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

金景芳先生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家。早年曾入乐山复性书院学习，得马一浮、谢无量等先生指授。终生游教庠序，研经习典，著作等身，学开一派。

一、与世纪同行：教学科研的一生

金景芳，字晓邨，辽宁省义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卒于2001年，身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寿登百祀，几与20世纪相终始。先生一生游历，约分三个时期：自幼年至壮年（即35岁前），活动于辽宁义县、通辽和沈阳等地，足迹未出“东三省”。日本侵华期间（35—45岁），则辗转于陕西、安徽、湖北、湖南与重庆、四川等地，奔波于大半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要定居于吉林长春，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达半个世纪。

先生本是农家子，7岁习珠算，9岁入小学堂，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考试成绩常位居年级第一；先生酷嗜读书，于“新学”知识外，还在课外遍习“四书”、《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国学读物。13岁初等小学卒业，入读高等小学半年，由于学校停办而辍学，在家务农。14—15岁继续完成高小学业。17岁考上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期间，大量阅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国语》《楚辞》《庄子》《老子》《周易》《史记》等书，对《老子》《周易》尤为用心，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1929年，先生通过系列考试，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并委任为通辽县教育局局长，时年27岁。1931年调任辽宁省教育厅股长。在此工作期间，先生颇受著名史学家、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先生的赏识，此后先生在生活、学业、工作等方面得其助力甚多。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先生不愿做亡国奴，于1936年潜离沈阳，取道北平，径赴西安。经金毓黻先生介绍，入东北大学任工学院院长秘书。未几，西安事变爆发，先生复从西安经徐州至南京，投奔金毓黻先生。金毓黻先生旋赴安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先生亦随从至安庆，做省政府秘书处秘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金毓黻离任，先生亦离开安庆至武汉暂住。次年，入东北中学任教，居于鸡公山。同年，徐州战事吃紧，又随校迁湖南邵阳县之桃花坪。旋因长沙“文夕大火”，形势紧迫，先生又离开桃花坪，经由溆浦、辰溪、晃县、贵阳、重庆，最后迁入四川威远县之静宁寺，受聘为东北中学教务主任。

1940年9月赴四川乐山入马一浮主讲之复性书院，问业于马一浮、谢无量等大儒，时年38岁。其间，先生主攻《周易》与《春秋》，撰《易通》《春秋释要》二稿，分别受到马、谢二先生好评。

1941年，先生从复性书院结业，又经金毓黻先生介绍，赴四川三台入东北大学，任文书组主任，后升任中文系讲师、专任讲师。1945年，先生43岁，被东北大学聘为副教授，《易通》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日寇投降。翌年，先生从三台经重庆、南京、上海，乘海船，至塘沽，转陆路，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园。

回沈后，继续在东北大学执教。1947年，升任教授。1948年又因东北解放战争，随东北大学内迁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先生回沈，曾在东北文物管理处工作，后调任东北图书馆研究员兼研究组组长。1954年，先生52岁，调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历史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名誉系主任，直至99岁辞世，整整于此工作47个春秋。

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民国时期曾任通辽县教育局局长、东北大学教授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担任吉林大学校图书馆馆长、历史系主任及名誉系主任外，还兼任基层工会主席、古籍研究所顾问、先秦史研究室主任。先生是共和国首批部聘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及顾问、国际儒联副会长及顾问、东方易学研究院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吉林省历史学会会长及顾问、吉林省周易学会顾问。

先生出版有《易通》《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孔子新传》《〈尚书·虞夏书〉新解》等儒学著作，《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论井田制度》《中国奴隶社会史》等史学著作，《古史论集》《金景芳古史论集》《知止老人论学》《金景芳晚年自选集》等论文集，《金景芳自传》等，共16部；还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周易》研究、孔子研究、中国古史分期、井田制度、宗法制度、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均有精深造诣。

