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苗族的迁徙对村庄经济的影响

苗族，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苗族那样经历过漫长而久远的迁徙。如果苗族也有文字，他们的先人肯定会记载下本民族悲壮而宏阔的历史。澳大利亚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一书中写道：“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这位史学家对苗族历史的概括可谓恰如其分。

有学者认为，苗族的迁徙既是一部悲壮的英雄史，又是正确解读苗族经济、文化、民俗必不可少的史料参照。解读苗族迁徙的历史，有助于人们了解世居大山中苗族村寨的贫困根源和风俗传承，有助于从历史的维度上认知一个民族发展落后的原因。苗族历史上先后经历过五次大的迁徙，据史料记载，第一次迁徙发生在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九黎部落为苗族的先民，原本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因与东下的炎黄部落发生战争，逐鹿于中原，后九黎部落惨败，首领蚩尤被杀，不愿融合为华夏民族的苗族先民南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定居，经过400多年的发展，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三苗国”，并形成以“三苗”见诸史册的新的部落集团，这是苗族先民第一次大迁徙。

南迁后，繁衍生息于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强悍起来的“三苗国”，与以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部族再次发生冲突。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兜于崇山”[1]，到了夏禹时期，三苗被彻底打败，“三苗国”从此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除部分融入华夏部族外，其余的举寨又继续南逃，到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隐居下来。经过漫长的发展，苗族才以“南蛮”、“荆蛮”或“荆楚”的名称出现于中原文献史料中。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徙。

被称为“荆楚”“荆蛮”“南蛮”的苗族先民，中原文献中不再有“三苗”的记载。他们从长江中下游平原迁到绵绵群山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创业，又在条件恶劣的山区逐渐繁衍、发展起来。苗族发展成“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史记·楚世家》中，楚文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也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止，为避战祸，部分苗民又跋涉西迁到自然条件更为险恶的武陵山区。秦吞并巴蜀灭楚后，苗族又大量向西向南迁移。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论述道，“至西汉之初，今日川黔汀鄂一带的山溪江谷间，已经布满了南蛮之族”。他们中的大部分沿澧水，顺沅江，进入武陵地区的“五溪”，即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迁至武溪的苗民在今贵州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和湖南的新晃、芷江、怀化一带定居下来。这之后，苗族就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文献。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

秦汉时期，偏安于武陵山区和“五溪”两岸的苗民，经历过一段休养生息之后，到了西汉末年，“武陵蛮”因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后汉书·南蛮传》云：“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光武帝为巩固统治，两次派武威将军刘尚沿沅江而上，进攻武陵蛮，招致全军覆没；继派李嵩、马成率兵进攻武陵蛮，也被武陵苗族联合其他民族扼险击溃。及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不断地向“武陵蛮”“武溪蛮”大举用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宦官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斩首三万级”。由于封建王朝不断征剿，“武陵蛮”和“武溪蛮”再度西迁，或向更高、更险的深山、峡谷纵深隐居。有的沿着舞阳河西上，迁至贵州思州（今岑巩县）以及思南、印江、梵净山区；有的沿清水江西上到黔东南地区定居；有的迁得更远，进入黔北、黔西、川南和云南、广西，分布越来越分散。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

元明清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加之封建朝廷对苗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更为沉重，军事镇压也更为残酷，苗族又发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第五次大迁徙。元时曾把中华民族分为四等，把包括苗族在内的南人视为最末一等。明清时期，苗族人民多次被迫起义，又多次被镇压和屠杀。每次起义失败，都导致背井离乡的结果。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由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又由云南、广西迁徙至越南、老挝和泰国。至此，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才算基本结束。

在中华各民族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像苗族这样历经如此长时间、大幅度、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没有一个民族像苗族这样历尽劫难，不断遭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屠戮，尽管那些已佚风干的血迹早已凝固于历史的长廊中，但像苗族这样的血泪迁徙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也不多见，也正是这种迁徙，对苗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苗族不断的迁徙，在磨炼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的同时，也铸就了他们对民族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共同的苦难培育了苗族讲义气、重友情，勇敢、坚强，为人直爽坦荡，重视团结的性格品质，既注意苗族自身的团结，又注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和睦共处。

此外，不断的迁徙，使他们经常面对艰险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强烈的生存意志造就了苗族人民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富于在艰苦条件下生存创业的能力，无论迁到哪里，都能在陌生的土地上迅速适应环境，生息繁衍下来。

图1-1 居住在传统苗寨中的贵溪村民

说明：除特别标注外，书中照片均由本书作者邹青山于贵溪村调研期间拍摄，2017年。

不断的迁徙、逃难，使苗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最偏远的深山里，或崇山峻岭中，或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的地方，远离区域统治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苗族长期处于创业—迁徙、迁徙—创业的颠沛流离中，这在客观上大大延缓了苗族经济、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使苗族居住地区的生产力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的原始状态。

不断的迁徙也使苗族分布的地域广阔，居住分散，不同部落支系生活封闭，交流极少，从而形成了各支系繁多的方言。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不能用统一的文字记载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不同部族之间也难以用苗语进行沟通和交谈。

从苗族迁徙的历史大背景下审视今天的贵溪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苗族漫长历史投影下的一个真实写照。一个村庄，散居于大山深处的三个自然寨子中，有苗族、有汉族、有侗族，民族间和睦相处，在过去的上百年以至数百年中过着刀耕火种般的生活，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相对封闭的生活延缓了他们走出大山的脚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鸟兽共居，与自然搏斗，保持着本民族原始的图腾崇拜，长期陷于温饱与半温饱、饥饿与半饥饿的窘困之中。

今天，党和国家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各民族共同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权利。苗族，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发扬传承民族自立、自强精神，享有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扶持，进一步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的时代行列中，古老民族也必将可以为国家的振兴、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