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艺术终结问题

1984年丹托《艺术的终结》一文，使得“艺术是否终结”成了一个持久争论的话题。如今，再把“艺术的终结”当成艺术的死亡或者消失，显然是对丹托的误解。毕竟丹托的“终结论”既表现出对黑格尔“终结论”的变形，也承担起反思当代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任务。理解丹托的“艺术的终结”的内涵，其关键点在于并不是艺术的创作已经停止，而是现代主义关于艺术的叙事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丹托的这一观点在当代主要针对贡布里希（E.H.Gombrich）[27]的进步的线性艺术史观而提出。贡布里希将艺术看作视觉真实上的不断进步，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艺术的故事》[28]。由于贡布里希涉及的艺术大部分是绘画，他把艺术的历史看成由少数的英雄所展开的故事，因此呈现出某种叙事效果。同时，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以来绘画技术上的超越当成一个必然的进步过程并延续到《艺术与错觉》。简言之，贡布里希对自然艺术史的追寻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解释，即为什么造型传统会有历史以及为什么这个传统可能会有终结，但他的问题在于局限于欧洲传统。对丹托而言，波普艺术和沃霍尔则成功地抹去了艺术的线性发展痕迹，提出了一个“什么是艺术”的哲学问题。这点符合作为本质主义者的丹托的哲学要求。《布里洛盒子》提出的问题是：进步与超越是否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丹托用“艺术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哲学剥夺了艺术”给予回答。

关于“艺术的终结”，丹托从两方面进行建构：首先，就艺术内部的发展来说，丹托为艺术设定两种历史模式，先要确立艺术史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终结”的论述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其次，丹托借用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体系，即辩证逻辑的进步式发展，为“终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框架。丹托认为，“艺术”的终结在于它不能回答“自身的本质”问题，因而为了解放自己，艺术求助于哲学。在这里，“艺术的终结”也就指艺术不能用感性（非语言）形式定义自己，只能借助“理性、语言、概念”。就这点而言，丹托赋予哲学某种特权。以《布里洛盒子》为例证，丹托论证了“艺术”不能解决它今后的方向，即它提出了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把艺术的定义交给哲学。因此，终结也包含着艺术为理性而结束的意义。最终，丹托把“艺术真的结束”上升到“艺术的终结真的是艺术的解放问题”这个层面。实际上，丹托试图通过“艺术的终结”赋予艺术以独立的地位，使艺术成为自身的主角。不过，艺术的独立地位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艺术的确认”。丹托依据“不可辨识”实验，在确认哲学的区分能力的同时，也重视艺术的提出问题。然而，简·福斯（Jane Forsey）指出，丹托上述看法容易陷入困境，如果艺术不具有哲学解释能力，那么，《布里洛盒子》的影响力会被质疑；而一旦艺术能够论述哲学观点，丹托又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艺术急需艺术哲学。其结论必定是“艺术被哲学接管既非一种必需，也非历史必然”。[29]

总之，“艺术的终结”是丹托试图在艺术与哲学间作的一个强制性的分离，进而让双方获得解放和自由。在《艺术的终结之后》，丹托对这个观点有所修正，他不仅把终结的范围缩小到现代主义艺术，也开始转向“意义美学”的建构。全面解析“艺术的终结”，不仅能够看到丹托对黑格尔的异质性继承，也能发现丹托艺术哲学的建构逻辑，从而展示他的哲学系统观。那么，“艺术的终结”到底对丹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丹托把“艺术的终结”看作艺术的希望，它能够把艺术家从过去遵从某种原则获得身份确认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步入“后历史艺术”氛围中。这样，艺术就能够回到它自身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