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之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尝试从缘起、本质、功用三个向度系统而深入地重绘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就行文结构而言，本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总体思路如下所示：
“绪论”主要介绍荀子“礼”思想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正文”按照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四个维度依次展开，分为四章内容：
第一章：礼之缘起。该章从人性依据、社会政治目标、创制主体及其客观根据三个角度主要考察了礼何以必要（礼之缘起）的重要理论问题，分为三节：第一节：“性恶则贵礼义”：礼之必要的人性根基。第二节：“人生不能无群”：礼之必要的群体向度。第三节：圣王制礼及其客观根据。
第二章：礼之本质。该章主要揭示了礼本身所蕴含的等级理念，分为两节：第一节：人异于禽兽的族类特质，即“辨”“能群”“礼”。“辨”与“能群”是人异于禽兽的形式层面的族类特质，“礼”是人异于禽兽的实质层面的族类特质。第二节：作为差序结构的“礼”，即“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
第三章：礼之道德功用。该章系统诠释了礼的修身意义，分为三节：第一节：“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先天根据。第二节：“礼及身而行修”的道德工夫。第三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道德工夫的圣贤旨归。
第四章：礼之政治功用。该章主要探讨了礼的治国效用，分为三节：第一节：“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君主角色的理论设定。第二节：“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法相养的治国术。第三节：“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之经济分配功用。
“结语”从总体层面重现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理路。
（二）研究方法
1.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
思想史研究不仅应该梳理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呈现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而且必须从总体上了解某一思想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背景，因为思想是观念世界中所把握到的社会现实，它难以逃避时代所烙下的印记。如此之故，研究荀子“礼”思想，我们既要对它赖以形成的思想资源（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进行分析，也应该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唯有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才可以揭示荀子“礼”思想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逻辑理路。
2.文献阅读法
荀子“礼”思想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话题，而《荀子》文本正是我们考察这一思想的“符号记载”。不过，此处必须申明的是，材料的鉴别是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阶段，因为材料的真伪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结论的正确与否。[56]研究荀子“礼”思想，我们同样涉及《荀子》文本的真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争论不休，主要有这样三种观点：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否定。当然，本书无意于考证《荀子》文本的真伪，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胜任这一工作，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应该回避这一问题，而是以廖名春对于《荀子》文本的考证结论为依据。他认为，《荀子》各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荀子本人亲手所著；二是荀子弟子们所记录的荀子言行；三是荀子及弟子所整理纂集的一些材料。其中，前两类是我们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而第三类则是间接材料。但不管哪一类，都不存在“伪”的问题。[57]立足于此，本书将展开对荀子“礼”思想的具体考察。
3.比较研究法
从一般意义来看，比较研究法就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对比研究，以便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众所周知，荀子不仅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先秦其他诸子的集大成者。[58]既如此，在研究荀子“礼”思想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必须厘清荀子与儒家（主要以孔子为代表）之间的承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辨荀子与其他诸子（主要是道家、法家、墨家）之间的学术关系，这样，既可以寻绎出他们之间的观念连续性，也能够凸显出荀子“礼”思想所彰显的个性魅力。[59]而后者正是荀子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理论贡献与独特价值。
[1]社会经济形态是我们判定夏商周时期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据此，晁福林先生得出了如下结论：夏商周时期属于同一类型的封建社会，只是它们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夏商两代处在氏族封建社会，西周处在宗法封建社会；迈入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以后，宗法封建社会逐渐瓦解，地主封建社会逐步确立。有关宗法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的重大转变，参见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37页。
[2]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其他领域的重大转变，参见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
[3]参见[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9页。
[4]《孟子荀卿列传》,（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5]《荀子·儒效篇》,（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页。
[6]《荀子集解·序》,（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7]关于“基源问题研究法”的界说，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2页。
[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9]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
[10]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11]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12]参见勾承益《先秦礼学》，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76—378页。
[13]《战国汉唐诸子》,（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
[14]赵吉惠：《荀况是战国末期黄老之学的代表》,《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第21页。
[15]王楷：《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6]参见李慧芬《荀子管理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李季《荀子行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卢永风《社群主义视野下的荀子政治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余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王楷《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6页。
[18]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19]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0]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
[22]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3]骆瑞鹤：《荀子补正》，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董治安、郑文杰：《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
[25]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6]10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7]1廖名春分析了这些研究成果的长处与不足之处，参见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8]12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29]13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30]在考察某一思想的具体成因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外缘的路径，即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来探讨思想的成因；一是内在理路的路径，即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来揭示思想的成因。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31]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高春花：《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3]白奚：《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改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34]马育良：《荀子对礼之存在合理性的另一种论证》,《孔子研究》1997年第3期。
[35]陶师承：《荀子研究》，大东书局1926年版。
[36]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3页。
[37]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8]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9]惠吉兴：《荀子礼论研究》,《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
[40]张奇伟：《荀子礼学思想简论》,《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41]夏甄陶：《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2]李哲贤：《荀子礼论之特质研究》,《哲学与文化》1994年第21卷第12期。
[43]卞修全、朱腾：《荀子礼治思想的重新审视》,《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44]高积顺：《试论荀子礼法思想的独特性格》,《管子学刊》1994年第4期。
[45]韩进军：《荀子社会控制规范体系的基本架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46]杜明德：《荀子的礼分思想与礼的阶级化》,《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
[47]张奇伟：《荀子礼学思想简论》,《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48]陆建华：《荀子之礼本质论》,《江淮论坛》2002年第3期。
[49]黎红雷：《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
[50]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1]许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2]田大庆：《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53]黎红雷：《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
[54]王楷：《礼及身而修：荀子的礼的个体修养之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55]丁成际：《荀子礼之功能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6]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7]在《荀子》三十二篇中，荀子亲手撰写的有二十二篇：《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天论》《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荀子弟子们所记录的荀子言行的有五篇：《儒效》《议兵》《强国》《大略》《仲尼》，尽管这五篇是荀子弟子们所整理的，但是其思想基本上是荀子的，所以它们也应该被看作为我们研究荀子思想的可靠的史料；而剩下的五篇《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则属于荀子及弟子所整理纂集的一些材料。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58]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9]实际上，这正是荀子被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视为歧出或“别子”的主要理据；然而，这恰恰又是荀子对于先秦儒学的独特贡献。因此，在评价某一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它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同时也不能疏忽它“最富于独特性的断言”（福柯语）。唯有如此，才是一种有意义的学术评价，否则任何思想都极有可能遭遇到与荀子相似的历史境遇。这也是本书将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龚隽对思想史的“内在性解释”与“外缘性解释”有过精彩的论述，而且他将思想史的解释规定为在哲学史与文化史之间。参见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