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料使用的说明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需要将历史与当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处理好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二者所带来的挑战。除了关注临清的城市化进程之外，笔者也特别注重在当下发现历史。[120]尽管有关临清的记载已经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官方与民间文献资料，但是，搜集本项研究所需的经验性材料仍是一项烦琐的事情。在这一节里，笔者对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略作说明。

官方主导下的地方志编纂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囊括诸多方面的地方资料，尤其是“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这些内容，非运河沿岸的府、州、县志，自然就不会有记载了”[12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临清共有5部志书，它们分别为嘉靖四十年（1561）、康熙十二年（1673）、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五十年（1785）以及民国二十三年（1934）所修州志和县志。[122]可惜的是，明朝那部志书早已散失。明朝正德年间，曾撰写成《临清州志》稿，时人评价其过于简略。至嘉靖初，这部志书内容大大扩展，时人又称其过于冗繁。清初，州志编撰者董上新十分希望将其挤入正规史书行列而梓之。清朝光绪年间，也续编形成过《临清州志》稿。这些书稿多因追求完美，未能付梓流传而最终失传。

利用地方志应当小心谨慎，如同其他的地方志一样，由于地方官员奉上司之命纂修，其中势必灌输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呈现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过，这些某种程度上的“扭曲”也是有价值的，反倒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资料，以此可以考察诸如权力的支配类型问题。当然，笔者也参考了明清时期编纂的各种政书、史书等。

真实的社会现状可能更多地反映在时人的学术笔记、游记、文集等私家记录，以及当地的民谣、民谚、诗文、楹联、族谱、碑记等民间文献中。它们也是了解临清的城市形态、漕运商贸、市井生活以及社会风情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由此能够展示出作为各种关系承载点的临清，其所蕴含的层累的历史记忆。具体而言，私人著述如《祁忠敏公日记》《北游录》《漂海录》《北河纪》《五杂俎》《清稗类钞》《涌幢小品》《入明记》《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民间谣谚与诗文楹联大多出自城市居民、士绅、官员、游历者等人之手，可以从各种史料中找见，而且有的已经编纂成书。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搜集到大量的族谱和碑刻，它们提供了关于人群迁徙与互动的鲜活资料，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现代时期有关临清的文本记载可谓卷帙浩繁，包括存藏在临清市档案馆里的许多档案资料，时间跨度始自民国以迄当下。同时，笔者也前往聊城市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查阅了相关资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临清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纂的一系列文史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尤其是收录的一些回忆录非常有价值，从中能够找到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信息。当时，临清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也做了地方史志的整理工作。此外，虽然地方曾经发行的报刊早已停刊，但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如《临清文物报》《临清日报》等。

几年来，笔者先后多次造访临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田野工作是进行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以此来搜集各种相关数据或资料。[123]历史不仅存在于变迁的过程中，它还活在当下的实践中，在当下发现历史对于融通过去与现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时间为筹码，深入到大众生活的多维空间中，力图成为临清城市中的一员，由一个他乡人变成本地人。从整体上认识临清，田野工作必须具有灵活性，需要采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进行考察。所谓多点方法，就是对处于某个“体系”中不同点上的社会实践的观察，其目的在于发现“各个地点之内的活动结果与取向，并把这些不同地点的活动和有意无意的结果相互地联系起来”[124]。结构性与非结构性访谈构成了另一种资料来源，并且形塑了笔者对这座城市的个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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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艾伦·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刘源、许丹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5]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6]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页。

[7]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8] [英]王斯福：《什么是村落？》，赵旭东、孙美娟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 [英]王斯福：《什么是村落？》，赵旭东、孙美娟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0] Thomas Barfield，eds.，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A（US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7，p.360.

