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1.1　研究背景

1.社会责任是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综合实力日益增长，不断跃上新台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本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目标不再是以不顾和损耗自然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而是兼顾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效率的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因此，作为承载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微观经济个体——企业，理应顺应时代要求调整自身发展模式，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创造和分享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

回顾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履行社会责任是新时代一个优质企业对国家深化改革的深层次回应和全方位支持。新时代深化改革的谋篇布局正是为了构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实体经济与主动回报社会的有机结合，回应了深化改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同发展。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益于自我革新和对外开放。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把对社会的关怀化为行动决策的同时，本质上也在不断革新内部文化和制度。同时，履行社会责任有益于提升企业声誉，有益于吸引资金进入企业。其原因在于，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塑造相对公平、诚信和仁爱的营商环境，在文化共享和责任分担方面为资金的进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此外，履行社会责任是优质企业的通行证，必将为企业融入当地环境、降低沟通成本和发挥协同效应提供有效的助力。第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间接促进了社会创新。从初期的朴素慈善行为到如今履行社会责任的多方位行为，企业把社会需求融入企业行为，推动了企业创新文化的发展和成果共享理念的传承。例如，环境保护责任要求企业不断升级技术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严格执行环境监控标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要求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操作；关心员工成长责任要求企业优化激励机制，改善内部管理模式；关注社会民生责任要求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形成共同创造和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第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保障就业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支撑。在发展过程中，我国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优质的服务，为了绿水青山选择降低能耗，在遭遇自然灾害时提供大量的慈善捐赠和救助等，这些都是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体现。

2.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传承和现实体现

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与“义”的关系问题是众多哲学家长久以来探讨的重要议题。“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都倡导先义后利、义为利本的儒家思想，体现出一种胸怀社会的“大我”气概。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则交织和融入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引入的现代企业理论。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对宽松的环保标准和特殊的招商引资政策，一批跨国公司被这些优厚条件吸引，开始将产业链中端的商品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一时期，供应链管理责任作为多维度社会责任之一被引进了中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面对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冲击和国家经济发展、文明提升的需求，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不断提升，积极从履行社会责任演变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行为。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将“社会责任”纳入法规表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开始逐步向法治化和规范化迈进。2010年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开始加速发展，根据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机构（RKS）的统计数据，我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09年的335家（占比19.50%）增长到2019年的942家（占比24.94%），其中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09年的45家（占比13.48%）增长至2019年的540家（占比57.32%）。如图1-1所示，我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09年起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索历经40余年仍面临着一系列实践困局。首先，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相对偏低，有待进一步提升。历年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虽不断提升，但总体比例较低。以2019年为例，共有942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仅占A股上市公司总量的24.94%。其次，我国企业积极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意愿较弱，还需进一步加强。2019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57.32%是自愿披露，其余都是应规披露。再次，我国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都需进一步加强。如图1-2所示，2019年，75.48%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稳定”评级，而仅有13.69%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积极”评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平均得分仅为43.41分。许多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连续多年未出现大的内容改动和结构调整，主要是在原有社会责任报告基础上，进行具体事件名称和统计数据的变更，而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持续调整关注重心和优化履责绩效。最后，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大多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对企业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困惑、困难、困顿和不足之处均语焉不详。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实践中，社会责任行为异化现象频频出现，比如部分企业的责任意识完全缺失、伪造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责任设租寻租等（肖红军和阳镇，2018）。特别是，有的企业当面临较大的合法性压力时才通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转移公众对其另一维度表现不佳的责难，以实现“漂绿”（Wang et al.，2018）。

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9）》，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为32.7分，仅有59家（占比19.7%）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达到60分的水平。可见，无论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质量，还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实践来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地域差异带来研究新视角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经济活动主体所处空间维度的特征备受关注，展示了地域因素在解释经济现象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企业跨区域发展趋势愈发显著的当下，企业所处地域环境不同，并不只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更意味着市场化环境的差异，包括地理特征、文化背景、经济特征（人力资源、商务环境、金融基础和融资渠道）等因素的差异，对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抉择行为产生内在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也会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得到明显体现。

在我国，丰富的地域特征形成了自然资源、文化背景和商业氛围的地域性差异，使得经济和制度环境产生了不平衡性的特征（李彬 等，2019）。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逐渐拉大，企业社会责任的空间不均衡发展现象也愈发明显。从本书统计的注册地位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在2009—2019年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图1-3）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并且这种特征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显著改变。其中，以2019年为例，东部地区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为683家（占比72.51%）；中部地区次之，为142家（占比15.07%）；西部地区最少，为117家（占比12.42%）。图1-4统计了2019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以及对应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可以看出，排除各地区本身包含的上市公司数量的差异性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水平仍然存在地区的不平衡性。这些数据均表明了地域差异所产生的社会责任履行的差异。因此，从空间维度审视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分布不均衡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将各地区视作密度相同、分布均匀的空间实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