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一）当代俄罗斯总体治国政策研究概述

2000年以来即普京执政以来国内外对其政策走向、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一个中心”和“纵横双向”的主要特征。“一个中心”即相当多的研究者是以对普京个人的研究为中心，从他的性格特征、人生经历、心理素质、人际交往等来推测他的决策及俄罗斯的未来。这最直接体现为普京的传记编写和翻译上。目前，国内关于普京的传记就有20余种，其中较有特色的如俞邃等著的《普京：能使俄罗斯振兴吗？》，书中在描述普京的同时，也对其内外政策做了简明但精准的概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编辑出版了《普京文集》共两集，收录了1999—2008年普京的文章和讲话。此外，国内主要出版的普京传记类著作还有曲铮编《普京的冷面人生》，何亮亮著《俄国新总统普京传——从克格勃到叶利钦的接班人》，李景龙等著《从克格勃中校到俄联邦总统》，何文著《普京：克宫新主人》，祝寿臣、范伟国编著《通向克里姆林宫之路——普京》，终建舟、王勇编著《铁腕普京》，吕平著《走近普京》，魏眠编著《重振俄国——普京传》，张豫著《一个人的振兴——直面普京》，斯人编译《魅力普京》，易定宏编著《普京凭什么这么牛》，张金良、林志国编著《权力和魅力——透视普京》，周志淳编著《再看普京》，丁志可著《普京大传》，申民编译等《俄罗斯新主：普京》。国内翻译的普京传记主要有列昂尼德·姆列钦著《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瓦寄姆·佩切涅夫著《普京——俄罗斯最后的机会？》、奥列格·布洛茨基著《通往权力之路——普京：从克格勃到总统》《走出列宁格勒——普京的35个人生瞬间》、穆欣著《普京与幕僚》。另外还有西方记者娜塔利亚·格罗克扬等人的采访录《第一人：普京自述》等。这些著作主要从纵横两个方面描述了普京奋斗成长历程和执政以来的转型调整、政策走向、部署实施等内容。

据统计，在2000年至2012年10月期间，中国知网与国家图书馆收录的涉及普京及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博士论文10篇，其中外交领域研究占近1/3，国内经济问题研究占1/4多；硕士论文231篇，其中外交研究近70篇、国内经济问题研究52篇。期刊论文方面，大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热点，基本与俄罗斯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同步。粗略地看，在2004年前，多侧重于研究普京与叶利钦在国内外政策上的异同；2004年后侧重于研究普京政府政策走向。关于当代政策的总体定位和评价，中国学者一般从历史角度、宏观层面给予其积极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视角：其一是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出发，认为这是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必要的中间环节：权威主义或委任民主阶段。如臧秀玲、王金珍在《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一书中重点探讨了当代权威主义的表现和发展，指出俄罗斯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都是经由权威主义统治走向民主的道路。其二是从俄罗斯整个发展历程的视角出发，认为当代的政策体系基本是西方思想和道路模式的俄国化阶段，是外来的西方文明与俄罗斯的实际相结合，其中国家集权、官僚体制、个人专权等是俄国化的主要构成。董晓阳在其主编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中指出俄罗斯每一次激进的西化之后都转向保守的俄国化，可从俄罗斯三大社会思想——欧洲文明式的普世性大西洋主义、俄罗斯民族性的斯拉夫主义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欧亚主义——的起伏中找到证据。当代就是欧亚主义占主导的时期，俄罗斯精神同世界文明相结合，民主、法制同强大的国家政权相结合，体现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赵华胜的《两个俄罗斯》和黄立芜的《俄罗斯能再崛起吗——俄罗斯民族发展钟摆性与兴衰周期浅析》进一步阐发说，俄罗斯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东西方之间，甚至存在两个俄罗斯，一个是西方主义的俄罗斯，另一个是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二者挣扎的结果就导致俄罗斯呈现出东方化—西方化—东方化的“钟摆性”发展周期，当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找到契合点时，俄罗斯就会“兴旺”。当代处于一个新的“西方化”的开端，而“普京思想”融贯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西方价值观，使俄罗斯具备了“兴旺”的前提条件。其三是从当代与叶利钦时期的对比出发，认为相较于叶利钦时期的“破、乱”，普京阶段是“治、兴”，由乱到治、由浪漫到现实、由自由到法律专制，且是先治后兴。一些学者还用了“中兴”“新政”等中式词汇概括当代执政的主要成就，其中较典型的是徐向梅著《由乱而治：俄罗斯政治历程（1990—2005）》、许志新著《当前普京“新政”的特点与走势》、胡键著《普京中兴论析》等。

