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序，总是想说点事。先来关注一下读者有可能的问题：文章都发表了，为什么还结集出书？这样的书究竟有什么额外的价值？这两个问题也是我自己考虑过的。

我曾在我的博士论文《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一书中说过，我是农民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山坳里，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当时的志向是能跳出农门吃上公家饭，根本不知道还有学者专家这个“行当”，更没有想到未来还要靠研究农业、农村为生，乃至所谓“志业”，甚至发文章写书出书。但是后来竟然闯入了这么个“行当”，还真的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发表了一些看法，竟然还有人听，产生一点影响。真是人生不可预测，未来不可预期！是不是已经将研究做成韦伯所说的那样的“志业”？对此，现在还不能确定，也难以自信。不管怎样，也许是敝帚自珍，总觉得已经发表的文章还是有点意思，有点价值，特别是与当下全国正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契合性，文章中提出的一些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回应，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提出的一些概念还有一定的解释性。更重要的是，本人想把这些论文放在一起捋一捋，借机梳理一下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脉络，看看能否在此基础上为后续的研究找找方向。

不论是什么党派还是什么人，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和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才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持续加速推进，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局面，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综合实力一下子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像我这样的“60后”一代，对改革前后有亲身的感受，有直接的比较，我们正好碰上以高等教育恢复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标志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以及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惊世的现代化建设和繁荣，所以，对此感触是非常真切、震撼和激动的。在如此短时间内，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发生如此巨变，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以至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感受到中国日益追上的“焦虑”乃至“恐惧”。

但也要看到，在这么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这个庞然大国的步伐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时候迈得大，有时候迈得小一些，有时候左脚迈大了而右脚迈小了，或者相反，甚至还出现不同脚成长速度不一样，出现长短不同。比如陆学艺教授所说，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步，前者“短”了，后者“长”了，也就出现“一条腿短一条腿长”，“走起路”来肯定是不稳的。国家也看到这一点，提出中国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社会矛盾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贯穿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不同时间呈现在不同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程度。不管怎样，普遍的共识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一直存在，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探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上却存在许多方法和理论偏误问题，而且这些偏误在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上产生不少误导，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

很多研究和政策文件一谈及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都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虽然收入是很重要的指标，并且还是最容易获得的指标，但是，仅仅靠缩小收入差距，能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吗？最近十来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这并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外出进城务工经商，甚至连沿海发达的农村地区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城乡收入差距不足以衡量城乡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首先，收入数据并不一定全面、客观，有一些收入是通过调查难以获得的。其次，城乡差距是全范围的，而不是单一维度的，涉及收入、发展机会、生活方式、社会等级、价值观念、文化等所有层面，因此城乡差距是城乡氛围差距。也就是说，过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城市中心主义主导的城市崛起、乡村衰落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就是乡村在现代化价值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价值体系中，城市掌握着居高临下的话语权，占据着核心地位，往往会把城乡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归咎于农村自身，认为与城市无关。特别是当人们用经济学研究中所谓的效率、规模、竞争等概念来解释时，认为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农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生产方式传统落后等，在于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技能缺乏，在于农民保守、观念落后、缺乏冒险精神等，所以，农村发展滞后和不充分了，与城市没有关系，是因为农村、农民、农业不是城市、居民和工业的竞争对手。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大部分情况也许是事实，但这样的认识归因并没有深入追问“三农”这一问题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农民天生就保守和落后吗？他们受教育水平低究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这种没做深度思考的认识归因带来的结果是对“三农”的系统性、隐形的社会、政策歧视。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城市人对待农村流动人口的态度和做法：不论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都认为，农村流动人口进城是来“淘金”的，城市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就不应该提出其他更多的诉求，比如市民待遇诉求。在这种隐形的社会歧视性话语霸权下，连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为城市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做法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只好默默地忍受着一些不公和不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流动人口会长期忍受这样的对待，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老一代有着鲜明的差异，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不同意见和态度。他们渐渐地意识到，生而为农村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城乡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和农村如此落后，也不只是农村自身的问题，还有外部的因素，特别是城市的因素。计划经济时代构筑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工业化发展导致的工农剪刀差以及国家政策的城市导向，使得农村、农民和农业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牺牲者”“贡献者”的地位，它们被安置在“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边缘地位，最好的地位是“基础”位置，由此只是给了点“补贴”“最低收购价”这样的政策待遇。

