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

述往事而知来者，以往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在条列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明确本书研究的空间及学术价值之所在。

（一）研究现状

整体而言，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文本存在，中国小说选本的研究相对很少。《艳异编》作为小说选本中的代表之作，虽然已经有专门的学位论文对其展开研究，但总体而言针对其展开研究的论文也相对较少；《广艳异编》则只是偶尔提及，只有几篇研究论文出现；至于与本论题相关的《古艳异编》，则鲜有提及书名者，研究也止于对其伪书性质的判定。

与其他论文就论题说论题的写法不同，本书在研究现状中从多个角度论述了相关研究成果，这是由本书的正文内容所决定的。本书的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整理具体篇目的源流，因此小说选本、传播学等的相关研究，也与传统的《艳异编》及其续书研究一样在本文的关注范围之内。其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1.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关研究

几乎所有的小说研究都要从鲁迅先生写起，本书也不例外。《中国小说史略》《集外集·选本》虽未专文系统论述文言小说选本及《艳异编》，但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海山记》已见于《青琐高议》中，自是北宋人作。《破唐人说荟》一文更是高屋建瓴，对后来的明代小说选本研究者启发良多。

孙楷第先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另一位开创者和奠基人。其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体现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以及身后才得以出版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等，这些著作都与本论题有所关联。其中《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与本论题关涉最多，该书涉及了《艳异编》《续艳异编》《广艳异编》《古艳异编》等小说选本，书中的一些观点被后来研究者反复引用，几乎奉为圭臬，如“其文（按《艳异编》）录《太平广记》者甚多，占全书十分之七”[14]。此外，在有关《艳异编》等书的研究中，孙先生提出了许多创建性观点，具体分列如下：（1）篇目来源； （2）作者不是王世贞； （3）序作伪托汤显祖；（4）（按《续艳异编》）此书或即依傍大震《广艳异编》，稍稍变通为之，亦未可知也；（5）凌濛初撰《拍案惊奇》多采其事（按《广艳异编》），唯皆没其出处，不脱当时著书气习；（6）唯刘仲达《鸿书》中曾引斯书；（7）将《古艳异编》介绍给学界。

此后至今八十来年，世事变迁，学者更替，在有关上述问题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将孙先生的观点细化深入，却很少更具创建性的超越。

在小说文本方面，出版了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王世贞《艳异编》等。这些都为《艳异编》及其续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新时期的相关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典小说和小说理论的批评、研究进入多元化的时期，不仅有资料考据性质的整理分析，而且注意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作家及小说编选的深刻影响。关于文言小说选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进步，与本书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步，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文本整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明清小说逐渐成为整理出版的热点，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古本小说集成》，中华书局出版了《古小说丛刊》 （2000年后又以“古体小说丛刊”之名出版）、 《古本小说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话本大系》、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了《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明人编刊小说总集》《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等。这些大型古籍丛书的整理出版，包括了《艳异编》、《续艳异编》、《广艳异编》、《情史》、《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三种、《国色天香》、《花阵绮言》、《稗家粹编》等文言小说选本。《笔记小说大观》《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明清文言小说选刊》《古体小说钞》等也收录不少相关文本。此外，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李剑国《宋代传奇集》等作品集陆续出版，这些都对《艳异编》及其续书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相关研究。

（1）文献研究的进展

文献研究是小说研究的起点。关于《艳异编》及其续书，虽没有专题论文的出现，但在这一领域前辈学人早已为我们做了筚路蓝缕的文献开创工作。首功当属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李先生学养深厚，博览勤收，所收材料丰富详赡，考证严谨，不仅是唐宋小说研究的资料宝库，也为明代的文言小说选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给笔者诸多启示。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为这一论题做了资料性的准备。如：谭正璧先生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上编“传奇小说之部”，对《广艳异编》等书进行了考证。因同为日本所藏书的概略介绍，所论多不出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此外，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黄清泉主编、曾祖荫等辑录《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文言笔记小说序跋部分），古亦冬《禁书详解·中国古代小说卷》，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禁毁小说夜谭》等著作，或收录相关序跋，或对相关作品作概要的介绍，都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做了前期准备。

（2）文本研究的进展

《古本小说集成》本《艳异编》前言，[15] 是《艳异编》研究史上的重要一笔。该前言是徐朔方先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艳异编》写的序，其创见如下：（1）提出常见伪本有十二卷、十九卷两种。（2）引用了《广艳异编·凡例》中吴大震提到的“胜国名儒”的说法，认为《艳异编》不是王世贞创作，但也不会是对前人辑本简单翻印。（3）提供了两条重要材料，这两条材料被学界反复引用：一条是《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致徐中行的信，“仆所为《三洞记》，足下试观之……《艳异编》附览”，这条材料后来文章被反复引用于推断成书时间；另一条是骆问礼《藏弆集》卷五《与叶春元》说：“会闻王凤洲（世贞）先达，以《艳异编》馈人，而复分投（头）赎归，亦必有不得已者。（4）分析《艳异编》为什么不署名。不过徐先生把《艳异编》看成是“明代笔记小说集”（按，台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也把《艳异编》《情史》收入笔记小说集），笔者觉得应当再加甄别，该书收有历代诸多传奇名篇，以笔记小说集名之，似不当。

