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上人间：牛郎身份的线性演变

牛郎有四重身份。其最初形态为牵牛，是指天上的星宿。经过系列演进过程，包括人化神、世俗仙等阶段，最终定型为放牛娃。四重身份总体上沿时间轴呈线性纵向发展，但又有交叉与回环。

一 位列名宿的天上星

古人将星空分为二十八宿，牛宿为其中之一。牛宿也称牵牛、河鼓、何鼓、黄姑。《史记·天官书》中对牵牛星有多处记载。“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2]张守节正义云：“牵牛为牺牲，亦为关梁……自昔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此星也。”[3]牵牛与河鼓或为一体，或说相邻，是夜空中明亮而相近的星宿。星宿的位置随季节而变化，可依据星宿的排列和方向来确定节气的准确时间。“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4]天上的星宿还与地上的九州相对应。“牵牛、婺女，扬州。”[5]在司马迁的时代，牵牛是天文学中的重要星宿，是观察确认时令的标志之一，是占卜人间之事（尤其是扬州地域）的主要依据之一。

《汉书·天文志》沿用了《史记》对牵牛的基本描述，[6]并进一步记载了牵牛星的天文功能与占卜事项。从天文功能看，牵牛是日月之行的一个极点，具有鲜明的坐标意义。“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7]“秋分，牵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8]在讲究天人合一、谶纬之学盛行的汉代，天象往往与人事对应，星月位置的变化、天文异象预示着人间的重大事件。牵牛星象的变化，关乎人间的祸福。“月南入牵牛南戒，民间疾疫。”[9]史学家甚至举出具体事例，以印证星象之变与人间祸福的内在联系。[10]牵牛星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下面一则事件见出一端：

（汉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11]

在这里，牵牛星被看成是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之“所从起”，是历法“之元”，是计算每年正月“之始”，是天文运行和历法计数的开端与起始点，足见其标志性地位。因此，彗星出牵牛意味着天下大变；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预示着世事变化非常大，汉朝不仅因此改年号，更因此而被王莽篡国，连国号都改了。

《后汉书·天文志》记载了几则跟牵牛星有关的天象与史案，突出牵牛星象的异变与人间政事的关联。一方面，牵牛主吴越之事，吴越即古扬州之地，这与《史记》牵牛主扬州之说吻合。客星出牵牛，彗星入牵牛，皆预示吴越之地将有不利之事，后来果然有人谋反作乱。扬州之地不得安宁，似乎确实应了天象之兆。[12]另一方面，流星起自牵牛，预示着又一个乱世的开始，牵牛又象征着事物的开端。[13]两汉之灭亡，都由牵牛乱象而开始，算是巧合，也说明牵牛星在占星术中的重要地位，其星象似乎是很灵验的。

在两汉天人感应故事中，牵牛若现异常，则多对应人间祸乱，其指向有二：一是吴越之地将出现谋反叛乱等事；二是天下更新，改换年号，甚至改朝换代。

到了唐代，对天象人事对应之记载少了许多，对天象的精细描述多了起来。“冬至，日在牵牛初，今在斗十度。”[14]“牵牛六星，八度。旧去极一百六度，今一百四度。”[15]牵牛回归天文本身，对其在星空中的位置有了精确的观察和记录。当然，其对应的地域仍是史家感兴趣的话题，不过区分得更明确：“南斗、牵牛，星纪之次也……牵牛去南河浸远，故其分野自豫章东达会嵇，南逾岭徼，为越分。”[16]《新唐书》还记载了有关牵牛星的天文异象，不过没有附加对应的人间故事，仅强调牵牛星主将军，为吴越分。[17]扬州即吴越之地，牵牛为吴越分也好，为扬州分也罢，都与秦汉史书的记载一致。河鼓为将军，牵牛亦为将军，也印证了牵牛与河鼓的合一性。主将军之说，与唐人张守节为《史记》所作《正义》中的说法一致，与西汉关于牵牛主更革、祸乱的说法有所不同，若理解为将军起兵作乱，导致政局动荡，天下大变，似乎也可说通。

总之，在史学家眼中，牵牛是天上之星宿，可对应地理之分野，亦可对应人间之治乱。史书中的牵牛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更没有“牛郎”这一名号，其与织女之恋情更无从谈起。

