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概念”之外的作家的出场方式：大学教育与社会磨炼

文学是很特别的门类，也许是因为它与现实人生的关联如此切近，以至它的准入“门槛”有时候显得很低，“我手写我口”皆可为文学。从现代文学以来，也许就一直存在着这么一种观察视角，作家们可以从是否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这个角度，分成两类。有胡适、徐志摩这样的读过名牌大学的“精英”作家，也有沈从文这样的“草根”出身，从社会底层阅世知人，完全靠自己的悟性，摸爬滚打走向文学创作的作家。在“50后”作家中也是这样，可以分成是否上过大学两种类型，前者如韩少功、贾平凹，后者有莫言、王安忆。到了“60后”“70后”，上过大学的作家慢慢多了起来，例如刘震云、苏童、格非、徐则臣等，都有名校中文系学习的经历。但是像沈从文那样的也仍然存在，比如“60后”作家有余华、“70后”作家有刘玉栋等。在“80后”作家当中，这样两种人生模式仍然并存，而这对他们后续的文学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辅以大数据分析的话，也许能看出一些作家的涌现随着时代变化的端倪。

“80后”作家当中颇有一些学习优异的“佼佼者”，就像媒体渲染的高考战场上的“天之骄子”，例如甫跃辉，就是从云南边陲与缅甸交界的山村中，通过高考，到了上海的名牌高校复旦大学读书。此外，颜歌在四川大学一路读完了本科、硕士、博士。还有文珍、王威廉，他们都在中山大学读过本科，学的专业分别是金融、人类学，研究生阶段转入文学专业。还有周李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蔡东本科和硕士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孙频曾就读于兰州大学，林培源则在深圳大学，因着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出名的周嘉宁和张怡微，后来也进入复旦大学学习。

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大学的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中文系的课程打开了他们的文学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阅读资源，系统的文学教育无疑是有益的熏陶和培育。二是老师们在现实的文学运作层面上的引导、指点和提携，无疑为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便利。文学青年投稿如同泥牛入海，应该是这个时代并不鲜见的遗憾事实，但这些作家们却堪称幸运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多少坎坷，就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例如甫跃辉在硕士阶段师从王安忆，在自己努力写作的基础上，无疑能获得许多引荐机会。于是他们都早早地在《人民文学》等传统的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方面还有一些所谓的“文二代”情况与之相似，例如李锐的女儿笛安、孟繁华的女儿孟小书，她们都曾在国外留学，然后很顺利地在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并且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学新锐。

相比之下，另一些出身底层的年轻人，文学之路则艰难得多，也传奇得多。2001年，四川女孩郑小琼从卫校毕业，离开家乡到东莞打工，她没有去图书馆的便利，只能在地摊上买过期的打工杂志，那就是她最初的精神资源。从仿写那些打工诗歌开始，郑小琼也经历了许多投稿如泥牛入海的时刻，后来在东莞一个镇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虽然是卑微的起点，却也是敲开了命运的另一扇门。在那以后，她开始认识另一些打工诗人，找到同类，抱团取暖。在她的回忆里，直到2003年，她才由一个诗友带到网吧里，学会了上网，开始在网络空间开拓广阔的思想天地。在工厂车间里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外，她用巨大的热情阅读写作，磨炼诗艺，在底层文学青年办的民刊上发表作品，积累资源，直到2006年，她开始出版诗文集，2007年，获得了《人民文学》的一个散文奖，她才算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开始有了广泛的文学声誉。

同样是卫校毕业的湖北女孩苏瓷瓷，则在家乡一个精神病院里工作了五年，做护士和宣传干事，还曾出现精神危机导致了两次自杀。她没有经历郑小琼那样在地方刊物投稿的过程，而是在网络上开始了诗歌写作，也在网络上幸运地遇到了她的伯乐——湖北省的优秀作家李修文、张执浩等人，他们看到了她的才华，鼓励和引导她。苏瓷瓷在2005年辞去了精神病医院的工作，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地写作，很快就获得了认可，在2007年获得了中国作协第五届文学新人奖。同为湖北女孩的宋小词，也是中专毕业，但家庭文化程度更高的她，生活道路要更为平顺些，后来读了师范院校的成人教育班，做了乡村中学教师，然后开始文学创作道路，跟“70后”作家鲁敏的人生道路非常相似。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贵州作家曹永，他是农民的孩子，据说在小学时代即读完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初中没有毕业就开始自发写作。2004年，他给威宁的地方刊物寄去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由此遇到了他的伯乐，开始逐渐走向纯文学创作道路。这一类作家还有来自广东陆丰的陈再见，他也是高中辍学，当了两年代课老师，2004年来到深圳打工，因着按捺不住的文学热情而开始写作，最初只能在网吧里输入他在工作时偷偷写下的文字。经过了好几年的锤炼，2008年，他开始发表作品，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来看，接受大学教育、“科班出身”的“80后”作家后劲更足，他们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在文学征途中掉队的较少。从社会底层磨炼出来的作家，如曹永等，则慢慢淡出了文坛视野，尽管也不排除再度归来的可能。苏瓷瓷则在写作遇到瓶颈期后，去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班进修。这是很常见的作家轨迹，广为人知的作家如余华、莫言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经历，都多少说明了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对于作家掉队的情况，每个时代都有，个中缘由也难一言以蔽之，有的是生性散淡，有的是不觉得人生只该为此献身，有的甚至可能为生计所迫而放弃。当作家的涌现越来越多地跟高等教育紧密关联在一起，追随野蛮生长的文学热情和天赋才能脱颖而出的作家越来越罕见的时候，我有点忧心这是不是折射着文学感召力的下降。如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秦腔》之类的乡土挽歌增加，年轻的乡土作家也在减少，社会学领域常说的阶层固化的新现象也在影响着作家的诞生概率，缪斯女神那一视同仁的真善美的仙乐，还照样对学院外的社会底层人士奏响吗？这有待对当代文学的持续观照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