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

一 问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致力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文化软实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因此，在当今时代，如何建设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它需要我们从现实与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一）现实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从现实的角度讲，在当下，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与文化强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势必要求作为“软实力”的文化，能与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匹配。换言之，中国在文化领域也要取得同样的大国身份。因此，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在文化方面实现复兴与强国的问题。

1.研究文化软实力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想与期望，也是党和政府的伟大战略目标，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实现国家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在当今时代，如何肩负历史的重任，如何把握住历史的机遇，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实践，也需要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先进理论提供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开展本书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研究文化软实力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寻良策。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方法，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文化发展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开创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发展道路。因此，在当今时代，更为深入细化地探寻与研讨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的具体措施与方法，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强国重大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贡献一分力量。

3.研究文化软实力可以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与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研究，并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来建设文化软实力，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复兴，实质上就是建设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因此，在文化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才能在现实的文化强国建设与文化复兴中保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变，才能确保文化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

（二）理论价值

从理论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道路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理论体系是十分系统的。因此，如何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发展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系统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有：文化的历史生产及本质问题、文化的评价问题、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问题、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等等。对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需要一个大的理论框架，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细化与具体化。因此，通过本书，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发展理论体系。

2.有利于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与理论。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来建设文化软实力，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问题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研究领域以及研究立场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点与理论。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讲，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所决定的。因此，从这个方面上来讲，不同性质的文化类型，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而不同的文化理论，又是生长于不同性质的文化环境之中的。由此可见，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这个视角出发，进一步挖掘与拓展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可能会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上形成新的理论突破。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大力推进文化整合、文化创新以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既是对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积极回应，也是对当今中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主动回应。一方面，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国际竞争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但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高附加值的服务型经济正在全球兴起，经济活动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壮丽史诗，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且大多数人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贫穷状况得到彻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徘徊在温饱的水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已开始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广大中国人民迫切需求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

因此，认清当今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当今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笔者在引言中将立足当前的研究成果，对文化软实力、文化整合、文化创新等几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评述，以期找到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国内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始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命题，确定了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自此，“文化软实力”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成为中国大众关注的热点。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途径、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困境、国际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文化软实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

1.文化软实力是依托文化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产生的文化力：郭建宁认为“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1]。所以，文化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构成，如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能力来解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2.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李慎明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价值吸引力、思想影响力等的文化资源。”[2]在这里，文化软实力被认为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引申出的文化影响力。

3.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形态。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包括若干方面，其中就有‘文化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观点，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童世骏指出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3]文化软实力界定是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为基础引申出的概念。

4.文化软实力是当代文化综合创新的最新表现。方世南认为：“所谓文化软实力，实质上就是由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对内与对外所显示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影响力。”[4]所以，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以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基础进行分析和总结。

5.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路径。项久雨认为：“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的话，那么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又包括哲学、法律、语言、宗教、艺术，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5]文化概念相对广泛，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也作为文化概念的外延的重要影响力。

综上所述，学者们基本认同文化软实力是由一国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一观点。

（二）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探讨文化软实力必须结合硬实力，因为只有科学阐明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辩证关系，才能使文化软实力得到较好的说明。已有部分学者做了这一尝试。

1.第一种观点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结。首先，二者相互区别。具体说来，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硬实力与软实力性质不同。硬实力是通过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实力，是国家实力中有形的物质要素，一般可以被量化和测量；而软实力是国家实力中无形的、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精神力，是无法被量化和测量的。二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谋得方式不同。硬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有形资源的耗费，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些资源的配置具有国际性，但它主要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获取的，是一种内源性获得方式；软实力作为无形资产，它具有扩散性和共享性特征。三是硬实力与软实力所发挥的功效不同。硬实力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其作用具有威慑力，是强力功能；软实力则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其作用不带有强制性。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难度系数不同。从一定程度上讲，硬实力可以临时突击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软实力则必须在长期积累中逐步形成，软实力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等特点。其次，软实力和硬实力又相互联系。一是双方相互联结，不可分割。二是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背后的支撑力量，是软实力的基础和保障。有了强大的硬实力作为物质后盾，软实力才有可能得到迅速提升。”[6]

2.第二种观点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其主要区别在于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凭借其强制性、支配性能力而强迫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领导，而软实力则是能够统领硬实力，使其发挥特定功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的统称。硬实力与软实力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其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硬实力为软实力的发展和繁荣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软实力为硬实力的提升和壮大给予重要的精神导引；二是在国家实力的实际运用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往往不是单独而是交织在一起使用并发挥作用的。”[7]