二、穷神知化：《周易》与《春秋》研究

先生治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穷经，中年治史，晚年侧重于形上之学。

先生早年喜读《诗》《书》《易》《国语》《老子》《庄子》及“三礼”“三传”等经子百家著作，而“尤精于《易》及《春秋》两经”。方其抗战期间于辗转流徙之中，内忧外患，国难当头，遇困者数，遭厄者再。但先生原始要终，欲效西伯而演《周易》；内夏外夷，愿学孔子以修《春秋》。1939年，先生于迁校途中购得傅子东译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附录有《谈谈辩证法问题》，读而有悟，时觉得辩证法许多原理与《周易》中一些疑难之解，可以彼此契合、互相发明。遂以辩证思想解《周易》，顿感涣然冰释，怡然理顺。遂竭一冬之时撰成《易通》一书。这是中国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周易》研究的早期著作，也是先生早年的成名之作，该书1942年获当时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易通》共分十章：第一章《〈周易〉之命名》，第二章《〈易〉学之起源与发展》，第三章《先哲作〈易〉之目的》，第四章《〈易〉之体系》，第五章《〈周易〉之特质》，第六章《论象数义理》，第七章《筮仪考》，第八章《〈周易〉与孔子》，第九章《〈周易〉与老子》，第十章《〈周易〉与唯物辩证法》。本书自立宗旨曰：“中国哲学，综为二大宗派，而以孔、老二大哲人为开山。二哲之思想结晶，则在《周易》与《老子》。是二书也，体大思精，并为百代所祖，而尤以《周易》为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也。”书中批评汉儒象数、宋儒图书，而力标孔子《周易》、王弼《略例》、程子《易传》，自表撰此一书“目的在求真理”（《自序》）。书中一再说：“《易》之用在发明宇宙真理，以为人生准则。”（第一章）“先哲作《易》，其目的在将其已由变动不居之宇宙现象中所发见之自然法则及社会法则，用蓍卦等符号衍变之方式表出之，以作人生行为之指针。”“具体以言，则即‘天之道’与‘民之故’。以今语释之，则即‘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第三章）论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云：“《易》兼象数义理”，“象含于卦，而卦者，《易》之体也；数生于蓍，而蓍者，《易》之用也；故象数备，而《易》之体用该矣，焉有歧象数而言理，尚得谓之《易》乎？”（第六章）易言之，象数都是为义理服务，同时也是不能脱离义理而独立存在的。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相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记载，提出“研究孔子学说，当以六经为准，尤当侧重《易》与《春秋》”。并从孔子的哲学基础、人生观、论仁、论诚等方面列举数十节目，论证孔子思想与《周易》内容的一致性（第八章）。用同样的方法，该书又对老子与《周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得出“老子哲学与《易》不同处：《易》为唯物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的、实证的哲学；而《老子》则为唯心的、消极的、保守的、个人的、内省的哲学”的结论，两者不是同一体系（第九章）。该书尤为突出的是在国统区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解释《周易》，感慨：“中国之《周易》与西土之唯物辩证法，事隔几千年，地距几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洵属大奇！”通过互证，书中揭示：辩证法三大法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变与量变，皆与《周易》暗相符合（第十章）。这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故谢无量先生题词赞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善读者乃能观其通耳。此编综孔、老之绪言，并合以当世新学之变，可谓得《易》之时义者。由是进而不已，《易》道不难大明于今日也！”

先生在复性书院，广读正、续《清经解》，对《春秋》三传用力特深，撰成《春秋释要》一篇，收入复性书院《吹万集》中。此文继承传统治经先求义例的方法，立《春秋》“名义”“宗旨”“原始”“笔削”“大义”“微言”六目，对其义例、原理、主旨、书法以及孔子与《春秋》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述。其独特之处，在于因读《史记》“主鲁亲周”一语，而悟何休“黜周王鲁”说之非；谓“三世”“内外”特以远近详略而异辞，不可并为一谈。此外，在《春秋》释名上，以为得名于上古以年为“春秋”之衡言，并非别有深意。马一浮阅后欣然题词：“晓邨以半年之力，尽读‘三传’，约其掌录，以为是书”；“岂所谓‘箴膏肓、起废疾’者耶！”对先生的创见十分欣赏。

三、由经入史：古代社会史研究

52岁以后，先生执教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从中文改业史学，自觉“必须从头学起”，“既要学习马列理论，又要学习历史知识”。于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凭着坚忍不殆之毅力和原本具有的雄厚经学、文献学功底，很快便进入角色，不到两年时间就写出《易论》（上、下）和《论宗法制度》两篇学术长文。

张之洞尝曰：“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验之先生之学术实践亦信然。近代社会“西学东渐”，全盘西化、历史虚无等言论曾经甚嚣尘上，一般激进人士视中国经学如土苴屎溺，除了毒素别无可取。先生却以历史唯物眼光视之，则景象迥然。自谓：“解决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分期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解决宗法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解决井田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解决中国哲学史中天的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解决中国古代的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几乎有关古代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学术思想、名物制度、家庭伦理等所有问题，无一不可从经学中找到材料和答案。先生正是凭着对经学认识的升华，很快实现了从旧式儒者向新型史家的转变。