[11]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9、273、294页。

[12] （清）王俊、李森：《临清州志》卷3《仓庾》，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13]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4] [英]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4页。

[15]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6] [英]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1页。

[17]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8] [美]威廉·A.哈维兰等：《人类学：人类的挑战（第14版）》，周云水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375—376页。

[19] 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范式理论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学术现象，但是，学界内部对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的声音，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倾向于使用“视角”或“传统”的概念。在他看来，“范式”引入科学哲学时指涉的是自然科学，库恩“看到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共同点，这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有着可调适的视角，它们主导了科学领域的专业核心”。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何为社会科学》，于海译，《社会》2001年第11期。

[20] 费孝通将之对应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1]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22]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23]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页。

[24]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页。

[25] 此文由温斯坦（D.Weinstein）选自Kurt Wolff（Trans.），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Free Press，1950，pp.409-424。

[26] [德]乔治·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72页。

[27] [德]马克斯·韦伯：《城市：非正当性支配》，阎克文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尤其第1、4、10页。

[28] 他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Robert Park，Ernest Burgess，Roderick McKenzie，The C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中译本为[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9] [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0] [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31] [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2页。

[32] “新城市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沃顿（John Walton）于1981年提出来，参见John Walton，“The New Urban Sociology”，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3，No.2，1981。

[33] [美]曼纽尔·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5期。

[34] S.Zukin，“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in Theory and Society，1981，No.9.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按照主题可划分为几大方面，参见David A.Smith，The New Urban Sociology Meets the Old：Rereading Some Classical Human Ecology，Urban Affairs Review，30，1995，pp.432-457。

[35] 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36] M.Castells，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in C.G.Pickvance（ed.），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1976，p.38.

[37] M.Castells，Towards a Political Urban Sociology，in M.Harloe（ed.），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1981，p.64.

[38] H.Lefebvre，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in R.Peet（ed.），Radical Geography，Chicago：Maaroufa Press，1977，p.34；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Basil Blackwell，1985，pp.15-16.

[39] 周蜀秦：《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0] [英]诺南·帕迪森编：《城市研究手册》，郭爱军、王贻志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1]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2]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

[43]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4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45] 美国都市未来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给予中国城市很高的评价：“中国的城市传统的深厚根基也不可小觑，她有别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参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6]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草稿）》第3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9页。

[47]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6页。

[48]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49]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50] [德]马克斯·韦伯：《城市：非正当性支配》，阎克文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51] 韦伯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外学者，成为社会阐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参见[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韩]朴尚洙《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之回顾与瞻望》，任吉东译，载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9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70页。

[52] 研究明清时期的城市，必然要提到施坚雅的理论模型，该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其突出贡献在于将“空间”“层级”等概念引入历史领域。

[53] 王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载孙逊、杨剑龙主编《城市科学与城市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2—61页。

[54]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55]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徐自立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中文版前言，第2—3页。

[56] 施坚雅将不同等级的市场中心地划分为8个级别，它们依次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等。参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徐自立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340页。

[57] 王铭铭评论道：“在他（施坚雅）之前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大多主张中华帝国的城市与区位，是整个大国家的缩影和一个全能政体的创造物。”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58] Jinghao Sun，City，State，and the Grand Canal：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1289-1937，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2007，p.5.

[59] 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家和史学家梁启超曾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章，分别发表于：《晨报》七周纪念增刊，1926年10月；《史学与地学》第1、2期，1926年12月—1927年7月。随后在30年代，历史学家全汉昇、陶希圣等人也发表对古代城市研究的论文，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5月；《西汉长安的市》，《北平晨报历史周刊》第9期，1936年11月25日。

[60]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61]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页。

[62]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3]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64]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研究中国的发展趋势曾有一个系统的评述，而在此前欧美中心观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尤其第166—212页。

[65] 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为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四部著作虽然结构不尽相同，但均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个方面整体呈现了城市变迁历程。

[66] 有学者甚至给予其更高的赞誉，认为即使到了21世纪初，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研究仍未超越以个案研究见长的“四城市史”。参见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7]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68]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9]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页。

[70]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

[71] Jinghao Sun，City，State，and the Grand Canal：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1289-1937，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2007，p.10.