陈国军先生《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是近年明代文言小说史研究的翘楚之作，既有深厚的文献功力，又纵横捭阖，见出开阔的理论视野。其中第四章第三节《嘉靖时期小说的汇编》和第六章第一节《〈雪窗谈异〉 与明代小说汇编的终结》重点论述了明代的小说汇编现象，对《艳异编》《广艳异编》《才鬼记》《青泥莲花记》等文言小说选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既有扎实的文献考据爬梳，又带有思想光辉的思辨之语，对笔者启示良多。

针对《艳异编》作全面研究的是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一是王重阳的《〈艳异编〉 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7年）。该文首先进行版本梳理，之后针对较通行的四十卷本展开文本细读，从编选主旨、评点、篇目设置等角度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小说思想，产生原因及对后来的影响。该文行文清晰平实，有破有立，既梳理了以往研究成果，又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见解，并引入接受美学、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展开研究。

另一篇是王爱华《〈艳异编〉 研究》（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在有关《艳异编》的研究中，该文堪称目前最为系统和深入的专文。全文共分六章，分名士论、艳异论、禁毁论、系谱论四个方面深入辨别论述了《艳异编》的编者、“艳异”的主题、所收作品溯源、篇目编排得失检讨、禁毁原因探讨、及明清两代“艳异”系列小说选本。

此外有关《艳异编》的论文仅有两篇，分别是代智敏《从 〈艳异编〉、〈广艳异编〉 看明代中晚期小说审美观念的发展》、施晔《男王后：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有关《广艳异编》的论文还有任明华《〈广艳异编〉 的成书时间及其与 〈续艳异编〉 的关系》、韩结根《〈广艳异编〉 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蒋宸《“真假小姐”关目本事探源》、蔚然《“吴衙内邻舟负约”地名更改探析及其他》合计四篇。其他在文学史或小说书目、文学词典的记载多是简略介绍、泛泛而谈，甚至存在错误之处，如《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中说：“《艳异编》是他（王世贞）所编辑的唯一一本文言小说集。”[16]此说当误，即使不算《剑侠传》，还有《世说新语补》也是王世贞编辑成书，并多次刻印。“印月轩主人吴大震，又将此书整理补充，分二十五部，三十五卷，称《广艳异编》。”[17] 此说大误，《广艳异编》可以说是在《艳异编》影响下的仿作，但两者具体内容仅有一篇相同，不是在其基础上的整理。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已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课题。

（3）小说选本概念的提出

虽然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资料汇编、文学词典在论及明清小说时都会简略提及小说选本，提及《艳异编》 《情史》，但前人鲜有从“小说选本”这一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些作品的。首先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18] 该文分上下两编，上编首先对“小说选本”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之后针对整个中国古典小说选本展开全面分析评价，包括中国小说选本的流变、编纂体例、类型、价值等方面。下编叙录部分针对历代选本进行了资料梳理，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该文对小说选本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特点，在这一点上有首创之功。从小说发展史中理出选本发展的脉络，对小说选本进行分类讨论，为同好提供全面的中国小说选本研究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在此文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小说选本概念的界定较为宽泛，一些有明显加工创作痕迹的作品集如“三言二拍”也收入；一些丛书、类书如《古今说海》《五朝小说》《说郛》等也一并收入；一些明显不是小说集的书如《茶书全集》也收入其中，显然不够严谨。此外资料占有还不尽完善，一些重要的小说选本不曾收入，如《一见赏心编》《稗家粹编》等。由于此文论及整个小说史上的小说选本，因此存在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

除了任明华博士的学位论文，目前所见明确以“小说选本”为题展开研究的还有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19]。该文对“小说选本”的概念进行了细化的界定，论述了明清小说选本的发展阶段及兴衰原因，并分章论述了明清小说选本类型论、艺术论、评点论、价值论、明清文化思潮、小说观念与小说选本之间的关联。该文在选题上具有开创性，在对明清小说选本的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展开，有些地方尚需斟酌，如叙录中把《删补文苑楂橘》列为明代第一部小说选本，根据其收纂作品，当在万历以后，属于明代中后期的作品。[20]

任文和代文的研究中，都纳入白话小说选本。最早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选本进行专题研究的是秦川博士的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虽然其文中使用“总集”这一概念，但是与本书的“选本”概念主体一致。此后秦川在该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21]，书中整理研究了近三百种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并对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如专章论述明代艳情专题文言小说总集，这一专题以《艳异编》为核心，可惜只是概略言之。