较之中国学者，俄罗斯学者及西方学者更善于从微观的不同层面把握当代的执政方针，且正反面的评价都有。俄罗斯政治学家、叶利钦的政治助理萨塔罗夫在《俄罗斯——道路是否已经选择？》中称国家处于“热月”与后革命阶段之间，正在走出革命阶段。俄罗斯政治学界甚至将当代称为“普京共和国”，并以政府组成为标界从时间上进行了划分：第一共和国始于1999年普京就任总理，止于2003年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离职；而此后则进入了第二共和国。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当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一书中将当代的社会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维克多·基姆契卡在《普京与新俄罗斯》中指出普京不同于以往俄罗斯的所有领袖，“他”的俄罗斯不追求核武器的庇护，甚至准备同北约建立新的战略关系。西方国家实际上并不认同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转型”，这种思想在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中有一定体现。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德斯·阿斯伦德评价说，“我们将牢记，俄罗斯传统的特征将使行政压制的车轮滚滚转向专制”，西方人在讨论俄罗斯问题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代的俄罗斯正退回到苏联时期。

综合学界对普京执政理念的总体评价和定位，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极端看法是独裁和反民主，代表者是包括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一大批寡头反对派及部分西方媒体，他们刻意勾画和渲染普京与彼得大帝、斯大林以及皮诺切特等人之间的联系，宣扬普京政策的威权成分。一种中间看法认为是在中央集权上的可控民主，这是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持类似的看法，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事务的小托马斯·E.格雷厄姆就认为，“普京不可能建立他曾经梦想的超级集权国家”，但“也不可能有朝西方自由民主方向的突破性发展”，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寡头政权的要素慢慢整合，普京因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将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另一种是积极的以A.M.米格拉尼扬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对俄罗斯社会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比庸俗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往民主的一座桥梁”。国内外研究者关于当代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策略研究的主要成果已经取得基本共识，即可以系统总结为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领域体系化的“普京道路”或“普京主义”并对其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普京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强国为主线，走独立的民主道路，建立有效的经济以及平衡外交政策。普京主义实现了俄罗斯的全面转型，在政治上体现为从“自由主义的民主”到“行政主导下的民主”的调整，在经济领域体现为从“新自由主义”到“私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转换，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为从叶利钦时期的多元竞争到以中派主义为特征的主体意识，在外交领域主要表现为从后帝国外交到超越帝国外交的转变。[4]正是以上对当代整体政策走向特征的把握为本论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总体基调和理论基础。

（二）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研究概述

文艺政策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表现和传达意识形态的诉求，因而系统考察当代意识形态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情况对于深入探讨这一时期文艺战略至关重要。综观国内外关于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将当代意识形态系统归纳为“新俄罗斯思想”的学术共识。对此国内学者研究较深入，其中，汪宁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中将“俄罗斯思想”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专指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最本质的精神因素，认为其是俄罗斯独特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达，最早发源于宗教思想，后来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强大，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思想体系。论文对这一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探讨，把俄罗斯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总结归纳为“俄罗斯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位置）、“要往哪里去”（方向）和“怎么办”（如何发展）三个主要问题。孙建廷的博士学位论文《论俄罗斯的新国家主义》指出俄罗斯大多数人希望稳定，希望和平、安全和法制，希望利用多种所有制、经营自由和市场关系所提供的机会，是实现思想统一、重建“俄罗斯新思想”的社会基础。“俄罗斯新思想”实质上是想对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去芜存精，嫁接上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财产权和人权观念，以及市场经济和经营自由等价值观，形成一个特殊的思想混合体。杨成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中也指出普京正在重塑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俄罗斯精神”，作为复兴俄罗斯的强大精神武器。普京推动俄罗斯社会接受了其倡导的以自由、民主、个人权力和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从而为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提供了团结社会大众的主体意识形态。这迎合了俄罗斯民众中间道路的追求，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而“第二次转型”在短期内打破了旧有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加上国际能源市场行情的好转，使得俄罗斯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民众生活迅速改善，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普京主张的主体意识也获得了越来越多俄罗斯人的认同，甚至造成盲目的崇拜。王伟在《“普京计划”和俄罗斯发展战略》中指出“俄罗斯文明”是主权概念的延伸，它比国家的概念要深入而广泛，它往往成为民族和国家精神的内在力量源泉。相同的文明可以把不同的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相异的文明可以成为一国分裂的诱因。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国家必定拥有全球文明影响力，这正是普京在意识形态领域凝聚所有俄罗斯力量和推广俄罗斯文明的重要战略诉求。总之，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构成了当代执政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普京的所有实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都以此为依据。

