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丹托艺术理论研究概况

一 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对丹托的研究日渐推进，主要集中在艺术史、艺术哲学层面，表现为：第一，“艺术的终结”的观点一直是国内关注的焦点；第二，研究丹托的艺术史叙事模式；第三，宏观把握与分析丹托的艺术哲学；第四，较为重视丹托的“艺术世界”观。

近年来，国内研究丹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逐步增多。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库提供的数据来看，国内对丹托的研究集中于2000年之后，特别在2005年之后，不仅研究数量递增而且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浙江大学何建良200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艺术的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他以“历史叙事”为中心考察了黑格尔、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丹托等学者关于“艺术的终结”的不同阐述，认为丹托所终结的不过是艺术史的叙事，并非指涉艺术的死亡，故“终结”实为艺术史的终结。何建良把丹托放置在一个与黑格尔、阿多诺平行的层面进行比较，把“艺术的终结”看作对艺术危机的应答。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冰（2012）[3]、山东大学的曹砚黛（2010）、暨南大学的周静（2012）[4]、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健（2013）等四位研究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考察丹托的艺术哲学。曹砚黛的论文《亚瑟·丹托的艺术哲学思想研究》从“艺术界”“艺术的终结”艺术史以及“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四个方面展开对丹托的论述，并在丹托与迪基、丹托与贝尔廷进行比较研究。周静的《再现：阿瑟·丹托的艺术哲学思想研究》聚焦“再现论”，从丹托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丹托再现论的西方传统、丹托的艺术再现本体论、丹托的再现论艺术史哲学、丹托的艺术再现论艺术批评五个方面审视再现理论在丹托艺术哲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注意到中西艺术理论的互动。华东师范大学周健的博士学位论文，则从艺术定义角度切入形成对丹托艺术哲学的再认识，该文除了介绍先锋艺术对艺术定义产生的直接影响、丹托的艺术界和艺术终结理论外，特别强调艺术机构在艺术定义中的作用，并由此反思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和发展。以上学位论文都尝试对丹托艺术哲学进行学术梳理或谱系研究的同时，尽可能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对接，展开对话。

除了学位论文外，国内对丹托的研究较具影响力的有浙江大学的沈语冰[5]教授。作为国内介绍丹托的先驱人物，沈语冰教授从艺术本身的发展出发，对丹托的“艺术的终结”观点和“后历史艺术”的设想进行了批判。沈教授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6]关于艺术的“纯粹性”和“自律性”原则非常赞同，他认为格林伯格代表着一种高度严肃的艺术精神。总之，沈语冰教授立场鲜明，文风犀利，是国内早期具有批判意识的丹托艺术理论研究者。

作为国内早期丹托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的刘悦笛，其早期研究为我们全面把握丹托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较有意义的参考。不同于其他学者，刘悦笛最大特点是熟悉英美分析美学学术史。2010年前，国内大部分研究者还不够关注分析美学，故对丹托艺术哲学的研究，凡涉及分析美学领域几乎是真空状态。对诸如丹托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定义的学术理论背景、丹托的历史哲学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较少涉及。刘悦笛已出版的两部专著，从分析美学的角度为国内的丹托研究做了很好的示范。一部是2006年的《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7]，另一部是2009年的《分析美学史》。第一本著作作为“艺术终结”的专题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全方位分析“艺术终结”的诸多理论问题，对“艺术终结论”“艺术史终结论”和“审美经验终结论”等问题的前因后果和内在困境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下编立足于实践层面，分析诸如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以及大地艺术等艺术形式的美学特质，进而思考“艺术终结”后将归何处。在这部专著中，刘悦笛将丹托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8]、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9]、古德曼（Nelson Goodman）[10]、迪基等人的观点进行比较和梳理，进而对丹托理论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在实践层面同波普艺术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富有实践特征，为我们思考丹托如何从艺术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刘悦笛2009年的《分析美学史》则具有开拓性作用，柯提斯·卡特（Curtis Carter）[11]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书中，刘悦笛系统分析了维特根斯坦、比尔兹利、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12]、古德曼、丹托、迪基（George Dickie）等几位主要的分析美学家的观点，在论述丹托的章节中，刘悦笛厘清了丹托艺术哲学的几个中心问题：艺术世界、艺术定义、艺术与美学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刘悦笛还特别提到了丹托历史哲学中的“叙事”概念贯穿他的艺术哲学。在该书的下编，刘悦笛专门谈论了“艺术定义”和“审美经验”这两个分析美学中心问题的演变动力、理论谱系，进一步明确丹托艺术理论的价值贡献。此外，著作还附上了刘悦笛与丹托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丹托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在勾勒丹托美学发展哲学逻辑的同时，刘悦笛还敏锐地指出了丹托本质主义艺术理论天生不足在于缺乏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照。为此，刘悦笛另辟蹊径，试图将丹托的思想纳入生活美学范畴之内，希冀用“生活美学”解决由“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困扰。近几年，刘悦笛的学术兴趣点越来越表现为建构具有中西对话特征的全球新美学，这无疑是对丹托及分析美学的推进，也更加体现丹托研究的中国化转化。

