那些店铺的买卖此时正好热闹异常，看来显然又是有什么从外阜来的大船队进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刘从戎晓得荻港镇在当年是长江上有名的大码头，且是长江下游船来船往的必经之地。由此往下一百多里，便是大汉朝长江码头的第一大港扬州，溯江而上三百余里是湖口镇。而湖口镇，是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在当年南京等长江下游的码头并未有开发出来，所以荻港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产自皖南地区的稻米、茶叶等物，均要通过荻港镇装船运往长江沿岸各个城镇，同时也通过水路再转运和北方和西北各地。另外，由于皖南地区各类物品的价格要比扬州便宜出来不少，所以驶往长江上下游各地的船只，也喜欢将这里作为一个落脚停靠点进行必要的补充，购买柴米肉蛋蔬菜木炭等生活必需品。再加上近些年来皖南地区的几个县在新经济政策号召下疏浚了多条河道，经长江上下游商人们雇佣的货船均可通过荻港镇转道进入到皖南腹地，与皖南地区的商人们进行各类交易。刘从戎带着亲兵们穿过镇子直奔码头，他打算先看看荻港镇码头的整个情况。穿过了镇子向前走了不到三里地，便来到了码头。果然不出所料，此时的码头上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有近百艘红蓬大船一字排开正停靠在这里，而船上还有官兵守候。看船上面悬挂的旗号，能够看出这些船是由蜀郡来的。而在码头东北方向的远处还停留着二百余艘的船只，刘从戎看了下船上悬挂的旗号竟然是来自东越地区的，上面也有官兵守候。
从蜀郡到这里所说是顺流而下，但因为上游这个时节是枯水期，驾船行驶走到荻港镇起码也要走个六天以上，且在巴郡过三峡时还要停靠上一晚等潮汛涨水。去年刘从戎从收到的朝廷邸报上看来自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巴郡的官员为了便于长江运输，特地征调了当地的疏浚了三峡的河道，据说今冬还要进一步疏浚。这样一来，长江的三峡水道就要比过去好走多了。蜀郡，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一，蜀郡以四川地区西部一带为中心，所辖的范围随时间而有不同，成都附近原为古蜀国所辖。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沿用至今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造石人作测量都江堰水则，是中国最早水尺。西元前277年，秦国置蜀郡，设郡守，成都为蜀郡治所。自汉至隋皆因之，唐升为成都府。汉初承秦制。汉高祖虽然控制巴、蜀，但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在汉朝控制范围之外。之后，汉代又再往四川盆地周围扩张，并设立新的郡。治置蜀郡属国都尉，三国蜀汉改为汉嘉郡，故治在今四川雅安县西。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文翁石室”。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置益州。王莽改益州为庸部，蜀郡为导江，治临邛。新朝地皇五年（24年），公孙述称帝，定成都为“成家”。又改益州为司隶，蜀郡为成都尹。
而到了东汉时期，仍为蜀郡。东汉末年，刘焉做“益州牧”，从原广汉郡雒县移治于成都，用成都作为州、郡、县治地。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汉室宗亲刘备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延康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次年（221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蜀地蜀郡称帝，延续了汉朝大统。蜀汉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汉怀帝刘禅，历二帝，共四十三年，鼎盛时期占据荆州、益州，国力强盛，但是经过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元气大伤，后来诸葛亮治国，恢复生产，使得能与魏吴抗衡。晋武帝改蜀郡为成都国，不久恢复称呼。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建国“大成”，史称“成汉”。公元347年，成汉被东晋桓温所灭，历5主，共43年。南朝宋、齐以后，蜀郡的治地址都是成都县。北周置益州总管府。大初年（605年），府废，隋炀帝复改益州为蜀郡。唐朝复为益州，武德初年（618年），置总管府。西汉时期蜀郡的管辖区域包括岷江流域、沱江中上游、涪江中游和大渡河下游地区。蜀郡，作为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一，以成都一带为中心，其管辖范围随时间而有所不同。在西汉时期，蜀郡的管辖区域扩展到了岷江流域、沱江中上游、涪江中游和大渡河下游地区。这一时期的蜀郡不仅涵盖了成都附近原为古蜀国所辖的地区，而且其管辖范围有所扩大，反映了西汉时期蜀郡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蜀郡的辖区不断缩小，最终在隋朝初期被废除。