（三）当代俄罗斯文艺战略及文艺形态研究概述

关于当代的俄罗斯文艺战略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据笔者了解，国内主要有首都师范大学的林精华教授多年始终关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帝国重建过程中文艺与文化发展问题。他的《后苏联俄国重建国家的文化行为》一文全面分析了在法律替代书刊审查制度的前提下，把文学强制纳入文化市场后，后苏联文学的存在状态、功能和影响，论述了文化市场及其强大的重新配置资源力量，催生了大众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又延续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传统，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民间资本、国家、大众、文学界的共同努力使后苏联重建过程中的国民对俄罗斯帝国认同程度上升的作用。在《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发展和俄联邦政治进程》一文中，他指出后苏联文学活动被置于新闻出版法下的文化产业结构中，政治家只能通过个人的政治行为或经济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具体的文学活动，文学家只能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且其政治行为和文学活动无直接关联。废除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的政治行为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行为，从根本上保证了政治之于文学只能是叙述内容，而非指导思想，从而使后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得以区分。以上论述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生态与政治关系做出了较好的分析。李景阳教授的《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从社会变革的文化条件这一点出发来看俄罗斯近年的社会变革和所引发的全面危机，发现某些隐蔽的内在制约因素，对俄罗斯改革以来所陷入的文化困境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了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文化难题和文化障碍，在文化冲突的描述中，对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传统及其当代影响也有所涉及。西北民族大学刘英教授的《俄罗斯文化政策的转轨》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视域中对当代俄罗斯文化政策的变道及其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并指出其文化政策在摒弃苏联文化的意识形态模式的同时，服务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政治功能得以形成，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得到焕发。但诸多的文化现实问题，是需要俄罗斯新文化建设长期面对的课题与考验。

关于当代俄罗斯文艺研究和介绍方面，任光宣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特征》、张捷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陈建华的《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俄罗斯纯文学》、汪介之的《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国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文化阐释等内容来进行研究。对从苏联解体后到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扫描，其中包括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边缘化和市场化，俄罗斯作家的媒体化、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网络化和文学语言的复杂化以及新侨民文学、宗教题材文学、后现代主义、纯文学作家在艰难转型过程中的现状做出了总结。在具体文体方面，齐昕的博士学位论文《宗教复兴背景下的新俄罗斯小说》认为从苏联中后期开始，基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的信仰开始恢复在俄罗斯的影响，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时期达到顶峰。论文基于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奇特的宗教气质，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依据，将新俄罗斯小说作家分成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三类，阐述了宗教复兴背景下新时期俄语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明确了其与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联系。此外，《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电影》《俄罗斯当代音乐教育管窥》《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俄罗斯纯文学》《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戏剧作品概观》《曲高和寡的俄罗斯诗坛》《浅析俄罗斯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诗歌》《多种多样的俄罗斯文学奖》《谈谈俄罗斯的文学奖》《20世纪及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回顾及展望》《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特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特征》等文章也从不同文体、奖项等各层面对当代文艺政策统领下的俄罗斯文学文艺现状进行了描述。在国际斯拉夫研究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殖民主义体验》（1997）、《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认同：第二思想》（1998）、《帝国的知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等，用知识考古学方法考察了“俄罗斯帝国”概念生成以及如何成就了俄国文学、苏联、伟大作家等问题。密西根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桑尼（Ronald Suny）《自成一体的帝国：俄罗斯帝国、民族认同和帝国理论》（1998）、卡普勒（Andreas Kappeler）《俄罗斯帝国：多族裔历史》（2001）等也对俄罗斯帝国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总之，国际学界对俄罗斯当代问题研究中，特别是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帝国重建中的俄语、文学、文化等问题上，特别关注文艺战略对于俄罗斯文化精神归复及其民族认同等的重要作用，这些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维度和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当代文艺战略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四点主要问题：一是对当代的文艺战略的基础材料即政府法规、领导人讲话、国民教育教材统计、文艺出版物统计、国家文艺奖项评选等一手材料缺乏细致的整理总结，致使对当代的文艺战略的内涵主旨、运行机理与效用评价等重大问题研究缺乏翔实可靠的依据，从而也严重影响了诸如文艺战略与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关系、文艺文化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关系等重要论题的研究深入。二是对当代的文艺战略与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的异同之处缺乏纵向分析比较，对三个不同时期文艺战略的制定、实施和效果情况，断裂与承继关系等重大问题未进行很好的比较分析，从而导致对俄罗斯文艺战略的核心内涵和演变轨迹研究的缺失。三是当前当代治国政策研究大都存在于就文艺谈文艺、就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的问题，而坚持运用全景研究视点和综合交叉研究方法，透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政策间的交互影响的研究比较少，直接导致了对于隐藏在普京治国政策背后的诸多重要文化动机的研究和思考匮乏。同时，当前研究普遍存在的单纯分析作家、作品和文学潮流的窠臼，也导致了对文艺战略与当代俄罗斯文艺生态渗透、抵触等交互关系的研究空白。四是当前的俄罗斯文艺文化研究仍存在重视学理价值而忽视针对中俄人文合作的战略实践价值，特别是具有实证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智库”性研究更是相对匮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总之，当前虽然对当代治国理念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当代俄罗斯文艺战略形成和实施的政治机理、俄罗斯新的文艺事业管理和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形态、文艺政策与其他国家政策的体系关联、俄罗斯文艺乃至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等研究尚有不足，特别是以此为重要视角研究俄罗斯当代国家软实力提升、现代社会构建和帝国强盛诉求等相关问题还有许多有待开掘的空间，正是前辈学者获得的宝贵经验成果和遗留下的诸多问题为本书持续研究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