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批判相对主义

1.视角主义、阐释与表现

丹托在《叙事与认识》中谈到了历史认识的可能以及历史存在的问题，其关注点是尼采和沃尔什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

在该书中，关于历史认识可能性问题，丹托谈到了三种反对意见。这三种意见分别从意义、指称和真值三个方面展开攻击。第一种观点从意义出发，要求一种可经验的证实，因而得出结论说“任何意在陈述过去的句子严格说来没有意义”[33]，但丹托认为这种要求根本无法做到；第二种观点从“指称表达”出发，认为所有的陈述都是假的，因而要得出关于过去的真陈述是不可能的，丹托认为这种观点不具有一般性；第三种观点从陈述的真值出发要求某种“客观性”标准，该观点认为，由于历史陈述由历史学家给出，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描述不仅有动机而且对于特定事件怀有情感，鉴于这种无法排除的个人因素，那么“每一历史陈述都包含歪曲”。[34]所以，我们不能得出关于过去的彻底的真陈述。针对第三种看法，丹托运用尼采的观点进行反驳：“我的记忆说我干了这事，但我的自尊心告诉我我不可能干了这样的事。我的记忆屈服了，而我的自尊仍然是那么理直气壮。”[35]丹托认为，尼采的普遍相对主义固然存在缺陷，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价值内核，即“历史的意义是基于非历史的意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学家的局部想法和兴趣有关”[36]。这个观点促使丹托修改了关于史学最低限度的描述。针对尼采的视角主义，丹托做出了一个极简的表述，即“没有事实，只有阐述”[37]。这句话蕴含了两个信息：首先视角主义不是基于事实标准的；其次它是一种阐释过程。

丹托认为，尼采“视角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注重阐释的过程然忽略对历史事实的考虑。虽然“尼采只有当理性反对生命时才反对它”[38]，但由于过于看重生命意志，导致尼采的“视角主义”过分细致地聚焦于每个个体。丹托敏锐地察觉到，尼采的哲学贯穿着一种重要的张力：尼采在攻击形而上学中，是一位一直准备改变战场的随心所欲的批评家，同时作为一位形而上的哲学家，他试图提供一个基础，来批判他所从事的任何此类事业。[39]由此，丹托指出，尼采的错误在于把世界看作由视角构成。尼采没有搞清楚“真的”和“真理”之间的差异，前者指向具体的物质客体，后者则指向某种普遍的道德和形而上的东西，因而造成了“把一切意义相对化”的相对主义倾向。

与此相关，尼采理解历史的相对主义视角，也直接导致了他对历史存在的相对主义认识。丹托注意到：“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例如詹姆斯和尼采）已经感觉到了在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身历它）的存在关系与基于真理关系附着在过去或现在的任何事件上的那里性（thereness）之间的冲突。”[40]简言之，即历史、生活、真理之间的冲突。不过，丹托也指出，造成尼采犯了相对主义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混淆了实在的准语义特征和实在的形而上描述，因而认为真理是一种制造出来的东西，进而反对真理。同时，尼采把询问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一，坚持一种从道德上能够对历史进行自由解释的谱系，又再次让他陷入相对主义中。对此，丹托评论道：“历史中真实的X与历史地呈现出来的X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也许是相当可观程度的偏离。”[41]因此，一方面，丹托接受了尼采关于“主体”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反对尼采关于历史的相对主义阐释。

尼采认为，“人们被他们所讲语言的语法诱惑，并含蓄认为他们在描述世界，而事实上他们所设想的世界只是他们语言结构的反映”[42],“而这种语言结构是一种本质的语言”[43]。这一观点深深影响和启发了丹托。尼采深刻地指出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一种外在逻辑关系，通过语言，我们能够在本质上将科学与哲学区分开来。丹托也谈道，当语言“被包括在实在清单中的时候，它却是以其完美、自我包含而同实在处于一种外在关系中”[44]。丹托最终把“表现”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心，让语言哲学辅助历史哲学，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语句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 of narrative sentences）[45]。这样，在丹托的著作中，艺术就以“表现”的方式成为对历史哲学的延续与演绎。