蜀郡（前202~8），秦置，前206年项羽分封时属刘邦汉国。西汉时期，蜀郡辖区变化较大，高帝五年（前202）刘邦称帝，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中蜀郡属县和汉高帝六年（前201）分置广汉郡的属县有：“成都、郫、临邛青衣道、严道、湔氐道、縣（绵）虒道”，“雒、新都、武阳、梓潼、涪、葭明、阳陵、阴平道、蜀氐道等”次年分东部北部数县道置广汉郡。汉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前129），略定西夷，得十余县，徙县、笮都、旄牛道、阑县、邛都、灵关道等应在此时初定，故此时所开西夷，或到《汉书·地理志》中越巂郡南部一带。元朔初，罢西夷，蜀郡退缩郡界至高帝末年界附近。元鼎六年（前111）分青衣道以南置沈黎郡，割湔氐道以北属汶山郡，蜀郡仅剩成都、临邛、郫县、繁县、江原、广都六县。天汉四年（前97），罢沈黎郡，所属各县还属蜀郡。宣帝地节三年（前67）又罢汶山郡，其下蚕陵、汶江道、绵虎道、湔氐道还属蜀郡。此后至王莽改制，蜀郡地域再无变化。而蜀郡治，则在成都。元鼎六年置沈黎郡时来属，天汉四年还属蜀郡。治今荥经县六合乡古城坪。蜀郡，天汉四年罢沈黎郡，地节三年罢汶山郡，其地各县属蜀郡，元始二年郡治成都，北部都尉驻汶江道，都尉驻青衣、旄牛；辖12县：成都（治今成都市青羊区）、郫（治今郫都区城区北）、繁（治今彭州市濛阳镇）、广都（治今双流县华阳街道）、江原（治今崇州市江源镇）、臨邛（治今邛崃市），旄牛（治今石棉县挖角彝族自治乡王岗坪？）、青衣（治今芦山县芦阳镇南街）、徙（治今天全县始阳镇）、汶江（治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凤仪镇北）、广柔（治今理县桃坪乡老古城）、蚕陵（治今茂县叠溪镇原叠溪老城古城坪），3道：湔氐道（治今都江堰市市区一带）、綿虒道（治今汶川县威州镇姜维城）、嚴道（治今荥经县六合乡古城坪）。
至于说到程度地区，随着蜀郡的变化也不断在进行变化，最终成为了现在当代的这种情况。秦国吞并巴蜀两国后，在四川盆地置巴蜀两郡，治所分别为成都县（今成都市区）和江州县（今重庆市区）。不知是地缘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巧合。恰好这两县发展到现在，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此时成都地区境内，郫县和临邛县也已设置，分别演变成如今的郫都区和邛崃市。图中虚线范围为当代成都市的行政区划范围，辖十二区、五市、三县。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析蜀郡东部置广汉郡（治所在今绵阳市梓潼县）。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析广汉郡南部合夜郎国置犍为郡（治所在今宜宾市区）。于是蜀郡对比秦朝时的辖区大为缩减，如今成都地区的青白江、新都、金堂此时属广汉郡管辖，简阳、新津属犍为郡管辖。东汉延光元年(公元122年)改蜀郡西部都尉置蜀郡属国，用以管理这一代归附的少数民族。于是蜀郡辖区进一步缩小，不过这还没完。东汉建安末年刘备复置汶川郡（治所在今汶川县绵虒镇），都江堰地区化归汶川郡管辖。于是蜀郡辖区再缩小，不过此时的成都为蜀汉国都，辖区再怎么缩小，行政地位是在上升。西晋统一三国后，成都地区的行政区划没有大的变更。只是广汉郡改为新都国，汶川郡改为汶山郡（治所迁至今茂县东），辖区均无变化。南北朝时行政区划变更频繁且混乱，隋朝统一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划。
此时的蜀郡比现在多辖有德阳市，少了此时受临邛郡管辖的邛崃和蒲江。唐朝对这一代的行政区划进行了细分，成都地区境内就有五个州。益州是由蜀郡改置，治所在今成都城区，辖今成都主城区、新都、温江、龙泉驿、青白江、郫都、双流。蜀州治所在今崇州城区，辖今崇州、新津。彭州治所在今彭州城区，辖彭州、都江堰。简州治所在今简阳市西北，辖今简阳。邛州治所在今邛崃城区，辖今邛崃、大邑、蒲江。此外，成都地区的金堂尚属汉州管辖。本来唐朝已经很细分了，宋朝再整了两个二级行政单位出来。于是，宋朝的成都地区由七个地市级的行政单位组成。永康军治所在今都江堰城区，辖今都江堰。怀安军治所在今金堂县淮口镇，辖今金堂。益州也已升级为成都府，宋朝府虽与州同为二级行政单位，但地位要高于州，类似现在副省级市和地级市的区别。路在宋朝时是一级行政单位（对应现在的省级），州、府是二级，县是三级。因为元朝开创行省制度，于是路到了元朝就成了二级行政单位，州、府成了三级行政单位，县则是四级。没办法，元朝地皮大，在中国历史上搞四级行政区划，他是独一份。除了少数特殊情况，明朝基本恢复了三级行政区划，不过此时成都府的辖区甚至比元朝时还大。目测是如今行政面积的两倍多，不过邛崃、大邑、蒲江依然不属成都管辖。清朝成都府辖区缩小，行政区划和隋朝时的蜀郡十分接近。比现在多德阳的什邡、广汉，还是少了邛崃、大邑、蒲江。而在这时巴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还有一个特点，西汉时期从全国来看在巴蜀的那些城市和特点鲜明。武帝天汉四年（前 97年）废沈黎郡，置蜀郡西部都尉（治所在今四川雅安芦山县，另一说为雅安名山区北）。宣帝地节三年（前 67年）废汶山郡，置蜀郡北部都尉，治所在汶江县（今四川茂县北）与此同时又在广汉郡内置广汉属国都尉（治所在今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汉代在各地所置的都尉其职能则是专管本郡军事戍防，都尉治所所在的城市具有的主要功能自然是以驻军和军事防务为主要目的。这方面经总结后，具体如下：