二 牵牛而前的人化神

除了天上星宿，牵牛还有另一种面目。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是《诗经·小雅·大东》里的句子，周振甫先生将其译为：“看那牵牛星，不能用来背车箱。”[18]抬头看见天上的牵牛星，它空有牛之名，却无牛之实，不能像牛那样拉车干活。诗人借以讽刺政事：人民劳苦，而当权者不谋其政，华而不实。诗人将牵牛星对应成人间拉车的牛，星星有了现实的形象，不仅仅是天空中闪耀的亮点。

在古人眼里，牵牛是怎样一种形象呢？且从这两个字本身说起。先看“牵”：“牵，引而前也。”[19]“牵”还可指牛、羊、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杜预注：“牵，谓牛、羊、豕。”孔颖达疏：“牛、羊、豕可牵行，故云‘牵谓牛羊豕’也。”[20]“牵”的主要意思为拉着牛、羊、猪等向前。再看“牛”，它是个象形字。《说文解字》：“牛，事也，理也。像角头三、封尾之形也。”段注：“事也者，谓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牛、事、理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此与羊、祥也，马怒也、武也，一例。自浅人不知此义，乃改之云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角头三者，谓上三岐者，象两角与头为三也。牛角与头而三，马足与尾而五。封者，谓中画象封也。封者，肩甲坟起之处，字亦作犎。尾者，谓直画下垂，像也。羊、豕、马、象皆像其四足，牛略之者，可思而得也。”[21]

综上所述，牵牛之形象是一人拉着牛向前走的样子。这种形象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文字记载。《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釁钟。’”[22]孟子在梁惠王那里见过有人牵牛过堂。牛是祭祀之物，此说与《史记·天官书》所言“牵牛为牺牲”相合。二是画像资料。1935年河南南阳白滩出土的汉画像石（图1），右上方直线相连的三星，当是河鼓三星；其下绘有一牛，似奔走状；牛前一人，右手握牛绳，左手上举，手中似有赶牛的鞭具。显然是以牵牛的画面来具体形象地说明或再现河鼓的形象内涵。[23]此外还有四川郫县、河南洛阳等几处画像资料与牵牛相关。[24]

图1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牛郎织女
图片来源：《中国画像石全集·河南汉画像石》

“一男子牵一牛”是早期民众对牵牛星的形象化认识，也是“牵牛”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其最初始、最直接的内涵。天空中一颗颗孤立的星星，在人的眼里，可以组合成一幅幅的图案，取上不同的名字，进而被想象成生活中常见的、可知可感的具体形象。这是古人认识宇宙的朴素方式，体现了他们把抽象的事物具象化、把陌生的事物熟悉化的思维智慧。

牵牛形象进一步简化，由一人一牛演变成或人或牛，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朝牛的方向演化而又不脱人的影子和星宿的神秘色彩，便成了半人半牛的神；二是朝人的方向演化而又不脱牛的影子和星宿的本质，便成了与织女（婺女、须女）相对应的男性化的人。或者说，上述两种可能是牵牛形象的另外两条线索，其内部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却有着思维上的相关性。

有关牛的线索，可以追溯到牛耕的出现。《山海经·海内经》云：“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25]周人的首领叔均发明了牛耕，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推断叔均就是牵牛的原型：“因为叔均最重要的事情是发明了牛耕，所以从周人的远古传说中，他的事迹就同牛联系在一起……牵牛而行于畎亩之中，是牛耕的象征，故周人以这位杰出的氏族首座为星名，名之为‘牵牛’（我国上古星宿名多是部族、民族的始祖，各传说中有所发明创造的祖先）。”[26]此说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但提出了重要的出发点：牛宿、牵牛必与牛有关，因牛而起。中国的农业神——炎帝神农氏的形貌是“人身牛首”[27]，乃半牛半人的神。如今作为神农氏相关纪念地的湖北神农架特意塑造了这一形象，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有关人（即牵牛者）的形象，一般与织女相对应，为男性，但面目、体形和性格特征不明显。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发现的《日书》竹简中有关于牵牛娶织女的记载：“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28]牵牛织女都成为人的形象，并发生了不幸福的婚姻。同在秦代，秦始皇仿天象造宫室，取法天河牵牛之状：“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29]张守节关于牵牛主关梁的说法在这里得到印证。汉武帝效仿秦始皇，在建设昆明池时，造了两个石人，名牵牛、织女：“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30]这项工程成为长安的一大胜景，两汉时期几篇著名的京都赋均提及此事。[31]按照班固、张衡、潘岳等人的说法，昆明池边确实立有牵牛、织女石像，皆人形，男左女右，分列河之两岸，仿银河之状。巧的是，这两尊石像被今人发现于长安县斗门镇附近。[32]