此外，丹托著作中文译者也参与丹托研究。比如主要译者之一的王春辰[13]，他先后翻译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之后》《美的滥用》两本著作，同时也撰写了丹托研究相关论文。由于美术史的学科背景，王春辰主要从艺术层面尤其是艺术史方面研究丹托，在阐释丹托的艺术理论时，集中于艺术层面研究，与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不太关注艺术哲学。《寻常事物的嬗变》（本书译为《寻常事物的变客》）译者陈岸瑛从风格矩阵出发，重新阐释丹托艺术终结的逻辑必然性。[14]

除了上述学者外，由于“艺术的终结”和“艺术的定义”话题与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实践息息相关，因此从2002年开始至今，文艺理论、艺术理论界的众多知名学者都加入讨论。像朱立元与何林军率先介绍《艺术的终结》理论意义[15]、北京大学彭锋的《艺术的终结与重生》[16]一文指出艺术的终结来自审美的自律，当代我们应该恢复艺术的社会功能。

另外，厦门大学哲学系周建漳教授从历史哲学层面为丹托研究的突破做出了较大贡献。周建漳翻译了丹托的重量级作品《叙述与认识》[17]（Narration and Knowledge）。这部书的翻译使得我们对丹托的哲学思想能够有一个系统、宏观的把握。周建漳的研究与前面几位明显不同，他主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丹托“叙述句子”的重大意义，同时归纳出“叙述句子”具有“两间性”特征。在2008年，周建漳发表了《叙述句子的时间结构及理论意义》[18]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丹托的贡献在于从语言叙述的角度指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困境，从而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历史的“时间性”问题。同时，丹托也通过对历史哲学的思考使自己不再囿于分析哲学，更加接近日常语言学派。不过，周建漳没有涉及丹托的历史哲学与艺术哲学的联系。

纵观国内对丹托的研究，还存在某些局限。第一，研究层面略显狭隘，大多集中于对哲学与艺术关系的讨论。比如关于“艺术的终结”的理论研究思路大体相似，研究者在将丹托同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终结观进行比较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丹托哲学的系统论特征，例如，丹托在历史理论中奠定的“表现”和“叙事”基调，能让我们了解为何他要不断地修正有关“艺术”界定。所以，国内研究者缺乏对丹托的历史哲学和行动哲学在知识上的总体把握。第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丹托的中前期理论，即“艺术世界”“艺术定义”和“艺术的终结”等三个艺术理论议题。相对来说，对丹托的最新思想和文本掌握不足，因而呈现出研究内容不完整的情况。固然，丹托的前期思想比较重要，但这不能涵盖丹托的全部思想。丹托后期的作品，如《美的滥用》《非自然奇观》（Unnatural Wonders,2005）、《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2009）等都表现出他的理论重心发生偏移，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缺席状态。第三，对丹托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为何产生断裂，国内学界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缺乏文化批判的视角，比较局限于传统的路数，因此不能充分解释这个问题。

此外，研究者对分析美学的思想普遍不够熟悉，也忽视了欧洲大陆哲学对丹托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分析哲学在国内的介绍处于起步阶段，没能同国际最新理论保持同步。还有，如刘悦笛所说，国内一般比较喜欢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和文化批评研究，而不太喜好偏重语言逻辑分析的西方传统。而丹托作为分析哲学家，他的艺术哲学主要呈现为对西方艺术的解释，具有某种“西方中心主义”意味，因此，他对艺术的解释缺乏能与东方产生共鸣的理论背景。

国内目前翻译出版的丹托的作品较少，丹托已有将近30部专著和大量论文，但截至2012年2月只有五部被翻译成中文，即《艺术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美的滥用》《叙述与认识》和《寻常物的嬗变》[19]等五部。《寻常物的嬗变》作为丹托第一部艺术哲学专著，终于在2012年译为中文出版。这部书在丹托的艺术理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尤其涉及艺术的定义的表述，与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之后》中的艺术新定义形成呼应。而《美的滥用》则是研究丹托后期思想的变化即艺术与美的关系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