孟子有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金老治学措意于大者、要者，贵成体系。在古史分期、阶级结构、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周易》和孔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他都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他精于“三礼”，善说制度，自谓：“经部书，我最喜读《周易》、《春秋》和‘三礼’。”其于《易》，有《易通》《学易四种》《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及论文数十篇；其于《春秋》，则有《释要》及主要依据“三传”材料撰成之《中国奴隶社会史》；于“三礼”，则主要有《论宗法制度》《论井田制度》《周礼》《〈周礼〉〈王制〉封国之制平议》等宏文。

“宗法制度”是儒家的重要礼制，也是先秦的重要制度，它关系到对先秦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如何调整、财产如何分配、权利如何转移等，甚至也影响到礼制、司法如何处理等问题。古今学人多有论及，然而许多学者对宗法制度的认识却是不足的。如将君统与宗统混为一谈，说天子是天下之大宗、诸侯是一国之大宗、大夫是自己采邑的大宗云云。金老《论宗法制度》力排众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两种再生产理论”，认为宗法制度产生于周代，是统治者因应统治秩序的需要，运用政治手段对血缘关系进行的改造、限制和利用，目的是隔断血缘关系对天子、诸侯之君权的干扰，同时又要利用宗族等血缘关系对君权起到捍卫作用。这是西周设立宗法制度的实质。所以，天子、诸侯代表的君统是政权体系，强调的是政治关系；卿大夫代表的宗统是家族体系，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两者虽有共同性，但区别是主要的。在君统体系中，主要讲君臣关系、尊卑关系；在宗统体系中，主要讲兄弟关系、血缘关系。这个原则叫“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这“恩”“义”两个字就是对君统、宗统两个不同体系的本质概括。天子、诸侯作为天下共主或一国之君，首先要强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正是对这一权威的真实写照，所以君统与宗统不可能是统一的。君统第一，宗统第二，宗统服从君统，这是极为自然的。虽然周代的天子、诸侯大都是由大家族的族长转化来的，但是他们一旦成为天子、成为国君，就成为天下之人的王、一国之人的君。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国家非一姓之国家，在“民不祀非族”的时代，王和国君怎能再是他们的大宗子？这一根本问题得到了解决，至于宗法制与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的关系，宗法实施的范围和起止时代，为何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等问题，也一并得以解决。

“井田制”既是儒家称道的理想，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井田制缺乏了解，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奴隶社会，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上古史。先生通过对马列经典文献与中国古代典籍的综合考察，认为“西方的农业公社或马尔克，同中国古文献上记载的井田制是一样的”，说明在人类社会早期用条块分割法进行土地分配和管理，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经实行过，并广搜《周礼》《孟子》《尔雅·释地》《诗经·鲁颂》《毛传》《小雅·出车》《鄘风·干旄》《国语·周语》等文献中的记载，撰《井田制的发生和发展》《论井田制度》等系列论文，对井田制度的发生、发展、形制、管理和消亡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指出井田制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先生是最早以马克思、恩格斯古代公社的理论来研究井田制的学者之一，推动了井田制的深入研究。

关于古代社会的结构（或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研究古代历史不可回避的问题。有段时期，史学界曾经普遍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推翻了奴隶制度，等等。金老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撰文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马克思在研究古罗马史时指出：“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在奴隶制时代，阶级不是简单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阶级的对立是以等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以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出现。

先生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更是独树一帜，鲜明地提出了“秦统一封建”说，并成为这一学说的代表。中国古代史分期曾经是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被称为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先生于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基本概述了自己有关古史分期的看法；1978年在长春再次举办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先生撰《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两编，系统阐释分期问题：

其上编主要讨论：一、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奴隶制是一种形态，还是两种形态？二、夏代尚有待于地下发掘物证明，这个观点是可以商量的；三、人牺人殉能证明殷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吗？四、关于井田制问题；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的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六、“初税亩”三个字，没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七、《左传》上的“三分公室”“四分公室”讲的是兵制，同“初税亩”毫不相干；八、鲁三家、齐田氏是完成社会变革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吗？分别从概念上（奴隶制形态）、“战国说”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等方面，展开了系统商榷。

在文章下编，金老指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区别在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井田制，即土地公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为土地私有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则为郡县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礼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法治。所以，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井田制、分封制和礼治向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和法治的转变。”特征既已明确，用来考量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实际，就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史学界所称“金派”之“秦统一封建”说。

