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肾衰竭那天，我一个人在医院厕所里干呕。
镜子里的我脸色惨白，像是已经死了一半。
“需要肾移植。“医生说这话时，我正在数墙上瓷砖的裂缝。
八十七道，和我肾脏的GFR值一样可笑。
手机震动起来，是监狱管理局的短信。
父亲出狱了。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突然笑出了声。
命运真是个恶劣的编剧，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把那个毁了我童年的罪人送回我身边。
第一次见面时，他站在便利店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二十年不见，他老得我差点没认出来。
“乐乐...“他喊我名字的声音在发抖。
“你和你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转身就走。
但橘子很甜，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便利店。
他开始每天给我发短信。
天气降温，记得加衣。楼下新开了粥铺。
这些无聊的日常像钝刀子，一点点磨着我筑起的高墙。
直到那天，他闯进我的透析室。
“抽我的血。“他撸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狰狞的疤痕，“我要捐肾给你。“
护士告诉他血型不匹配时，我看见他整个人垮了下去。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后门发现他蹲着抽烟，背影佝偻得像条老狗。
后来很突然的一天，医生告诉我有了合适的肾源，我对此没有很大触动。
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捐献者要求匿名。
我摸着腹部的伤口，突然想起父亲最近走路总是捂着腰。
他开始咳血是在我出院后的第三周。
我假装没看见他藏在枕头下的止痛药，就像他假装不知道我知道。
那天我撞见他偷看我手机，屏幕上是李淇煜三年来发的第一条短信：“她还好吗？“
“你凭什么！“我摔了手机，“你以为这样就能赎罪吗？“
他什么也没说，默默穿上外套出门。
那袋糖炒栗子后来被交警送来时，还是温的。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枕头下发现了两张纸。
一张是肝癌晚期诊断书，日期比我的肾移植手术还早半个月。
另一张是器官捐献协议，签名处晕开一片水渍。
我坐在他的床上，拨通了那个三年没打的号码。
“李淇煜，“我说，“我们结婚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好。“他说。
窗外的雪还在下。我摸着腹部的伤疤，那里跳动着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没有亲人了。
我低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