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艺战略概述

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在经过多次残酷的政治斗争后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政敌一一击溃，取得并牢固确立了自己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袖地位，直至50年代初都是斯大林执政的鼎盛时期，被称为苏维埃社会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文化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时代的文艺战略和制度是为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采取高压控制手段，领导人不是根据文化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化建设，而是依据僵化的理论、教条、个人意志，运用诸如“大批判”“大清洗”等破坏性运动手段，甚至通过消灭肉体来树立对领袖的顶礼膜拜，文化呈现为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斗争文化。这种典型的文化高压政策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相适应，确立了对所谓“真理”的垄断，剥夺了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压抑了自由创造的渴望，扼杀了个体独立，这种文化政策模式造成了整个国家的文化专制和极权恶果。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对斯大林时代对苏联社会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进行了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松绑和开禁，被称为“解冻”。由于国家政治体制决定将共同的信仰和观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唯一手段，非此即彼的刚性意识形态决定了赫鲁晓夫文化“解冻”时期的文艺政策并未根本摆脱斯大林时期的运行模式，仍然对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的一花独放及其影响

斯大林1928年发动所谓反“右倾”运动，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又实行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以不同的形式和面貌，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非常措施，重启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一是在经济上，取消了“新经济政策”，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形式上的人民民主、实质上的个人崇拜、领袖个人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泛化并扩大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实行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镇压。在文化上，提出“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12]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要消灭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就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文化。同时，以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整肃的手段，肃清包括中间思想形态在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封闭环境中培育无产阶级意识；以垄断的方法，通过哲学粗暴干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在学术文化上导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造成思想理论上的僵化、凝固和教条主义，带来了学术文化和艺术的委靡不振。[13]

在苏联发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大转变”的背景下，斯大林于1929年2月28日发出《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指出“只有你们，唯独你们”，即“拉普”，“才配领导文艺战线”。[14]这一对极“左”文艺思潮的肯定直接放弃了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艺阶级性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向“拉普”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把文艺的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主张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从而把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正式委任给了“拉普”及其代表的极“左”路线。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拉普”多数派领导，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故技重施对作家重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继续搞宗派主义，打击一大片；在文坛发号施令，对创作大搞行政干预；宣扬庸俗社会学，以政治代替文艺；等等。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反右倾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团体内部发生分化，其极“左”一翼指责“拉普”领导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32年春天，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拉普”和其他文学组织都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在联共（布）严密控制下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在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领域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取消各种团体和派别，成立了全苏统一的协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苏维埃政权官方独尊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苏维埃官方宣布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的。党性、人民性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就要求艺术家反映、表现和描绘的现实必须符合“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15]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标准，必然不能完全包容该时期苏联社会的文学艺术，一些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创作的作品被视为应批判的异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语言辩论和关于形式主义的辩论又将创造方法极端化和标准化，迫使艺术家放弃了自己的多样化艺术探索，使苏维埃文化进入了一元化发展时期。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要求下，文化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在20世纪30—40年代确实创作出一些具有苏维埃时代特征的文化艺术作品，塑造出一些苏维埃的新人形象，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中的主人公奥列格·科歇沃伊、格拉西莫夫的画作《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的宣誓》里的游击队员、雕塑家穆希娜的大型雕塑作品《工人与女庄员》、作曲家哈恰图良的芭蕾舞音乐《加扬涅》中的女主人公加扬涅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经典形象，其表现的人的乐观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和新浪漫主义诗学的形式诉求都值得肯定。但是，将共产党人、工人、农民、新知识分子作为文学、绘画、雕塑乃至音乐作品创作的唯一对象造成了文艺发展的单一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有些历史事实被改写和歪曲，一些形象被人为地拔高，“高大全”式的人物和“假大空”式的粉饰文化艺术作品泛滥，这些都违背了亘古以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规律，束缚了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创作思维和创作个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和艺术探索。文艺和文化发展的一元化造成了斯大林时代文化发展的危机。