四、学究天人：孔学与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是金先生的学术丰产时期。先是齐鲁书社出版了先生的论文集——《古史论集》（1981年），继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专著《中国奴隶社会史》（1983年）。前者收文22篇，系金先生数十年研究上古史论文之精粹；后者近40万言，系先生研究先秦史的系统学术性著作，两书是先生治史成就的最高代表。其时金先生已经年登八秩，于是把主要精力转到对《周易》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研究上来。

1979年《哲学研究》第6期、第11期接连刊载了金先生《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两篇论文，以后又发表《战国四家五子思想论略——儒家孟子、荀子，墨家墨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1980年）、《孔子思想述略》（1981年）、《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1981年）、《中国奴隶社会诞生和上升时期的思想——夏商和西周的思想》（1982年）、《〈孙子〉十三篇略说》（1982年）、《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85年）、《说〈易〉》（1985年）、《孔子与六经》（1986年）、《我对孔子的基本看法》（1986年）、《孔子对〈周易〉的伟大贡献》（1987年）、《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1988年）、《关于〈周易〉研究的若干问题》（1989年）、《孔子所讲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1989年）、《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1990年）、《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1990年）、《孔子与现代化》（1990年）、《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1991年）等一大批研究先秦思想学术的论文。

1985—1986年，先生以80多岁高龄主办了全国最早也是当时唯一的“《周易》研讨班”，担负起培养高校中青年《易》学爱好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者和研究者的重任。一年下来，其讲稿《周易讲座》经助手吕绍纲整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同年，汇集先生多年研《易》心得的又一本专著《学易四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先生与助手吕绍纲完成40余万字的《周易全解》，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集中体现先生孔学思想、由助手吕绍纲与学生吕文郁协助完成的《孔子新传》，由湖南出版社出版（1991年）。1991年，总结先生80年代研究上古学术思想的论文集《金景芳古史论集》，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先生又以94岁高龄指导吕绍纲完成《〈尚书·虞夏书〉新解》，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先生亲自编撰《知止老人论学》，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先生亲自口授，由学生张全民整理完成《〈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由辽海出版社出版。

综观先生晚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在《周易》与“孔学”两大主题。《周易》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自汉以来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中国思想学术史影响极大。先生弱龄嗜《易》，刻苦钻研，至老弥笃。先生视《周易》为哲学著作，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结合经学、史学的方法研究《周易》，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在众多的易学成果中卓尔不群，自成一家。张岱年先生说：“景芳先生对于易学造诣尤深，早年著《易通》，晚年又著《学易四种》《周易讲座》等著作，阐明易学的义理，摈斥关于象数的迷信，同时坚信孔子作《易传》的记载。”颇能反映金老的易学特点。唐嘉弘先生亦谓金老易学：“方法科学，论证严密，破治《易》二蔽，成一家之言。”

在孔子研究上，先生除与弟子合作的《孔子新传》一书外，还发表了专题论文20余篇。从研究孔子的方法、所依据的史料，到思想内容、历史贡献及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孔学在历代的流传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探究，形成了先生别具特色的孔学研究体系。先生常说：“中国之有孔子，毋宁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又说：孔子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精神文明的最突出的代表。“在孔子的这份遗产里，蕴藏着很多珍贵的文化财富，有待于我们继承。”

先生认为孔子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大要有二：一是文献，即六经；二是思想，即仁义、时中。先生坚信自《史记》以来传统所说孔子删定六经的说法，认为：“六经是孔子竭毕生之力学习先代历史文化，经选择整理并加进自己的见解而著成的。”因此，他对六经与孔子无关的说法持批判态度。先生认为：“孔子编著六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对《诗》《书》是论次，对《礼》《乐》是修起，对《春秋》是作，对《易》则是诠释。”所以，研究孔子的思想必须研究六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论语》。先生在《孔子新传·序》中说：“真正的孔子之学，主要是‘六经’和《论语》。七十后学的记述及《孟子》《荀子》二书的一部分，也应包括在内。在上述著作中，最能反映孔子思想的，首推《易传》，其次是《春秋》，再次则是《论语》。”在六经中，《周易》与《春秋》对研究孔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先生认为《易传》中有孔子对《易》“天之道”与“民之故”的系统阐述，《春秋》是孔子“拨乱反正”的“正名”之作，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