一、城市功能
汉代中央王朝在巴蜀民族地区设置的这类城市较多，一方面有利于对边地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加强军队的部署，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整体控制。秦汉时期巴地的江州城已经从先秦时期的城市雏形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功能结构更加完备，规模进一步拓展的城市。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因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秦代以前，域内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蜀地的成都平原和巴郡所辖的嘉陵江中游广大地区，这里也常作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的地方，因此城市功能较为单一。江州城四周建设有高垒深墙，城内工商业并不发达，它所具有的功能则主要在于军事功用和政治统治。秦汉时期的江州城在整体格局上是一个隔江而治、城郭分置的城市——官舍居于“北府”，起到政治中心的控制作用；市井中心位于“南城”，便于长途商贸水运，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江州城从先秦时期单一的军事功能性城市逐步变为既具有军事功能，又兼有经济社会功能等多功能的城市。巴蜀地区治所城市有各类官营商业，它们主要是铁、盐等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由此反映出的经济生产管理功能在城市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自西汉起，巴蜀地区的县治城市中冶制业和井盐生产逐步地兴起，到东汉时，巴蜀地区的多个县治城市成为了铜铁业或盐业生产的基地与管理中心。《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蜀郡的临邛设有铁官、盐官，《华阳国志·蜀志》中临邛县条也载“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犍为郡的武阳县有铁官，安南县有盐官和铁官；巴郡的朐忍县有盐官。
《华阳国志》卷 1《巴志》载巴郡临江县（治所为今重庆忠县）中曰：“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从以上文字记载可以看出，西汉临江县无盐官，东汉时期开始设置盐官一职。除以上的一些县治城市设置有铁官、盐官外，其他巴蜀地区的城市也有设置盐铁官。大量盐、铁官在汉代巴蜀城市中的设置，反映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对地区各物质资源的控制与获取创造良好的条件。秦汉时期以蜀郡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商业中心城市的兴起，更展现出城市的经济功能。秦时蜀郡守筑成都大城和少城，为官员、手工业者和商贾居住之地，农业人口大多数被排除在城市以外。大城为郡治所在地，少城则为县治所在地。少城又被分为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可见集市已经出现于少城的内外。汉代成都城的布局基本沿袭了秦时的布局，但随着成都城经济功能的逐步发展，加上人口快速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成都城的形态也随之产生变化。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年）“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城市形态显得更加的完备。两汉之际的成都已经成为名闻全国的五大都市之一，在汉代五都（即汉代的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中，以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当时的都城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商贸业的繁荣正是成都经济功能的反映，成都也成为当时国内贸易市场的一个中心。两汉之际，随着中央王朝加强对巴蜀地区的进一步控制与开发，巴蜀地区郡县城市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巴蜀地区的部分郡县城市，因为交通条件的便捷，出产物资的丰富，因而逐步成为域内商贸流通的中心或交通运输的节点。良好的城市发展条件，进一步显现出城市的交通与商贸功能，从而丰富了巴蜀地区城市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