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按照官方旨意的“遵命文学”大行其道，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硕果的“粉饰文学”和“个人崇拜文学”作品泛滥，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而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A.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等。直至斯大林逝世前，苏联的文学艺术一直处于危机和“结冻”状态。二是通过联共（布）中央对文化问题颁布的各项决议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强化文化一元化统治。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开始大抓意识形态工作，从办杂志的方向到高校的文科教学，从剧院的上演剧目到对影片的评价都颁发了一系列决议，加强对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例如，1946年一连公布了3个决议，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1946年8月26日）和“关于影片《大家庭》的决议”（1946年9月4日）。1948年又发布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1948年2月10日）和“关于苏联音乐中颓废现象的决议”（1948年2月10日）。这些决议全部针对文艺界中与斯大林文艺政策不相符的作品和作家开展，基本都是在斯大林本人直接授意下出台的。其中批判《星》杂志因其刊登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作家、诗人的“非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作品；《列宁格勒》杂志因刊登崇拜外国资产阶级文化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批判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则是因为斯大林参加了这部歌剧的首演式后很不满意，认为歌剧情节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明确禁止剧院排演资产阶级作家的剧目，认为资产阶级作家会利用苏联舞台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三是在文艺界开启了国家订单的创作生产模式。如艺术委员会造型艺术总局事先拟定出创作的绘画作品、雕塑作品的主题，而后同作者签订协议。该机制订单的分配形式不是以创作竞争来决定，而往往通过暗箱操作导致订单分配的不公平，造成了伪劣作品和官员腐败盛行，国家资源严重浪费。四是造成对外文化交流的停滞。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苏美冷战趋于白热化，国际上欧洲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加剧了苏美意识形态的对抗，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同崇拜西方的斗争进一步加强了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铁幕关系。为此，苏联官方将西方文化艺术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的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例如，禁止翻译出版西方当代作品，禁止演奏美国和西方现代作品，把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与形式主义相提并论而加以否定。除了极少数身居要职的艺术知识分子有机会代表官方出席国际性活动外，大多数文艺创作工作者没有出国机会；而且禁止同外国人通婚等。[16]上述原因导致苏联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处于完全停止状态，苏维埃文化隔绝了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往来和沟通，变成了文化孤岛。

总之，斯大林时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之风盛行，高度极端化和统一化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使苏联文化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也使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改革呼之欲出。

二 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政策极端化后的解冻与封冻

在苏联历史上，以斯大林逝世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释放无辜和批判个人崇拜为开端，从1964年10月以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到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时期，被称为“解冻”时期。[17]“解冻”一词来自爱伦堡小说《解冻》，比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后思想解放的到来。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点名批评斯大林，并且号召全党清除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后，在全党和全国展开了针对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和隐患的一场重大变革运动，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调整文化政策、改革领导机构、给遭受迫害的艺术知识分子平反等，苏联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意为文化“解冻”。赫鲁晓夫时期以“解冻”为特征的文艺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解除斯大林时期的文艺和文化禁令，为20世纪30—40年代蒙受冤屈的文化界知识分子平反。如颁布《关于修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鲍戈丹赫梅利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错误决定》的决议等。中央指出，对这些音乐作品的批判是毫无道理的，把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谢巴林、波波夫、米亚斯科夫斯基等有才华的音乐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公正的。同时这期间也为被斯大林时期迫害的艺术家恢复名誉。如为戏剧导演弗·埃·梅耶霍德和作家奥·埃·曼德尔施塔姆、伊·埃·巴别尔等恢复名誉。

二是解禁了大批被禁的文学、绘画和电影作品。发表于《星》杂志的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作品得以解禁；被禁作家由原来的3310人减少到675人；曾遭到斯大林批评的爱森斯坦的影片《伊万雷帝》续集在全国公映；遭禁的德·德·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上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了现代主义者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作品展等。

三是相对放松了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打破了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的藩篱和桎梏，使艺术知识分子的精神获得了相对的解放和自由。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和1959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两次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并规定为：“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18]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空间，有力恢复了文艺创作的生机活力。在文学题材上，反映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如官员的特权和滥用权力、斯大林时代的镇压和种种悲剧等内容的大量作品纷纷出现。如1962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的伊·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斯大林时期政治犯们在劳改营中的生活状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使知识分子得到了精神解放和自由创作的空间，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探索。

四是扩大了对外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的文艺和文化交流。赫鲁晓夫时期对外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加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苏联实施了对外“文化进攻”战略。“文化进攻”作为苏联国际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遵循促进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扩大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朋友的数量的方针，其意义在于加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介绍国外作家和艺术文化流派；扩大文化出版领域的信息来源，加强知识分子同国外同行的彼此交往，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19]

虽然“解冻”的规模和影响很大，但并未导致苏维埃文化真正的繁荣发展，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解冻”并没有彻底触动苏维埃官方的总体文化政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依然是官方倡导的唯一原则，其他文化流派不容许存在。更为严重的是伴随“解冻”，“封冻”也在同时进行，苏维埃高层内部各种力量角逐，官方文艺态度和形势波谲云诡，斗争此伏彼起。苏维埃社会中的保守派对赫鲁晓夫的社会变革、对“解冻”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在文学艺术上继承斯大林时代的发展方向和传统，认为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的，尤其是亲西方的文化倾向都会导致苏维埃文化的毁灭。同时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歧和分裂。波兰、匈牙利等国内出现的民主运动，也迫使赫鲁晓夫收紧意识形态，并下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封冻”措施。1957年以后，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以来文化“解冻”出现了文化混乱，提出要捍卫“党性”“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戏剧家协会、苏联电影家协会等其他各种创作协会也纷纷召开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党领导文化艺术的基本原则。苏维埃官方文化政策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加强，官方强化了文化审查制度，坚决回击削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不容许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发表和流传。[20]1962年12月17日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苏共中央书记、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要求作者遵循文艺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路线，他批评文学界经常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认为抽象派、印象派等流派是“病态的矫揉造作”、对西方的“可怜的模仿”，指责音乐界“醉心于各种外国爵士乐的怪叫”，并声称“不能容许任何脱离我国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紧接着又由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召开青年作家、画家、作曲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会议，强调不能把反对个人崇拜的题材“变成耸人听闻的消息”，“不能贬低苏联人民的生活、历史、伟大成就和美好志向”。此后，大众媒体上频频出现代表官方思想的文章，提出要与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中的不健康倾向斗争，要批判所谓“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行，要整治文化领域里的混乱现象，并出现了以“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和“布罗茨基案件”为代表的“封冻”典型事件，导致了文艺政策的寒流回潮，文艺一元化统治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艺战略的收紧与反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除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后，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继续对文艺和文化工作采取“封冻”政策，任命保守派代表人物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苏斯洛夫在“冷战思维”指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和封锁。

