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陇东南区域文化的人文精神

“陇东南地方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陇东南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38]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形成，陇东南文化由农牧并举转向农耕文化形态。陇东南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陇东南文化又带着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多元融合的陇东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由此形成了陇东南区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特质。

一　开放兼容、不断创新

陇东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地带，属于典型的过渡性自然带。历史上陇东南地区的居民既发展农业，又经营畜牧业，是一种半农半牧经济形式，此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该地区的自然地理因素密切关联。从人文地理环境来看，陇东南地区地处关陇咽喉要道，为古代贯穿欧亚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东南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陇东南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39]。这种自然、人文环境，使陇东南文化具有了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极强的渗透性与包容性，它从根本上促进了陇东南地域文化的发展，又为整个华夏文明的演进源源不断注入新鲜的异质因素，促进了中华文化之发展。自远古迄今，氐、羌、羯、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吐蕃、回、裕固、保安、东乡族等众多民族栖息于此。“胡化意味着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势态，造成文学的全新格局，因其突破陈规，使被潜抑的美学因素找到新的艺术形式，是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文明造成结构性震荡所留下的一项时代性成果”[40]，东西文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乃至伊斯兰、基督教文明都在这里交汇，因而形成了陇东南文化中鲜明的“包容创新精神”。

早在新石器时代，陇右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勤奋耕作，创造了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接着，周人兴起于陇东，秦人崛起于天水，以农牧并举的陇右文化兴盛起来。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文化中，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粮食作物——粟，标志着陇右农业在中华早期文明中占据领先地位。秦人更是将自己的始祖和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被周秦奉为始祖的弃，即主要活动于今天水、礼县一带。在儿童时代，“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也。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号曰后稷”[41]。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兴起的漫长过程和曲折的成长历史，在先秦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秦王朝追溯其建立国家的历史，只有500多年的时间，若要计算其部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虽若明若暗，不绝如缕，但其漫长进程则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这在上古史上是罕见的。秦人由周初的“在西戎”、“保西垂”到附庸小国再到西方霸主和一统天下，其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几经起伏：时而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时而又退居边缘甚至遭杀戮流放，其部族命运可谓悲惨异常。这样一个部族和国家的早期发展，是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环境中进行的。周人崛起于陇东，最终克商而建立西周王朝，秦人崛起于陇东南，最终吞灭山东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这样一个完整的部族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进程正是陇东南区域文化开放兼容、不断创新特质的典型体现。

同时，陇东南地区开放兼容、多元文化特色的形成，与陇东南地区作为山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形相关。正如鲁西奇所说：“在文化方面，山区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性，特别是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在边缘区域均有相当的影响，使山区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独特性。一般来说，山区‘好祀鬼神’，又‘崇重道教’，原始巫术及宗教信仰之影响较大，山区又往往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之策源地。在山区，虽然有部分来源于民间的官方信仰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总的来说，官方祠庙所祀神祇、乡贤、忠烈等并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仰；民间信仰的主体部分表现为得到官府认可或支持的民间寺观杂祠，其所祀奉的神祇表现为明显的释、道、儒与民间神祇合流的特征。”[42]

二　果敢勇猛、自强不息

陇东南地区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东南一带的争夺与分立，使陇东南民风以好勇尚武著称。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射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东南后，在长期与西戎的争夺与交往中，形成了粗犷悍厉、劲悍质木、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奠定了陇东南地域文化的原生形态。这一文化特征成为陇东南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43]“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44]处在此种文化区的陇人一旦国家危难或受到侵犯，自然会拔剑而起，挺剑而斗，高尚武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此诗充满了共御外侮，高尚武力之尚武气质、豪放开阔之胸怀和无所畏惧之气概，读之令人壮心骤发，气血腾涌。

十六国时期的陇右谣谚民歌反映的多是陇人的尚武气质。“陇上壮士有陈安，身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壮士同心肝，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陇上为陈安歌》）[45]全诗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侠肝义胆、骁勇善战、勇猛异常的陈安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折射的正是陇人高尚武力、以斩首为勇的文化性格。正是有了这种文化性格，周人才能不以狭小的岐邑为满足，而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灭商而称霸中原；秦人才具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46]，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奋斗五百年，吞并六国，实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强力统治。