从以上关于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之辨可以看出学者们认同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二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

（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途径

目前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较少，但有关文化软实力提升途径的研究较多，说明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因而使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明。

1.推进社会发展进程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李齐全认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增强社会经济实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基础；二、建构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深层动因；三、规范文化管理行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法律保障；四、创新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8]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成效。

2.加强国家文化体制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熊正德、郭荣凤认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有四个：“一、发扬中华文化魅力，培育文化价值吸引力；二、培养科技创新素质，创造文化知识生产力；三、转变政府服务职能，提高文化体制引导力；四、规范文化市场运行，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9]在这里，国家文化体制创新就成为文化软实力壮大的前提条件。

3.扩大文化传播力度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童世骏认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同步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自信力；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三、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四、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0]如果我们将文化软实力等同于文化传播力，那么扩大传播力度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途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文化创新、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观点则保持一致，都认为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彰显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和策略

为确保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得到重视和有序推进，关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就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1.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于加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例如提高文化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水平；还可以从进一步扩大国内文化服务需求上，改善我国文化产业需求结构；文化软实力提升可以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方面，加强文化贸易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关系；同时改善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和经营战略，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最后改革和完善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宏观管理。

2.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孙波认为从四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要注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二是要注重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三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四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11]意识形态既决定文化方向和道路，也必然影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3.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于分清文化软实力的内部构成，沈壮海认为文化软实力构成有五种：一是硬化，软实力只有确立在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硬化”，也才能获得不断提升的物质基础；二是聚化，加强聚化能力建设，即有效地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在多样化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的价值生态中的“核心”意义；三是涵化，文化在相互涵化中实现新的发展。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涵化能力而延绵不绝，生生不息；四是内化，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提升过程；五是转化，转化能力即文化指向未来，更新创造，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12]我们只有清晰把握这五种构成，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脉络。

4.提升文化软实力在于厘清文化发展趋势方向，宁德业与尚久认为文化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文化发展方向。二是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三是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13]文化趋势方向的确立必将指引文化软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五）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

文化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机遇，也带来诸多挑战和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学者结合国内外文化发展环境分析了这一现象。

1.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来源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在文化领域方面的挑战。大体上从四个方面进行挑战：一是意识形态“冷战”屏障；二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威胁；三是硬实力支撑力量相对薄弱；四是文化结构层次明显脱节。文化结构包括精神或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文化生命力和活力的基础，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源泉。然而，目前我国文化结构层次明显脱节，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相互剥离。这种文化结构层次的明显脱节，既直接制约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也间接制约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

2.中美文化软实力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存在竞争，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受到挑战。江凌从十个方面诠释中美文化矛盾：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总体上是防御性和被动性的，缺乏积极建构的策略；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相对分散，缺乏协调的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三、高度依赖于政府资源的推动，社会团体、民间团体、华人华侨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力量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缺乏对非政府资源的利用和整合；四、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转换的力度不够，大众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足，传播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能力尚待加强；五、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文化创新的步伐不快，文化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六、文化贸易逆差较大，文化产业发展尚处在幼稚期，有待大力发展；七、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合力不足，以和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尚待构建；八、文化传播工具、传播手段和技巧相对落后，运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有待加强；九、国民素质教育力度不够，中国公民的国际形象有待提升；十、文化价值理念传播不足，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作用重视不够，其作为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用有待发挥。[14]中国与美国相比在文化领域差距明显，中国文化软实力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学者们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的产生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有关，也与国内自身诸多不足有关。

（六）国际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社会在推进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借鉴国际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益经验可以助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些学者对这些做法做出了较好的总结。

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国际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是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因其所崇奉的思想、知识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而获得了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能力。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在提高文化软实力方面创造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一、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纳入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实施；二、将文化视为一种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创造性产业，集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增强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三、重视思想、观念和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支持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思想库的发展，努力使本国成为国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四、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引入文化治理理念，推行分权化战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合力推进本国文化发展；五、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保障文化公民权，寻求‘多样性中的一致性（Unity in Diversity）’，增强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六、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产品销售、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影响力”[15]。

国外关于文化软实力理论的研究概况：1970年，C.A.冯·皮尔森（Van Peursen，C.A.）在他的《文化战略》中首次提出文化战略这一构想。“他的名言还是那最重要的一句话，即‘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就是强调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极为精辟的、具有非常现代的科学的见解，因为按照教授的见解，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动态的全部活动过程了。”[16]我们可以认为文化战略正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谋求自身发展的战略，文化战略区别于其他战略的地方，就在于文化战略不仅仅关注人的生存问题，还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文化战略可以被视为结合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整体性战略。

