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唐王朝治理安南的行政模式

远古时期安南地区的社会形态，由于文物与典籍缺乏，只能做概貌性的描述，如《礼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11]秦统一岭南前，越南历史称之为文郎国时代，这地区的社会开始有所进化。《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12]此时开始从游猎逐步进化到农耕时代，社会开始组织化，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有部落首长，大者为王，次者为侯，下置雒将，乃各部直接领民的酋长。各部落的“雒侯”是帮助雄王办事的最高官职；“雒将”分别管理文郎国中的各个“部”。[13]从早期零星史料来看，传说中的文郎国时代，各部族社会内部已经开始产生分层与贫富差别，雄王乃部族联盟中的权威性领袖，形成了部族国家的状态。但是，血缘纽带仍然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族氏组织是社会结构的基石，族氏的分野远比阶级的分层更为重要。部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与人口而“好相攻击”[14]，因此族氏之间的联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也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仍然处于“氏族组织”阶段。[15]

秦统一岭南地区后，设郡县治之，其中象郡管辖了安南中北部地区。[16]秦朝对此地的治理，一是实施“以越治越”政策，任用原部族骆将充当地方行政首长，《史记》引《广州记》载，诸县自名为“骆将”，授以“铜印青绶”。[17]设一郡守加以监督，实施间接统治。[18]二是大量移民，杂居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19]“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0]《史记·南越列传》认为，秦统一岭南时，“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21]。《汉书·高帝纪》载：“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22]秦朝将大量中原百姓移居岭南，但因文化习俗差异太大，他们并没有真正与越人杂居，“实仍自为聚落”[23]。

秦末内乱，龙川县令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实行“和集百越”[24]的政策，被称为“怀服百越之君”[25]，而自称“蛮夷大长老”。他一方面继续实行“以越治越”政策，在降服安阳王后，将安南地区分置交阯、九真二郡，“令二使典主”[26]。另一方面，整顿民风，使“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27]。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赵佗接受汉使陆贾劝说，归附汉朝，并从中原引进铁器牛马，改善越人的农耕方式。汉武帝时，南越王赵兴曾愿“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28]。

汉武帝收复岭南后，为稳定安南地区的社会秩序，仍沿袭赵氏政权的政策，伏波将军路博德“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29]。并实行“以其故俗治，无赋税”[30]的政策。此时，汉王朝对交阯的治理依旧实施间接管理，从某种意义来讲，“主权”的宣誓意义更重一些，而治权仍由各骆将自主。随着岭南社会的日渐稳定，汉武帝开始尝试加强岭南地区行政体系建设，分置九郡，其中安南地区析分为交阯、九真、日南三郡。[31]各郡太守改由朝廷任命，而大部分县令仍由骆将主理。元封五年（前106），设交州刺史部统属岭南各郡，由朝廷选派州牧监镇之，加快本地社会的转型。其中功绩卓越者如光武时期交阯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他们“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32]。任延在九真还“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因此，史籍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33]。法国学者鄂卢梭（Leonard Aurousseau）认为，汉朝对安南地区的社会改造，“使从前一种原始民族，变为服从社会纪律的一种文明团体”[34]。

当时这种社会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原来骆将集团的特权与利益，引发安南社会普遍不满。建武十六年（40），征侧因交阯太守苏定以汉法惩治其夫诗索，率兵起事，得到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的集体响应。[35]建武十八年（42）马援奉命征讨。在平定二征起义后，马援一方面加强了郡县体系与秩序的建设，史载：“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36]“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其后又“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37]。马援一方面迁移部落酋长，改任汉官治理；另一方面为了缓解社会变革对越人的冲击，做了一定的妥协，恢复部分越人旧俗，所谓“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38]。马援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安南地区向封建社会形态的转变。[39]同年东汉王朝赋予交阯刺史“持节”管治的特权，[40]实际是将岭南地区视为特别行政区。东汉建安八年（203），应士燮之请，改交阯刺史部为交州，视为东汉的第十三州。

三国时，蜀国进踞益州，欲染指交州，曾任命建宁太守李恢遥领交州刺史。后孙吴政权控制岭南，并借助士燮家族势力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但后来为遏制士燮家族的割据态势，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郡列置广州，交阯、九真、日南等统属为交州，实行交、广分治。后虽有所反复，但最终交州还是作为一个独立行政区固定下来。[41]这种州、县的行政体系在南朝宋、齐、梁、陈及隋、唐初均得以沿袭。[42]在三国南北朝时期，安南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乃是越化汉人豪族崛起，并逐渐成为朝廷地方治理的重要依靠。史称“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43]，这些“酋豪”大多都是南迁越化的汉人家族。

唐朝初年，为遏制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朝廷的影响力，于武德五年（622），设立交州总管府，任命邱和为大总管，统辖安南各州行政、军事。武德七年（624），改交州总管府为交州都督府。高宗调露元年（679）又将交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成为岭南五管之一。至德二年（757）改为镇南都护府，永泰二年（766）复名安南都护府，直属岭南节度使。咸通三年（862）南诏寇陷安南。咸通七年（866）安南恢复旧治，设置静海军节度使，以节度使兼领都护。唐朝在加强对安南军事防控的同时，又不断拆分细化行政区，最多时在本地区共设50余个经制州与羁縻州，以弱化地方势力对朝廷的抗衡力量。天祐二年（905）唐朝任命的安南节度使独孤损因派系斗争而被贬到海南，安南鸿州豪强曲承裕趁势自立为节度使，并于次年成功迫使朝廷予以承认。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曲承裕之子曲颢挟势继承了节度使的职位。五代十国时期，由于中原内乱，安南豪强乘机崛起，并摆脱中原朝廷的统辖，走向自主独立的道路。

由汉及唐，中国王朝对安南地区的开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政管辖的区域日渐拓展，秦时只设立象郡，汉设3郡22县。至唐时，安南都护府之设，所辖正州、羁縻州多达50余个。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王朝对安南的行政管理经历由点到线到面的过程，治理空间一方面从沿海经贸发达地区向西部高地扩展，另一方面从都会区向乡村逐渐浸透，王朝行政的影响力日益加强。第二，中国王朝对于安南社会治理采用间接管理的模式。大体上是，地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由朝廷选派，研究表明，汉朝时，交州刺史、太守的任命以中原官僚为主，尤以扬州、荆州人居多，并无交州本地人士。[44]唐朝时，都护、节度使层级的官僚基本由朝廷任命。而基层官吏的荐举与任命，基本遵循“越人治越”的原则，主要依赖地方酋长或豪强，如汉时采取“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对基层社会则实行“不（可）用天子之法度”[45]“正朔不及其俗”[46]等因俗而治的政策。至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政权分立，交州地方势力乘势而起，官僚系统被迫起用地方豪强。灵帝中平四年（187）以交州豪强李进代贾琮为交州刺史，是交州人才与中州同选之始。三国之初，士燮家族把控交州达四十年之久。南朝时，九真、日南升格为州，州刺史之职，也常迫于形势为当地“豪酋”所据。入唐以后，其经制州、羁縻州刺史大多由当地豪族或部落首领出任。[47]从整体而言，安南社会治理形成了以朝廷命官监镇，地方“豪酋”为基层管理支柱的“二轨制”管治模式。第三，中国王朝不断深化对安南社会的改造，尝试以儒家伦理、中原法律改变其习俗，以较先进的技术使其社会生产方式转型，当然这种改造进度相当缓慢，成效有限，汉唐千年的管治，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因俗而治”格局。因此，至唐末时，在广大的基层，其地方特征仍然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