两尊石像立于上林苑中昆明池两侧，模仿银河天象，这是汉代天人相通思想的现实反映，汉武帝要在人间营造天象，或期待以天神的帮助平定战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牵牛织女都具化成人，分别为男、女，而且牵牛旁边不便有牛，仅作握缰绳状，达意而已。至此，牵牛完成了从天上星到人间神的转变，他有了人的形象、人的性别，与织女隔河相望。

三 跻身天界的世俗仙

正史之外的文献中，出现了与牵牛织女有关的传说故事，特别是六朝的志怪小说，对牵牛织女津津乐道，将之作为仙界中人。《博物志》所载的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则：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33]

受天人合一、天人相通观念的影响，古人常常按照人间的风物去想象天上的情状，形成虚构的仙界，并且认为人间与仙界是可以沟通的。因传说天河与海通，则可以海上浮槎至天河；因夏季夜晚天河最亮、最显眼，故选择八月出海；因天河两岸有牵牛、织女二星，则可见到丈夫牵牛、宫中织妇。这是世俗社会对天象的直接想象，简单而直观。不过，此处织妇是群体，而非单一的个体，其与牵牛同时出现，但没有特殊的关系。牵牛宿被想象成男子牵着牛在河边饮水，安详而怡然自得。浮槎之说流传甚广，后世不乏吟咏其事者。[34]诗词多以浮槎故事想象天河风情，而牵牛织女被描绘成了痴男怨女。

《荆楚岁时记》中，浮槎故事另有一个版本：

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一处，见城郭和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搘机石与骞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支机石为东方朔所识。[35]

与《博物志》的记载相比，《荆楚岁时记》同样记叙了乘槎到天河访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出现了几个变化。一是乘槎者的身份清晰化。乘槎之人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有奇志者，而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载，九死一生，到达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沟通了中原与西域。借张骞之名，使探险、远行之事更近乎真实传神。二是乘槎目的地变了。由出海东行变为西向寻黄河之源头，这与张骞西行相佐证，还借用了史书中的记载：“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36]三是织女单一化。由“遥望宫中多织妇”变成“室内有一女织”。四是增加支机石的内容。织女赠支机石给张骞，大约与昆仑玉石有关，同时是人仙交往的重要物证。五是严君平的解释略有变化。由“客星犯牵牛宿”变为“客星犯牛女”，如此则与牛女隔河相望、客星同犯二宿相映衬，更符合想象的逻辑。一男一女，为后世的相思主调埋下伏笔。这一版本的传说同样得到了后人的认同，亦出现吟咏其事之诗词。[37]

既然牵牛织女二星可以想象成一男一女、一耕一织的两位神仙，那么进一步的疑问就来了：二人有无关系？若有，是什么关系？为何分居天河两岸？有没有相见的可能？相见或分居各是怎样的情形？

牵牛织女当然有关系。最自然最直观的想象便是：牵牛织女为夫妇。任昉《述异记》载：

天河之东有美丽女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绡缣之衣，辛苦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38]

织女的身份进一步明确：她是天帝之女，容貌美丽，擅长纺织，然而劳役辛苦，独处寡欢。于是其父做主，许嫁牵牛。牵牛仍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只知其居于河西，与织女婚后欢洽，以至织女不归，废织纴之功。天帝动怒，于是二人被罚分居，一在天河西，一归天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可见牵牛是令织女感到满意的郎君，只不过在整个事件中他都处于被动地位，分与合皆由天帝安排。

另有一则类似的记载：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39]