国外学者将文化与世界形势结合在一起，产生出有关于文化战略的理论。特别是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极大促进文化软实力的确立和发展。众所周知，苏联从成立以来，就是国际世界重要的角色，长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也占据世界领先水平，就是这样一个大国，突然之间崩溃了。国外学者纷纷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上，认为文化问题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1990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约瑟夫·奈（Joseph Nye）发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第一次系统性地阐述了软实力的概念，在约瑟夫·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17]我们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上起到越来越大作用的是“软”，所以“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范畴之一。进入21世纪，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文化成为世界上冲突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文化将世界上的人们进行区分，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价值观，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人必然产生思想上的冲突，所以可以预期，在未来，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将极大地影响世界上各国的关系和全球的秩序。到1993年，文化专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他直言不讳地认为，“他认为自由民主已经战胜了世袭君主制、贵族政治、神权政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统治形态，浪沙淘尽，一枝独秀。”[18]从约瑟夫·奈到塞缪尔·亨廷顿，再到福山，已经表明了发展文化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开始表现为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是现在西方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理论源泉。

当前对于国外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区分，有关学者都是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对文化软实力进行分析，因为分析角度不同，所以对理论有着不同的解读，目前国外的相关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2002年，约瑟夫在自己的书中结合国际关系，对软实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在世界舞台上体现自己的软实力必须具备三个要素：（1）本国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诸如自由、民主、平等；（2）本国有自己的传播平台，并且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可以发表本国的立场和观点；（3）本国在国际上必须有良好的信用，良好的信用基础是建立软实力的关键。再后来，约瑟夫·奈在2005年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的建设要立足于文化上。在国际交流中，文化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美国发达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文化对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国与国交往中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约瑟夫·奈还著作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和《软实力的再思考》等作品，这些都在宣扬美国在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成就和作用，这都表明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行为手段。

2.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前的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成为文化的主流，马尔库塞认为大众文化建立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大众文化生产的本质和其他的工业生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大量重复性的文化产品。同时为实现更高的剩余价值，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同化，让人民认同这样的大众文化。所以大众文化是商品社会中出现的消费产物，宣扬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文化过度宣扬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为了创造出消费需求。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力量，使文化软实力的思考有着马克思主义思维，对文化软实力概念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是过分的悲观情绪并不利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3.文化研究的视角：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一直坚持文化意识的研究。霍加特强调要立足于人民群众，推崇普遍适用的性质。要求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桥梁，并且关注流行时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凭借自己对工人阶级文化既有参与感、又有疏离感的特殊身份，开启了自己乃至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19]雷蒙德·威廉斯（Ruymond Williams）认为在研究文化时，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的行为上，文化行为实质是人们的生活行为，所以文化也是人的生活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威廉斯把文本、语言和戏剧的结构看成是文化的形式，通过研究这些形式来分析现实社会的细微变化。”[20]

4.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述：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和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同等重要的国家力量。美国就是在上述方面世界领先，最终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此外从全球化的角度去分析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美国的考恩关于文化多元化的文章、加拿大弗雷泽对流行文化的思考等大量著作来进行分析。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有不少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辜学武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对其成为文化大国有着充分的自信，而贝茨·吉尔（Bates Gill）的《中国软实力资源及其局限》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他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制约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利用其软实力：软实力资源的不均衡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受质疑以及外交政策的不协调性。”[21]这些都给笔者研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不同的参考角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学者研究角度和中国学者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们从具体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现状入手，分析和量化特定国家的文化行为和特点，得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其次，不少的国外学者立足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将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国家与国家间交流的手段去研究；将文化软实力等同于国家对外的文化战略去分析，这对中国的整体提升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最后，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去分析文化软实力，这样的研究比较有理论的深度，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当然目前国外的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不能将国外的理论生搬硬套，而是要辩证地借鉴国外的文化软实力的理论。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综观已有文献，学界对文化、文化软实力、文化整合、文化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我们继续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但由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只有几年的时间，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时间更短，因而现有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厘清文化软实力、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三个概念的界定

诸如有些学者将文化软实力与软实力混为一谈，有些学者定义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时遵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思路，此外，关于文化软实力、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的相关表述也仍然只是抽象的、一般性的界定，没有体现中国特色，等等。这种研究状况表明，关于文化软实力、文化整合、文化创新等问题的基础研究亟待加强，因为目前这三个重要问题的内涵、本质特征、构成、应遵循的原则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较为成熟的理解。