近年来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开始关注单部选本，如《〈艳异编〉 研究》《〈狐媚丛谈〉 研究》《〈琅嬛记〉 研究》等，不过因研究资料等各方面限制，创新较少，尤其《〈琅嬛记〉 研究》基本上就是综合了学界现有成说。

此外，近年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小说选本”进行研究的单篇论文：如任明华《近百年古代小说选本研究简述》《中国小说选本形态论》《古代“小说选本”命名的理论批评价值》《明代的小说选本论略》《〈古今清谈万选〉 的编者、来源、改动及价值》（此篇与任明菊合作）；代智敏《明代小说选本研究》《论明代社会思潮对小说选本的影响》《“虞初”系列小说选本研究》《明末清初小说选本评述》《选本 〈西湖拾遗〉 与原作比较研究》等。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特征》《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文言小说总集对唐传奇的贡献》《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等，这些单篇论文多与其博士学位论文一致，此不多述。值得一提的是程国赋教授《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三言二拍选本与原作比较研究》，前者从书坊出版角度关注选本，后者将小说选本与原作加以比较，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程毅中先生《明代的诗文小说》一文，胪列论述了小说选本《艳异编》《广艳异编》 《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等，并有“艳异”系列一语出现，将《艳异编》及其续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述。

（4）相关的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源于西方，进入21 世纪，学界常有人借其理论架构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认为小说传播是由创作、刊刻、发行、销售、购买及阅读这些彼此有着内在关联的环节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和结果，同时它还受制于文化政策与社会思潮的合力作用。[22] 这一新视角一经引入即效仿纷起，甚至一度成为时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领域，相关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甚夥。[23]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是相关研究中将小说研究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较好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部分论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传播研究，对文言小说的传播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下编专门论述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传播，与本论题关系更密切。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关于选本研究，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从成书至今的史志目录之书，如《赵定宇书目》《宝文堂书目》《红雨楼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书中对《艳异编》及其续书的有关记载，从相关记载可以看出这些小说选本在历代刊刻流播的大概情况。

其实，选本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传播学意义的概念。但以传播学为切入点的小说选本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与本论题关涉较多的这类研究著作有张兰《唐传奇在明代的文本流传》（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范可新《唐传奇宋代传播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岳鸳鸯《晚明小说出版的时空变迁与传播特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程国赋先生也是近年在小说传播学领域关注较多的学者，相关著作有《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三言二拍传播研究》，其《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一书中的第七章“明代书坊与小说选本”，与本书关涉较多。

总体来看，文言小说的传播相较白话小说要简单些。其传播方式和途径不外乎以下几种：（1）史志目录学著作的著录；（2）读者的传抄；（3）丛书、类书、总集、选本等的收录；（4）被改编为白话小说；（5）被改编为戏曲。

此外还有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彭佳佳《明代唐传奇评点研究》从评点入手、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从重写等角度入手的文言小说研究，周心慧《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24] 等版画研究，学界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及理论基础。

综观《艳异编》及其续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初，鲁迅、孙楷第等前辈在相关著述中都已提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研究线索。之后直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才又重新关注这些小说选本，但多是零星论文，不成气候。进入21 世纪，相关论文渐多，且以学位论文展开全面深入论述某一部选本为特色。其中尤以暨南大学程国赋教授门下为最，概程先生近年在这一领域关注较多之故。然而《艳异编》及其续书的相关研究仍未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存在许多问题，如文献整理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系统综合的研究缺失，一些论题学界尚未涉及。不少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同时也存在一些研究盲点。程国赋教授亦言：“关于小说选本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与古典诗歌选本的研究相比，对小说选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25]

（二）研究价值及预期创新

本书的研究工作是从细处着眼，具体整理相关篇目的故事源流，属于小说文献整理的范畴。但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改变相关的文学史叙写，拼接断裂的小说史链条。具体言之：

第一，本书为《艳异编》《广艳异编》相关篇目提供故事发展源流的文献资料。故事源流的梳理是本书第一步要做的工作。选本不是作者的创作，但选择即是批评，代表了一时的文学风尚，从中也能解读出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编选者的编选原则、编选主旨、审美情趣都能从中解读出来。《艳异编》所选的361篇作品集合了历代优秀之作，但其来源如何，作者是如何编选成书的，这是本书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笔者以前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主要参考了李剑国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等书，翻阅了大量的小说文献资料，并参考了现有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了相关选本所收的几乎所有篇目的故事源流。这些细化的工作会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相信对学界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本书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归类了相关问题，从中得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结论，提请学界改变自小说学构建之初就存在的某些定论，或研究者们对相关问题普遍存在的误解。比如孙楷第先生认为《艳异编》“十分之七”来自《太平广记》，之后此观点被学界反复引用。但通过查找《艳异编》相关篇目的来源，笔者发现两者相重篇目共112篇，仅仅是“十分之三”的份额。而本书的另一研究对象《广艳异编》579篇作品中，共有315篇与《太平广记》相关，倒是占有“十分之五”的份额。不过即使多数篇目与《太平广记》相关，但也未达到学界泛泛而言的“十分之七”的程度。其实这也恰好印证了在谈恺重新刊刻《太平广记》之前，该书只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部分文人间，而《广艳异编》成书于谈刻本之后，编选者可以方便地阅读到《太平广记》，该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更大影响。

