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寒出身

戴戡祖上原籍江南，移居四川。康熙二年，戴显奇从四川璧山县（现属重庆市）来到贵州贵定县（当时隶属于贵阳府），作为文职在当时县府所在地旧治城（2014年并入昌明镇）当差。康熙三年，旧治北门玄真观建成，主事者请戴显奇题写碑文，此碑至今还保存在玄真观（现称为大庙）上门右侧。[1]那时旧治山川灵秀，田土肥沃，物产丰饶，是贵定县的第一大粮仓，而且文教已开，明代即建有魁山书院。[2]出旧治城南门一华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寨，叫作桐荡寨，戴显奇看重这个地方，就把家安在那里。此后戴氏人丁逐渐兴旺，形成了一个戴家大院，还有不少人先后迁往别处。到了戴戡之父戴连城（字辉堂）时，已经是贵定戴氏的第七代。

咸丰同治年间，西南地区发生了延绵十七年的苗民起义。战火最后蔓延到旧治，桐荡寨也被烧毁大半。戴家大院的所有房子全部烧光，幸存下来的戴氏族人只好分头寻找出路。戴连城等四个堂兄弟迁到旧治城以南四十多华里的猴场堡（2014年并入昌明镇）投靠远亲。到了猴场堡之后，年轻力壮的戴连城先做了四年长工，第五年开始租田自己耕种。他没有耕牛，就帮有牛的人家犁田干活，帮工一天可换取耕牛为自己犁田一天。这样一年下来，收获物除了交租，留给自己的收入比做长工时多了两倍。

经济条件稍有改善之后，戴连城请人做媒，到钟廷举家去提亲。钟家夫妇看到他能吃苦，生活又节俭，过年过节也不参加“挞十三”（村里人过年时常玩的一种赌博游戏，将铜钱从手上挞到地上，让人猜正反面），欣然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条件是要有房子，哪怕盖一两间草屋也行。当时农村盖草房比较简单，十几棵树就可以把房柱立起来，大家帮忙，只要供酒供饭，无须再付工钱。戴连城于是四处找地准备盖房，然而辗转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眉目。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钟廷举。钟盘算了一下，草房容易坏，“三年两头盖”，第一年起房，第三年就要修房；可是要让戴连城买地盖瓦房，他又拿不出这笔钱。考虑再三，又与妻子和弟弟钟廷杰商量，钟廷举决定干脆把自家厢房让给戴连城居住。就这样，戴连城终于与钟氏成婚。钟家还拿出三亩多地送给他耕种，收入归他自己；又拿出一间榨油房给他经营，收入岳父得二成，他自己得八成。这样，戴连城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婚后不到一年，钟氏怀孕了。当时那里有一种习俗，妇女怀孕后不能在娘家分娩，据说那样会严重折损娘家人的血脉。钟家于是在自己房前的菜地里搭起一个草棚，作为分娩场所。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880年10月1日）[3]，一名男孩在这个小棚里降生，由钟氏的祖父钟培华起名为戴登荣。两年后，钟氏又在那间草棚里生下一名女孩，钟老爷给她起名为乔招。

由于分娩时条件太差，产妇和婴儿都落下了病根。加上猴场堡地处偏僻，缺医少药，戴戡母子两人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到了虚岁十二岁时（1891年），戴戡的生母不幸病逝。[4]经历了丧妻之痛，戴连城决定离开猴场堡。他把田土和油房还给岳父，用自己的积蓄在旧治城武衙门前买了近半亩空地，委托桐荡寨的同族兄弟和旧治城的郎姓亲戚修建了三间毛草房，次年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旧治居住，并且续娶陶氏为妻。[5]陶氏入门后任劳任怨，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尽心照料并非亲生的戴戡兄妹，让他们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

对于十二三岁的戴戡来说，从猴场堡乡下来到旧治城，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旧治俗称“旧县”，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贵定建县，县府即设于此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添卫并入贵定县，县府迁往北边五十余里处的新添城。此后，原县府所在地被称为“旧治”，虽然已经不再是县城，但依然是贵定县的主要城镇，城墙以及城内一些公共设施仍在，商业贸易、文化教育均有一定规模。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旧治城里还有321户人家。[6]

在新的环境里，戴戡获得了宝贵的求学机会。还在猴场堡期间，父亲就曾将他送往识字的先生那里去学认字写字。搬到旧治之后，父亲又想方设法将他送至当地宿儒郎先锦门下读书。郎先锦（1863—1917），字云程，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后因家道中落，一直以教私塾为生，“有古儒者风”，后来创办旧县初高两等小学堂，在当地颇有声望。[7]戴戡虽然读书较晚，但他聪敏好学，资质出众。据说有一次，郎师让学生们到黑神庙前去看官府贴出的告示，回来后让大家逐个回答，入门不到半年的戴戡竟然能够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又问他布告的意思，他也讲得很清楚。郎师惊喜过望，认定他日后必有作为，对他颇为赏识。[8]在郎师的调教督促下，戴戡苦读三年，进步很大。后来他在一则亲笔文字中谦虚地说，到了虚岁十六岁时（1895），自己已经“初知文理”[9]。

可是不久之后，戴戡的继母陶氏又因病去世。陶氏在戴家仅仅生活了三年[10]，没有留下亲生子嗣。这三年正是戴戡成长的关键时期，在继母的悉心关爱和支持下，他度过了自己人生中难得的一段安乐时光，不必操心生计问题，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学业。继母的去世，对他来说意味着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代突然终结，还没做好准备，成年时代就提前到来。家里的负担陡然加重，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农田、操持家务，一时看不到前路的方向。生活的逆转，让他更加能够体会到、也更加感念陶氏的恩情。正因为此，二十年后戴戡解除贵州最高行政长官一职，回乡为生身父母重修墓地时，也特意为继母陶氏修墓立碑。

在家劳作两年以后，年届十八岁的戴戡正式成家，次年迎来长子戴汝愚的出生。戴戡之妻郎兼金（1877—1930），出身于桐荡寨的普通农家，父亲名叫郎成谷。据说戴戡年幼时，有一次跟随父亲到郎家做客，郎成谷见他颇为聪敏，十分喜欢，后来就请媒人去戴家说亲，愿将女儿许配给戴戡。[11]郎氏比戴戡大三岁，虽无文化，但却勤劳贤惠。婚后两人相继育有两男两女，由于戴戡长年在外，家里全靠郎氏一人勉力操持。后来戴戡地位越来越高，直至成为一省最高主官，有人劝他把糟糠之妻放在乡下家里，另找一位有文化的女性在身边。但他反对纳妾这种陋习，珍惜多年的夫妻情义，始终与郎氏和睦相处。

戴戡成婚后不久，父亲戴连城再续弦郎氏。几年之间，戴戡先后又有了思勤、思慎两个弟弟。[12]一大家人的生活，均落在戴连城、戴戡父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戴戡不可能去做一名“脱产”的读书人，因而“废学数年”[13]。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郎师的教导，仍然坚持读书，并在二十二岁时（1901）一举考中秀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