（二）明析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和文化软实力三者的关系

现有研究中文化整合、文化创新、文化软实力的成果较多，但直接探讨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和文化软实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这种现状不利于人们深入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的研究将重点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的辩证关系，把握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阐明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从而告诉人们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化整合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而文化创新是文化整合的目的和归宿，二者有机结合能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迅速提升。

（三）细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世界所产生影响的目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是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以维护本国的文化影响力，而我们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出发点是实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赢、和平、和谐、和睦发展，这种出发点体现出包容互鉴、平等共赢的文化理念。这些文化理念势必对人类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忽略了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积极影响。

（四）深挖中华文化软实力优势提升文化自信

现有研究关于中华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挑战和不足多有涉及，但仅有这样的研究还不够，我们还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因为只知道劣势、不足，而不清楚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容易导致产生文化悲观主义。这种思想情绪对文化软实力建设也会造成负面影响。

陈述研究思路之后，细究本书中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仅有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了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研究清楚，使本论文更具有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创作本书中，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综合法、学科交叉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文献研究法：此方法一直是著作写作中重要的方法之一，通过文献研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运用既有的文献提出思想概念的新思路。为此在创作本书时，要广泛地研究中国和外国的相关文章，对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有一定把握，利用网络文献、数据库，只有资料越完善，研究的文化软实力概念才能越清晰。同时在寻找文献中，也可以分析其他的作者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想法和方法，对笔者创作本书有更好的启迪意义。

比较综合法：目前笔者发现在文献研究法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收集到的文献很多，但大多数缺乏整理，所以我们必须对文献进行分析比较，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挖掘出对创作著作有用的部分，借鉴其他文章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终形成自己的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

学科交叉研究法：对理论建设的研究，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研究问题，还要注意到理论建设事关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软实力的内容还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不同社会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我们无法将本书的概念研究定位在某一个学科单独研究，必须将中国文化软实力运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融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有助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呈现出思想内容中不同的层面，更加系统地解读概念，同时认识到在中国当前建设中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使本书的解决方法更加完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结合当前建设，理论是为人们的具体行动所服务的，没有具体行动就不存在理论。本书作为一本助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著作，具有实践意义，如果理论无法结合实践，本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最后一章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处理的若干关系，就是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这也为解决中国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 本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一）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

1.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来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并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主线贯穿于整个课题的研究之中，以此来研究与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含义、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2.本书在概念的整体性上进行创新。使理论与中国的当前具体建设进行结合，提出整体性的方案，在研究具体问题中，既要有理论的研究，也要注重在实践活动中的对策和方法的探析，体现出整体性的观点。

3.本书力求在系统性上进行创新。笔者坚持对论证中的思想理论系统性研究，为实现在理论上逻辑清晰，概念明确，本书从理论本身出发，到理论内容的构成条件，再到表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体现出清晰的思想研究的脉络，并且立足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分析现状得出解决途径，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于目前建设的思考上，更加体现出理论的系统性和严谨性。

4.本书力求在多元性上创新。过去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著作大多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文化软实力研究还是要在多个交叉学科的研究背景下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角度带来截然不同的视野。同时，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也不仅仅限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而是将其他学科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都归纳进理论中，使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更具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本书力求体现理论的多元性。

（二）本书的重点

1.对理论的整体概念进行研究和分析，体现出最核心的理论内涵。在本书中将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进行分解，从源头进行解构，逻辑结构是：从“文化”到“文化与文明”，再到“软实力”，最后到达“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脉络。在理论研究中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来源于西方国家，是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的。西方国家在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上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如何明确和分析什么样的理论适用于中国，形成中国的特色理论形式成为本书的重点，在本书中，为更好地理解概念，必须分析理论的构成条件和表现形式，将西方具体理论转变为中国的理论形式，这具有一定的难度。

2.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我们建立完善的理论必须为中国实践服务，所以本书的重点是如何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我们必须系统性地分析当前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对在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思考产生的原因，认识到当前在中国具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出现问题的同时，解决问题，认识到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是要为文化强国战略进行理论支持和实践操作的。

（三）本书的难点

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凝聚社会共识、维护文化安全、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建构世界大国、提高文化生产力几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1.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当前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需要。

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崇高与低俗并存。一些人安于过世俗生活，将强调务实与树立远大理想对立起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开始凸显，对国家、民族和集体事业漠不关心。