窥一斑而见全豹。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细化的文献整理，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得出结论。本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在故事源流整理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文献材料告诉我们，《艳异编》的成书来源不是《说郛》《古今说海》等丛书，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单篇传奇。《琅嬛记》是学界公认的伪书，但其成书来源如何，作伪手段怎样？通过对《广艳异编》的故事源流整理可以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广艳异编》与《琅嬛记》相重的部分，我们可以挖掘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等等，许多类似的问题需要对文本篇目的具体分析才能找到答案，笔者将在正文中详细论述。

简而言之，前人对于《艳异编》《广艳异编》等书的评价多是从小说流变的角度来以面、线带点，而本书关于《艳异编》及其续书的研究是在篇目源流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站在点上去看面和线，因为观察视角不同，本书能得出一些不同前人的结论。

第三，本书的研究力图提请学界从选本的角度去看待《艳异编》及其续书。从选本的角度来观照《艳异编》等作品，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作品总体上能代表选编者的编选观念、时代背景。但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其中的篇目是选编来的，并不代表作者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情况，因此研究者们常常引用《艳异编》里的作品来评价王世贞，或者直言“王世贞的《艳异编》里说”这类的现象应该得到澄清了，学者们不应再犯类似的错误。

《艳异编》《广艳异编》等书中的篇目都有其编选来源，这一点看似简单明了，但学界甚至一些专家都在犯类似错误。笔者在查考《张红桥传》出处时，读到邓红梅教授《红桥考证与四库馆臣的疏误》[26]一文，文中提到“对此事叙述最详的《情史类略》文字，又出自晚明小说家冯梦龙之手”，这一论述既有把《情史类略》当成冯梦龙的创作之嫌，也没有注意到早于冯梦龙的吴大震已经将此篇收入《广艳异编》中。深究下去，不仅此篇中的诗词见于陈鸣鹤《鸣盛集》，陈鸣鹤《东越文苑》卷六也有“林鸿”条，这篇故事的创作者当是陈鸣鹤。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证明：本篇故事最早来源是陈鸣鹤的《晋安逸志》，之后被徐收入了《榕阴新检》卷十五，《广艳异编》收入之后，又被精选本《续艳异编》收入卷五《张红桥传》。此篇还与杨仪《高坡异纂》中的《娟娟传》有错杂交织之处，而《娟娟传》在《广艳异编》《情史》等书中都被收入。相信这些从编选的角度来查考的故事源流会对解决“红桥”问题提供更有力的资料支持。

另外，文学史叙写上的一些不严谨处也会随着本论题的展开而暴露出来。如《全唐诗》卷八百中收晁采的诗，这些诗歌见于《广艳异编》卷八中《晁采外传》，亦见于《续艳异编》卷四《晁采外传》、《情史》卷三情私类《晁采》。探究这篇小说的更早来源是伪书《琅嬛记》，书中注出《本传》。本书将在相关部分具体论述其伪书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琅嬛记》成书于明代，其中的诗歌创作前代未见，也出自明代人之手，将其收入《全唐诗》是欠妥当的。

第四，本书的研究能够修复断裂的小说发展史链条，有利于勾勒出更为完整的文学流变史。

《剪灯新话》出现于明代初期，在明代反复刊刻，影响深远。在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多认为其是“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艳异编》所编选的361篇作品、《广艳异编》所编选的598篇作品中，都是汉魏唐宋的优秀传奇志怪之作。而《艳异编》及其类似之作在当时颇为盛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言小说经典多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广记》《艳异编》等书反复刊刻，后人又仿照体例从中编选，直至民国时期仍有《旧小说》等文言小说选本出现。唐传奇编选的现代经典之作——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等就是在此基础上编选的。可以说小说编选者并非这些小说创作者，但他们是这些小说成为经典的推动者；他们并没有创作文学作品影响后来人，但他们的编选内容决定了后世读者读到的是什么，进而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因此，相对于《剪灯新话》等明代文言小说作品，这些选本才是真正的桥梁和过渡，唐传奇的传统在明代以《艳异编》等小说选本的形式存在，并未间断，干宝的搜神雅好也以此种形式在明人中承传，如此如此，才不会突然天上掉下个蒲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