在上述记载中，牵牛被称为“牵牛郎”，这一变化成为后来过渡到“牛郎”的伏笔。

牵牛、织女成为世人眼中的仙，生活在天界的河畔，分居两岸；他们像凡人一样结为夫妻，因为贪欢而荒废本职工作，所以被分隔开来。这体现了世人对天象的理解和推想，看似有道理的解释背后却有大的破绽：世俗社会里，夫妻生活与耕织之业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和谐幸福的标志。到了神仙世界，平常的夫妻生活何以会荒废织纴？即使因新婚而如此，只需稍加提醒点拨，就能避免和改正，为何天帝会一怒拆散鸳鸯？形象模糊的牵牛从头到尾为何没有任何作为？这些疑问想必古人早就想到过，所以会有另一层面的解释。

四 降落人间的放牛娃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文明延续数千年，耕和织是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内容，皇帝每年都要象征性地参加耕种活动，皇后带头纺织，男耕女织是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活形态。牵牛、织女正好与男耕女织对应。“中国的爱情文学在其开端就呈现出了极其明显的特征：上天入地，天、人、自然相通。而上天与入地在思维模式中是一致的。”[40]人间的耕织与银河两岸的牵牛星、织女星具有某种相关性和一致性，在人们的想象世界里，牵牛成了耕种的男子，织女则是纺织的女子，二人都是神仙，结为夫妻。进一步的想象为：牛、女一在人间，一在天上，织女下凡，二人成亲，育有儿女，终为外力所迫，分居银河两岸，后得一年一见。在众多的民间传说版本中，织女一般保留仙人身份，牵牛则降落人间，成为一个放牛娃，被呼为“牛郎”。“从‘牵牛’到‘牛郎’，天上的星象变成了人间的凡人，于是牛郎织女传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传说的故事性增强，人们在传讲牛郎织女传说时，重点是在人间的牛郎，几乎已经忘记了天上的牵牛星，或者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41]从牵牛到牛郎，许多变化随之发生。降落人间的牛郎，被更多地按照世俗的思维，编织发生在民间社会的故事。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讲述者给出了不同版本的牛郎故事，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线索，看到民间关于牛郎想象的一些规律。

降落人间的牛郎，有一个与牛有关的穷汉身份。牛郎之名，由牵牛、牵牛郎演化而来，不论哪种称呼，都离不开“牛”字，古籍中记载的，也是丈夫牵牛而饮的形象。所以，关于牛郎的身份，传说中几乎没有争议地定位于穷苦的放牛娃。以放牛为生，或者说以放牛为主要生活内容的青年男子，一般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家汉。牛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农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对中国人而言，牛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放牛在农村很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牛不仅用于农耕，以它的巨大体力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它的全身都是宝：牛皮加工后可以制成大鼓；可以制成坚韧的带子，战车上少不了它，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它；牛角可以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牛骨则成为人类文字最早的载体之一。”[42]这喻示着，与牛为伴有诸多获益的可能。此外，传说中的炎帝是牛首人身，帝王祭祀的最高标准“太牢”即用牛为祭品，说明牛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沟通天人的某些能力。这些因素，使牛郎故事有了多种可能。

降落人间的牛郎，相对独立于家庭。为了便于衔接与织女的爱情故事，为了呼应终成牵牛星的结局，为了更大程度地引起听众的共鸣和同情，牛郎一直被描绘成孤苦无依的弱者，要么是举目无亲的孤儿，要么是依附兄嫂且备受欺压的可怜虫，最后被迫分家独居。传奇故事中，特别是人仙、人妖、人鬼之恋的故事，男主人公大多处于独身、独处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爱情故事才可以不受约束地展开，而且这是许多男子期待的自由状态。正是因为牛郎是独身青年男子，他才可以省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省却门当户对的习俗限制，而直接与织女相爱成家。古籍中提过织女的家庭状况，她是“天孙”，但从未提及牛郎的家庭，后来牵牛织女隔河相望，也不涉及牛郎的家庭成员，以此推理，牛郎更像是一个孤苦之人。从故事传播角度来看，“这些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民间艺人和正统作家都是穷汉或穷汉的代言人，他们一般都是男性……说话人一般都是靠说话糊口的有点知识的下层人民，话本的听众又多是市民和下层劳动者，只有那些反映穷汉的思想、需要、追求的内容，才能在他们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43]。传播者和听众大多为穷苦人，那么穷苦的牛郎作为主人公就更符合逻辑了。牛郎被兄嫂欺负，主要是让他干重活、累活，不让他吃好的，甚至起心毒死他；虐待的主要原因是防止他争家产；作恶者多是贪心的嫂嫂，可怜的哥哥或不知情，或因惧内而不敢言。失去父母后，兄弟争家产、争权位的故事屡见不鲜，下至平民百姓，上至王公贵族，相当多的兄弟会因权、钱而起纷争，牛郎兄弟争家产是一个常见的版本。只是，牛郎是一个完全的弱者，更令人同情。