尚武的文化性格不但在秦汉、魏晋北朝时期的陇右文学中一再体现出来，就是在唐宋以后陇右文化走向趋同的环境中仍保持不衰。陇西、天水“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47]，尚武性格成为陇人固有的特质基因而积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层。自魏晋以降，诸如姜维、辛毗、庞德、尹纬、垣护之、赵昶、董纯、李景、姜宝谊、李晟、李愬等人或为将帅之才，或为安边干练之吏，均耿直拔俗，以英武显名。明代李梦阳，为官刚劲正直，敢于同官宦、权威作对，以致屡次入狱。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是他上书孝宗皇帝，历数孝宗皇后之弟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仍痛加斥骂，用马鞭击落张氏的两颗牙齿，从中可见其尚武的性格。陇人彭泽，《明史》卷谓 “（彭）泽体干修伟，腰带十二围，大音声，与人语若叱咤”[48]。

三　质朴平实、埋头苦干

陇上自然条件严酷，要生存下去，要在生存中获得发展，必须具备执着坚韧、自强不息的精神，毫不气馁，好不松懈，而是积极进取，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商周之际，“周人在殷商文明的强大压力下，从一个落后的部族，经过数代人的奋斗，终于克殷建周。长期艰难困苦、危机重重的历程使他们日益体认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领悟到事情的吉凶成败是人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所能决定的，因而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周人将上帝转化为道德神，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在保持对其敬畏的同时，强调天命的依据是人的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人的德行决定自身的吉凶成败和上天的授佑与否。因此，人生的价值和人民的地位在周初得到空前重视，这些大大加快了宗教人文化的进程和传统人文思想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天人相与的中国精神文化的特质，对传统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49]。秦汉以来，陇东南文化中的儒学成分和礼仪价值体系，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但是，与中原儒家文化相比，陇东南地区的儒学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同时，陇东南地处黄土高原，境内辽阔的高原、地少人稀的居住环境、荒山秃岭、荒凉沧桑的环境条件和众多少数民族驰骋游牧、质朴平实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陇东南人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陇人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不仅男儿质朴豪迈，甚至女子也不让须眉：“李波小妹字雍容，蹇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哪可逢。”（《广平百姓为李波小妹语》）[50]也显得粗犷质朴。

《诗经·大雅·生民》就记述了后稷对当时农业之贡献：“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整首诗就是一篇创造与劳动的颂诗，不仅直接记载了陇人的劳作情况，也反映了在半农半牧的陇右农耕区陇右先民的精神气质以及性格趋向。从事农耕劳动之陇右先民，最能感受到黄土地的敦实、质朴、厚重的容载之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由于农耕田猎是从大自然获取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基本前提，所以，从事农耕之人也最能感受到勤劳、节俭、坚韧对于人生之价值，如此社会和劳动实践，必然影响到陇人的性格构建。千百年来，在贫瘠土地上的艰辛开拓，与无数天灾人祸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陇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自强不息、埋头苦干的人文精神。陇原儿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生息繁衍、不懈奋斗、默默奉献。在长期的岁月磨砺中，甘肃人民吃苦耐劳、埋头苦干，不务浮华、不图虚荣，陇东南文化中有异常鲜明的“甘于寂寞、埋头苦干”的精神特质。这是陇东南区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人文精神特质。千千万万甘肃人和象征陇人品格的黄河、黄土，特别是马铃薯，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质朴无华。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开发前景特别广阔，陇人不羡慕豪华、不图虚荣，而是甘于平淡、耐得寂寞，不华而不实，而是实而不华，埋头苦干，于困境中求生存、于奋斗中求发展。他们不但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灿烂的精神文明。这与甘肃人质朴无华却又十分聪慧的性格、品质有一定关系。

四　封闭保守、随遇而安

唐宋以降，伴随中原王朝疆域的拓展和西北边防地带的外移，中原汉文化圈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明清以来人口增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灾害频发等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导致陇东南成为“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贫困落后之区。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陇东南人在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上趋于封闭和保守。“恋守故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浓厚的家族、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以及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根深蒂固地作用于陇东南人，又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和丝绸之路的衰落，陇东南文化既走向趋同，又被边缘化。这既加大了它与中原文化发展的差距，又强化了其封闭性。”[51]表现在文学领域，宋元以降，陇东南文学生态景观单一，虽有邓千江、张炎、李梦阳、胡缵宗等出现，标志着陇东南文学仍有相当成就，但与周秦汉唐陇东南文学不时领风气之先的生动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从整体高度和地域特色而言，和全国文坛已有较大差距，此恰恰与陇人性格由外放趋于内敛的历史走向暗合。可见，陇东南文化具有开放包容与封闭保守、随遇而安的双重文化性格。

正是陇人特有的文化性格成就了陇原大地的昨天和今天。今天我们正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文化进程，短期行为可用经济规律来解释，长期的发展则必须用文化力来支撑。因此，如何实现陇人性格的重组和优化是一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