[72] [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98页。

[73] [美]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74]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75]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73）》，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14页。

[76]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287—304页。

[77]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89页。

[78] 许檀：《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79] 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80] 孙竞昊：《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陈丹阳译，载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174页。此文英文版“A Jiangnan Identity in North China：the Making of Jining Urban Cultur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曾发表在Late Imperial China32（2011）。

[81]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82] 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

[83] 冷东：《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5年增刊；《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第2期。

[84] 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5] 向福贞：《明清时期临清钞关的作用及影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6] 张或定：《清代山东临清局考》，《陕西金融》1997年第11期。

[87] 张春红：《明清临清水次仓探析》，《产业经济》2010年第2期。

[88] 曾意丹：《“临清民变”与李士登的为民请命》，《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

[89] 郭东升：《临清州的义和团运动》，《山东档案》2008年第2期。

[90] 柏学聚：《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的临清战役》，《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

[91] 杨轶男：《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92] 王明德：《明清时期临清的寺庙与城市生活》，《文史博览》（理论）2014年第3期。

[93] 赵鹏飞、宋昆：《山东运河传统民居研究——以临清传统店铺民居和大院民居为例》，《建筑学报》2012年第S1期。

[94] 黄金鑫、朱晓冬、马俊：《探析临清舍利塔的建筑形制与建筑价值》，《山西建筑》2014年第13期。

[95] 汪芳、刘迪、韩光辉：《城市历史地段保护更新的“活态博物馆”理念探讨——以山东临清中洲运河古城区为例》，《华中建筑》2010年第5期。

[96] 刘建峰：《环境美学视野下临清运河古街巷文化体验研究》，《人文天下》2015年第9期。

[97] 周胜林、高金华、宋立中：《临清运河街区环境协调度评价及其管理研究》，《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98] 李德楠：《比较视野下的明清运河城市——以济宁、临清为例》，《中国名城》2015年第7期。

[99] 孙晓艳：《口岸开放与城市兴衰——基于青岛与临清的比较》，《知识经济》2008年第10期。

[100] 李正爱：《京杭大运河与临清城市的人文转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1] 王传兴、田萌：《明清时期临清城市的兴盛与衰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

[102] 高鹏：《“惟有双河犹带绕 秋风禾黍忆苍凉”——由“小天津”临清的没落思考城市盛衰转化的内部机制》，载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103] 有的学者已经看到城市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被切分为不同的学科类别，指出“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也有学者提醒我们，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结构主义的概念化文本俯首即拾，对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研究掩盖了人的活动”。参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04] 当然，对一座城市进行“整体”研究，并不意味着要事无巨细地罗列与描述这座城市的所有方面，而是从时空两个维度下把握它的具体呈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经发表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指出：“对于人类学哲学而言，描述和分析空间和时间在人类经验中所体现的具体特征是一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的任务。”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李琛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5] 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106]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二·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4页。

[107] Emiko Ohnuki-Tierney，ed.，“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in Emiko Ohnuki-Tierney，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25.

[108]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程美宝译，《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109]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卷第1期。

[110] 张海超、刘永青：《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11] 侯杰：《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112] 张佩国：《历史活在当下——“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东方论坛》2011年第5期。

[113] [加]玛丽莲·西佛曼、P.H.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14]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15]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丹]克斯汀·海斯翠普：《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历史（1400—1800）》，载[丹]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199页。

[116]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117] 张佩国：《整体生存伦理与民族志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18] 刘士林、耿波、李正爱等：《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19] [美]约翰·奥莫亨德罗：《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张经纬、任珏、贺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

[120] 王铭铭提供了一种挖掘当地民众“经验史”与“心态史”的视角，参见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15页。

[12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122] 康熙时所修州志由临清知州于睿明主持，成书4卷，因时间较为仓促，所记内容十分简略。不过，该州志的一大特点是摘录或转述了大量明朝州志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州志亡轶带来的史料损失。乾隆时修有两部志书，第一部12卷，由临清知州王俊主修，内容广泛涉及临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状况，史料价值颇高；第二部除卷首外共有11卷，由临清知州张度主修，此时的临清已经升为直隶州，志书既有对以前州志内容的补充，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民国县志由临清县长徐子尚主修，共有16卷，书中辑录了乾隆时期两部志书的大量内容，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内容十分丰富。

[123] 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获取的地方性资料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30年代日本现代人类学家在冀—鲁西北平原进行过实地调查，所得资料被称为“满铁调查资料”。后来，几位学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如[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4]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