一是苏共中央以文件和决议形式收紧意识形态和文艺工作。1965年2月，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说这类作品“过分醉心于描写个人崇拜时期的专横、无辜受迫害的人们的精神感受和肉体痛苦”，结果混淆了苏联人的视听。在3月初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到会，基里连科代表中央致贺词，其中要求“对思想动摇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情绪以及抹黑的种种表现毫不妥协，坚决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做法”。《真理报》为此发表社论，把苏联作家的使命确定为“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那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美学理论进行不调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此后，“解冻”时期那种对斯大林进行批评的作品被严格限制出版。另一方面，党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又开始加强对文艺批评的组织工作的领导。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专门通过了《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随后《真理报》和其他文艺报刊相继发表社论和文章，认为这一决议是文艺批评长期的行动纲领。决议指出，文艺批评在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以及颓废派的反动本质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和彻底，认为文艺评论“对思想和艺术产品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出于私情和派别的偏袒风气”。决议责成党政主管部门和文艺团体提高文艺批评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积极性和原则性，调配“业务熟练，政治敏锐”的干部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

二是斯大林时代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方式重新被采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致使整个知识界和政府始终处于紧张状态。1965年9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被逮捕判刑。为此，一批作家、科学家以集体请愿的方式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呼吁当局遵守苏联宪法。索尔仁尼琴的《1914年8月》等地下文学和政治刊物得到传播，引起了苏共中央的紧张，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通过公开谴责和批判开除出作家协会、禁止在莫斯科居住、劳动改造、取消国籍等方式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年轻的诗人布罗茨基在1963年就因犯有“寄生罪”，被判刑5年，送往劳改农场接受改造。1972年，布罗茨基移居美国，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甚至作为精神病人被强制治疗。但是，这种高压措施非但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加剧了政府与知识阶层的对立，苏维埃知识分子与官方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控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这种氛围下，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呼吁开放的政治气候的氛围不断浓郁，加之西方对苏联流亡海外持不同政见作家及其作品的大肆宣传，苏联国内的文化气候也再次转折。1986年6月，在相当开放的气氛下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举行。会上，许多作家在发言中对长期以来压制文学、决定苏联文学命运的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大会通过决议指出，第一位的任务是必须创造一种能够促进文学发展的气氛。同时要求为帕斯捷尔纳克平反，出版他的全集等。在大会产生的新作协领导机构中，增加了一批比较独立的著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随后，很多在过去时代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出版的作品，如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人的作品重新面世。在历史上曾被否定的或流亡国外的文学家作品也得到了重获评价的机会，如古米廖夫、吉皮乌斯、纳波科夫、金斯伯格等。侨居美国的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也被苏联文学杂志介绍给苏联读者。

总之，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维埃官方文艺战略基本呈现为一种以行政命令手段为支撑的文化专制主义形态。苏维埃官方用法令、命令和决议等手段干预文化发展的进程和文化的教育、科研、文化社团、出版、新闻、广播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以强制、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对待包括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在内的与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文化界知识分子。虽然在赫鲁晓夫当政后文艺和文化领域某些政策和措施为当时文化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这种文化革新措施仍是极为有限，苏共的政党形态和政党文化也不可能放弃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控制，这表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始终都是苏维埃文化艺术唯一的创作方法、批评原则和审美标准，苏维埃官方始终强调文化艺术创作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基本原则等。虽然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文化依然是在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下发展，但是显然已经与斯大林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在文艺自身规律、知识分子自由价值诉求与政党一元化文化统治之间的博弈和矛盾中，以侨民文学、地下出版物和异样散文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声音的文化艺术创作始终存在，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政策宰制下的奇特景观，其中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不但反映出这个时期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矛盾性，也反映出文化发展突破束缚和自身革新的强烈渴求，昭示着文艺和文化社会变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