先生认为孔子学说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另一个是‘仁义’。第一个核心是基本的，第二个核心是从属的。第一个核心偏重在自然方面，第二个核心偏重在社会方面。孔子又特别重视‘中’，实际上‘中’是从‘时’派生出来的。孔子还特别重视‘礼’，实际上‘礼’是从‘仁义’派生出来的。”金老还特别重视古为今用，研究和探讨孔子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指出其时代局限性和有超时代的永恒性：“孔子所讲的仁义，不仅有时代性，也有超时代性。”“孔子所讲的仁，实际上是反映当时存在的血族关系；孔子所讲的义，实际上是反映当时存在的阶级关系。仁的‘亲亲为大’，义的‘尊贤为大’，就是它们在实质上反映当时存在的这种关系的确凿证据。”

针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抬出孔子的招牌愚弄民众，金老研究孔子十分强调区别“孔学”与“儒学”，明确反对“今人称孔学为儒学，往往把孔学与儒学并为一谈”的做法，说：“据我看来，汉儒、宋儒虽然打的都是孔子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传承的多半是孔子学说中的糟粕。至于精华部分，他们并没有传承，反而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因此，今日应把真正孔子之学正名为孔学，以与汉儒之学、宋儒之学相区别。”（《孔子新传·序》）

此外，金老晚年对《尚书》的研究也成就斐然，颇多独得之见。他与助手吕绍纲合作撰写的《〈尚书·虞夏书〉新解》一书，就是其新见解的代表之作。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先生晚年致力于形而上学的研究，他除了对易学、孔学的特殊爱好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强烈忧患意识。纵观中国近代史，热血青年、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人漂洋渡海，从事“西学”研究。而西学者又分化出两大派别，一派是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不彻底西化没有出路；一派是“洋为中用”（或称“中体西用”），主张将西方有用的东西借鉴来以为中用。对此，一批学人又反其道而行之，自西学而回归中学，特别是儒学或佛学，对现代新学（或西学）展开批判，从而促进了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先生的业师马一浮、熊十力及梁漱溟等老一代新儒家经历先西后中、坚守宋明理学的历程，就是明证。先生没有重走业师的治学道路，更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对近代思潮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进行了深刻反思，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理论，走自己的学术道路。

他曾不止一次指出：“谈孔子与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五四’及其以后长时期批孔，而今天却大张旗鼓地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到底谁对谁不对？是批对，还是纪念对呢？我说都对。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前此是革命时代、战争年代，而今天是和平年代、建设年代。好似冬衣裘，夏衣葛，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治世尚文，乱世尚武’，我看是对的。今日中国正是革命已取得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自然应予以重视了。”“看来我们今日就行动起来，努力做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工作是不会有过错的。”

从方法上讲，早年金老研究经学虽然自励以“贵平实，贵客观”，其《易通》力求探讨真理；作《春秋释要》，又力黜何休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都还是在经学内部来抑扬。金老晚年治形上之学则加入了更多的历史方法。用治史的方法来治经，讲究实证地、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金老20世纪50年代撰写《易论》即有成功的尝试，其上篇专从时代背景方面考察《周易》的产生和形成，指出：“《周易》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认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长期发展的结果。”“《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依赖于社会实践，它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认识水平的反映。”晚年他更加强调《周易》与时代的关系，正如唐嘉弘先生所云：“金老在研究《周易》时，总是把《周易》放在先秦夏、殷、周三代历史范畴，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及其演变过程去分析《周易》。”并对金老关于殷易《归藏》与《周易》反映了不同的亲亲、尊尊历史和传弟、传子不同继承制的探讨大加欣赏。张岂之总结金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说：“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金老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注意焦点。”“应当指出，金老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他的《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论井田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等论文，实际上构成了金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而金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史的若干观点都与他的社会史观点密切联系着，形成了一个整体。金老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他是一位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的古史专家、古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这些都是知人之谈。

“儒门道脉传千古，天地长留草木春。”（李锦全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立言，先生著作等身，学开一派；年高德劭，道德文章，足为一代师范。立德、立言、立功，兼而有之。先生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培育大批后学，颇具大儒风范。先生之德、言、功三者，皆足以称不朽于后世！

五、主要论著

（一）代表性著作

1.《易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2.《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

4.《论井田制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5.《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学易四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7.《周易讲座》（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周易全解》（与吕绍纲合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孔子新传》（与吕绍纲、吕文郁合著），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0.《金景芳古史论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金景芳自传》，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

12.《〈尚书·虞夏书〉新解》（与吕绍纲合著），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3.《〈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二）代表性论文

1.《春秋释要》，复性书院《吹万集》1941年版。

2.《易论（上）》，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3.《易论（下）》，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论宗法制度》，载《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5.《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6.《井田制的发生和发展》，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7.《论儒法》，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

8.《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9.《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10.《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

11.《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撰写者：舒大刚，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