降落人间的牛郎，会经历与织女的爱情故事。按照老牛的指引，牛郎偷走织女的衣服，织女与之成亲，生育一儿一女；数年后织女回到天上，牛郎挑着孩子追赶，终被天河隔开。这是牛女爱情最通行的故事梗概，虽然细节上各有不同。牛郎、织女不再是天上平等的仙人，也不是由天帝赐婚，而是牛郎迫使下凡的织女与之成亲，或者是织女厌倦天上劳苦单调的纺织生活而半推半就地答应牛郎。二人婚后男耕女织、生儿育女，一如寻常的农家夫妇，幸福甜美。结局是被迫分开，王母娘娘（或她派遣的天兵天将）把织女带回天界，并划出天河，隔开牛郎。“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凡涉及人神恋、人仙恋、人鬼恋的，其最后的结局都是‘天人两分’，即凡人与神、仙、鬼虽然成了夫妻，生育了儿女，但最后必须分开，各过各的生活，这就是民间文化中的宗教观念，而牛郎织女传说则是这一‘天人两分’的宗教观念中最有名的传说。”[44]天人两分是一种无奈但又通行的结局，或许与“门当户对”观念有关，也与民间对天的认识有关。“热衷于‘天人合一’的是文人士大夫群体，而重视‘天人两分’观念的是农民或者市民群体……在牛郎织女传说中，‘天’始终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天帝与王母都不太仁慈，而织女也有些无情无义，只因为他们都在高高的天上，不在人间，不太晓得人间的疾苦。只有金牛星与织女星下凡了，才有些人性的气息。民间的观念里对‘天’是既畏惧又咒骂，体现出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45]

降落人间的牛郎，会归位于天上的牵牛星。牛郎最终站在了天河边牵牛星所在的位置，与织女隔河相望。这是对传说本源的回归。牛郎织女传说的源头是牵牛织女星象，牛女回到银河两岸才是合理的故事结局。为了将天象进一步与故事结合起来，人们把牵牛星旁边的两颗星星说成是牛郎的一对儿女，由他挑着一同上天追赶织女；把旁边一组菱形的星星说成是织女抛过来的梭子；把织女星旁边的一组星星说成是牛郎扔过去的牛扣套。这样一来，情节就更生动，传说就更丰富、更近乎人情了。为了表达对牛郎织女分离悲剧的不满，人们延续了牛女七夕相会的想象，留下一丝亮光，寄予深切的同情。牛郎到牵牛的回归，使牛郎织女传说有了更丰富的境界。每年夏秋之季明亮的银河、银河两侧的牵牛织女星这种常见的天文现象，使牛郎织女传说不断被记起，反复被传讲，历经千年而不衰。

钟敬文将牛郎织女传说归入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并单独列出“牛郎型”，概括其情节为：“一、两弟兄，弟遭虐待。二、分家后，弟得一头牛（或兼一点别的东西）。三、牛告以取（原文为‘取’。——作者注）得妻子的方法。四、他依话做去，得一仙女为妻。五、仙女生下若干子女。六、仙女得衣逃去。他赶到天上被阻。七、从此，两人一年一度相会。”[46]

在人间做放牛娃的牛郎，始终是一个被指引的弱者：分家、娶妻、上天追赶，都是老牛（或说金牛星）的指引；受兄嫂虐待、被王母拆散，他毫无反抗能力。这样一个被动、懦弱的男主人公，为什么会被记住呢？大概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底层男性，在整个社会序列中，他们整体处于被统治、被压榨、被愚弄的地位；同时他们又朴实、勤劳、善良、坚韧。这样一个群体，既令人同情，又使人敬重。所以，牛郎虽然是弱者，却有人在冥冥中指引，有美人在宿命里等待，他也有灿烂风光的机会，哪怕不长久，也振奋人心，让人期待，叫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