丹托的历史观念潜藏着某种尼采的转向。丹托这样评价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尼采的意义在于，他对人类的遭遇做出历史解读，他注意到人类的解释在决定历史进程和意义上起到的作用。另外，尼采的历史观念使得丹托早期关于历史描述的某种困惑得以解决：“如果我们要抹去在这个世纪的遭遇，那么，我们就得除去这个世界的历史。”[46]这显然不可能。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丹托的哲学抱负似乎与尼采相似，用一种道德原则取代道德手段，通过语境化，以此为独特的、令人愉悦的、转瞬即逝的、非凡卓越的事物腾出空间。[47]

丹托把尼采的这种思想延伸到后来的《美的滥用》中。在这部著作中，丹托基于道德原则谈论美，不仅涉及20世纪的先锋派，比如达达艺术的反战行为，而且也涉及“9·11”事件后艺术背景等当下问题。所以，“道德性”或者伦理性，始终是丹托关于“艺术”和美的评判的一个底线。

2.配景主义、主体性与客观性

丹托将沃尔什的“配景主义”同他关于历史与编年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建构自身的历史哲学。首先，就历史学家的任务而言，丹托不同意将其分为“描述”和“阐释”两部分，而坚持史学一体，即“不存在与被称作阐释的东西相对应的被称作是纯粹描述的东西”[48]。这里，丹托所依据的是沃尔什关于编年史和历史的区分。在沃尔什那里，编年史属于朴直叙述（plain narrative），即历史学家以准确记述已经发生的事件为目标；历史作为有意义的叙述，它不仅要讲述发生了什么，还要在某种意义上加以解释。[49]沃尔什的这种区分，体现了两种理解与两种知识的类型。然而，关于“理解”，沃尔什忽略了渗透“历史想象”的创造性活动。[50]丹托认为，上述两种层次的不同理解不同于说出确切发生的事件以及之后可以做更多事情，相反，理解“与个性化程度相一致，个性化程度是我们能够正当地加诸叙述的不同数量文献根据的结果”[51]。其次，关于编年与历史这两种知识类型之间的关系，沃尔什理解为：编年之于诗学有如感性知觉与科学的关系。丹托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历史中并不存在上述两类叙述。沃尔什认为，确立事实与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是不同的。尽管丹托也承认在史学实践中确实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在确立事实与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这二者之间进行严格区分。事实上，沃尔什在讨论历史、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其真实性的问题上，规定了客观性是“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52]的东西。与此相伴，历史学家带着他们的哲学观念走向过去，这些哲学观念对他们关于过去的阐释方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沃尔什的客观性依赖于个体的认识，故丹托称他为“相对主义者”。这表明，丹托把沃尔什的思想放置到历史相对主义的位置上，因为“特定的陈述是相对于一组先见才被说成是可能的，任何与这些先见不一致的描述都不会被持有这些先见的历史学家所容忍”[53]。

究其根本，丹托批判沃尔什的目的在于调和“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尝试用科学的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既能避免视历史为依靠自身的“自律性”原则，又能避免陷入把历史等同于科学的“同化论”。为此，丹托借用了亨佩尔（Carl G.Hempel）的科学分析模式，即把历史纳入科学体系中，用科学式的普遍的规律来分析历史。不过，丹托也注意到亨佩尔将历史等同于科学的做法存在的弊端，因此他没有完全遵守亨佩尔模式，转而关注20世纪60年代“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讨论，反对“概念系统观”的精神哲学，从而让艺术登上人文学科的中心。对此，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做了精辟阐释，她认为丹托的做法目的在于维持学科间的不同。[54]

总之，通过对沃尔什的批判，丹托达到了建构其历史哲学的目的，即如何使得历史认识成为可能。早期，他试图把科学模式纳入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以寻求一种普遍性。后来，丹托重读黑格尔，用“叙述句子”结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叙事，最终，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