本书收集到的论文分别发表在过去20多年里的不同时间，虽然展现的是我个人的一个学术历程和思考内容，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阶段城乡关系的一些真实变化轨迹。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时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有未的问题和困难，如拖欠工资、被城市强行收取各种费用（暂住费、教育附加费、卫生清洁费、城市建设费等），甚至动不动被强制遣送回去，子女更不可能在城市上学等，但是，农民工也并不是等着挨宰的“羔羊”，他们有着自己表达不满和反抗的方式。在跟他们交往和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在表达和反抗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于是我就想到代际差异理论，为此在北京、深圳、杭州和温州展开深入的调查，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概念。没有想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很快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应，被学术界、政策界乃至媒体采用，甚至出现在国家的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的看法和政策调整。2006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农民工的政策文件，指出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改变了过去对农村人口进城是“盲流”“无序流动”的非议。在这个时候，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在认识上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政策和体制障碍并没有消除。在这个背景下，我又提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从体制机制、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上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没有获得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依然处于“进城返乡”“融不进城市回不了乡村”的状态，我将此称为“半城市化”的社会结构。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除了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开放度越来越大。然而这种开放并没有增加相应的福利享受，从而使农村流动人口将流入地视为城市化的归属地。与此不同，他们大部分人为保住农村有限的那份利益（特别是房子和土地），同时也为应对在城市中碰到的生存、就业以及其他方面（政策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他们不会完全返回农村，但他们会选择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即城乡两栖。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城乡关系开始从过去的离村进城的社会转型转向“非村非城”“即村即城”的新社会转型。

城乡关系一直是我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它不只是表现在人口流动这一层面，事实上在所有层面都正在经历新的变化。社会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出“社会转型”概念来解释城乡变迁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迁，所以，这也使得我在研究观察城乡关系的时候，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口流动层面，而会转向更多层面的分析和讨论。本书以“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标题，以“乡村振兴主体性研究”为副标题，我的用意是我过去发表的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探索这些主题，集中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认为仅仅关注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只有实现农村现代化，才意味着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获得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能只局限在乡村内部，必须要借助城市的力量、资源和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技术、产业、经济、生活方式和观念从城市向农业农村扩散和影响的过程。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注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反贫困以及进入21世纪开始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展的精准扶贫脱贫，在农村现代化上下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更多的精力还是在农业现代化上。每年的一号文件更强调“农业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农业现代化被摆在优先地位，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则是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化学化等。但是，农业现代化并没有有效传递到农村现代化上，同时，农业依然留不住农村青壮年，农村依然留不住农村人。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现代化没有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一直强调的是农业现代化，从国家机构设置上也一直只有农业部这样的管理部门。农业部的重点工作和精力在农业现代化上，而不是农村现代化上，对农村现代化主体性培育缺乏关注和政策投入。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终于从政策上开始重视农村现代化，农业部则改为农业农村部，而且还将原来的国务院扶贫办公室改为乡村振兴局，表明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同纳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意味着从后台走上了前台。农业现代化固然很重要，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不一定能支撑起农村现代化，而农村现代化究竟如何做，是乡村振兴的使命。本书收录的文章对此已经做了一些探讨，希望以此引发更多的研究者做更深的研究。

本书还对农村现代化的一些具体面向，如农村反贫困治理与社会建设、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村庄变迁、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等，都有所讨论，不在序里一一说明。值得说明的是，有一些文章是20多年前发表的，有一些数据口径跟现在不一致，为了尊重事实，就保留下来，请读者见谅，但我觉得还是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最后，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尤其要感谢出版社副总编童根兴为此所做的贡献，感谢他的辛苦劳动，同时，也感谢我的博士生鲁文做了先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同事梁晨与出版社的联系工作。当然更感谢读者对本书的关注，希望本书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希望得到你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