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多元多样特点也开始呈现，各种文化和价值观流派也开始空前活跃，彼此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改革派和反思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西化派，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派，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精英与草根、民间等派别之间的价值冲突尤为激烈。一个社会的文化表现越是庸俗低俗、越是纷繁复杂、越是流动多变，就越是需要主旋律，越需要用一元化引领、规范多样化。

2.当前我国文化安全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国家安全是一个整体概念，它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安全。其中，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十分重大。这是因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于各个领域，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从深层上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灵魂。一个社会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也必然会混乱，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安全也就无法保障。由此可见，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外许多大政治家、战略家都十分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社会制度竞争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指出：美国要想取得冷战的胜利，除了维持军事力量的均衡之外，还要广泛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要想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我们除了要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外，最为根本的途径恐怕还是要练好内功，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人民群众真正从内心深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筑起坚不可摧的思想长城。

3.当前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建构世界大国的需要。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格局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当今世界格局简要地概括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如何定义这个世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说现在是“相对大国时代”；美国一直在应对即将进入的“后美国世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多极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学界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超多强”的时代。当然，也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世界即将进入“中美共治”时代。不管怎样说，世界权力已经多元化、分散化，先前由苏联或者美国一两个国家独霸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际社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许多参与者的实力都在上升，尤其是中国，而美国的相对优势开始不断下降。在这样一个参与者实力逐渐相当的世界，任何国家无法再像以前某个或者几个超级大国那样随便用拳头就可以号令天下。进入新千年新世纪，许多非传统威胁开始出现，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扩散、全球变暖、资源能源枯竭等，任何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无法强迫其他国家完全跟随自己的意志去应对和解决。面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必须采用说服、引导、感召、影响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除了发挥自己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之外，还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吸引力、价值感召力、思想影响力、理念引导力等“软实力”。我们可以乐观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强迫认同”的时代很快就会谢幕，一个由文化、理念、价值催生的“感召认同时代”即将到来。

当前，面对全球生态、能源、资源日益严峻的形势，欧洲紧抓全球气候变暖议题，德国率先提出抛弃核电站计划，美国率先提出无核世界。他们抢占道义制高点，这给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造成了许多无形压力。中国要建成稳定、和谐、富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就必须有自己稳定而又有感召力的核心价值理念，创造出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从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否则，对内我们很难构筑坚挺的民族（国家）认同，对外也无法形成强大的感召力，无法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遗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相应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还不强，种种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和大国建构中的一大瓶颈。

4.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力相对落后，提升文化软实力是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需要。

唯物史观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区分前后相继的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从生产力和技术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几个时代。在全世界总体上仍处于农业文明时，“世界工厂”“不列颠制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代名词。那么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则不能以“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为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明的代名词。因此，在中国经济腾飞和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我们务必要头脑清晰，认识到中国还不是一个思想强国、价值强国、文化强国，因此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

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比例很小，而且存在着结构失衡、效益低下等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贸易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绩不可谓不大，不能不让国人引以为豪，不能不让世人为之侧目称赞。但是，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我国文化市场占国际文化市场份额十分有限。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市场的重要一员，但是中国文化市场出口的产品内容并不先进，50%以上的份额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等硬件设施，创意性的、理念性的文化出口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本书将努力结合文化软实力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进行研究，从概念入手，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要求，阐述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和实践。把提升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作为本书的难点去分析，并且运用整体性、系统性等方法研究中国目前的建设现状。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我们对目前的文化建设有完整把握，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本书的实质就是为了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真正地将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建设和中国目前的具体建设结合在一起，对未来中国的社会建设献计献策。

注释

[1]郭建宁：《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2]李慎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5日第11版。

[3]童世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4]方世南：《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需确立全球性视野》，《思想理论研究》2009年第10期。

[5]项久雨：《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范畴》，《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2期。

[6]武铁传：《论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及意义》，《理论导刊》2009年第5期。

[7]项久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之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8]李齐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现途径》，《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9]熊正德、郭荣凤：《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9期。

[10]童世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11]孙波：《文化软实力及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12]沈壮海：《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

[13]宁德业、尚久：《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4]江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十个问题——基于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的视角》，《福建论坛》2012年第6期。

[15]何增科：《国际社会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16]胡君亶：《精辟的、充满哲理的谈话——访荷兰著名文化哲学家皮尔森教授》，《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17]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18]魏万磊、刘黎：《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19]韩昀：《论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及其意义》，《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

[20]文吉昌、冉清文：《论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3期。

[21]贝茨·吉尔、陈正良、罗维：《中国软实力资源及其局限》，《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