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生成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生成的理论逻辑

从根本意义上说，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坚持人民是价值创造、价值享有和价值实现的主体，其生成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奋斗的结果，既有丰厚的理论逻辑，又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强烈的现实逻辑，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生成逻辑，是研究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逻辑起点。

在一般意义上，理论逻辑反映了人们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的逻辑理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秉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精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基础，以及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民本基因，形成了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内涵丰富的价值论体系。

（一）唯物史观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

人民立场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方法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1]，“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2]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传承发展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价值追求。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探讨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集体概念，人民的构成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的把握，把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特定的群体归结为人民的范畴。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意味着能推动社会的进步。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4]。1847年，恩格斯认为构成“人民”的是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范畴的认识，不仅仅在于指明了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更重要的是为科学认识和把握人民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也就是说，同样是集体概念，人民和公民、国民等集体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民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在这一方法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构建与阐释了“人民”概念，并积极运用于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之中，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概念的广泛使用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生成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认识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且认识到人民是价值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由此科学阐释了人民利益问题。对人民利益的关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不断形成并丰富发展人民利益思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探索人民利益问题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根本理论来源。

唯物史观揭示了物质利益是人民利益在价值形态上的首要表现，阐明了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表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只有在物质生产能够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并形成充实储备的前提下，人们才会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满足自身其他方面的需求。基于此，唯物史观高度重视和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作为推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和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是坚持以人民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价值论，这一理论落实到实践中，表现为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此，习近平强调，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这一过程，也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通过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8]

唯物史观在阐明物质利益决定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是人的基本需求，二者共同组成人们的需求整体，进一步夯实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人总是在满足第一个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9]。而精神文化利益是人们进行物质活动的必然产物，当人们通过进行物质行动使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时，就可以而且能够发展他们的精神文化生产。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0]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的实践逻辑是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推动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的有机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对此，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11]

唯物史观还科学揭示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阐明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性，为科学认识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是辩证的统一。在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意味着，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但在历史上以及现实中，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分工发展不够充分带来的结果。并且，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利益方面之间不仅存在着矛盾的一面，还存在着相互协调的一面。对于这一冲突的解决，唯物史观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同个人利益结合”的原则，要求“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14]。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坚持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既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实现，又着力实现人民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15]这里合法权益，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也内在地包含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不仅如此，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还包含着民族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倡导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就是共同维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要“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6]。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有着宽广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论。

（二）毛泽东思想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一思想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穿了包括党的群众路线在内的活的灵魂，形成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包括密切联系群众在内的党的优良作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系统的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这一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原理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得到充分运用，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社会的面貌在较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改善。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重要理论奠基。

科学地概括和提出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将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社会变革和实践，形成了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法宝。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切为了群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要关注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18]，表达了对人民切身利益的关注。毛泽东还从评价标准的高度提出了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他开创性地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基础都比较薄弱，都要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强调要统筹兼顾，注重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扬人民民主，提倡人民监督，将其上升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强调和建设。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人民立场也有十分强调。比如，邓小平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具备两点：第一要永远站在人民群众方面，第二永远不要忘记学习。”[20]这些都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立场。这一价值立场彰显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中维护和提升人民不同方面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1]其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价党的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是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思想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思想而形成的科学价值论。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把毛泽东思想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丰富发展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理论。这一对维护人民利益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性理论，这一理论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价值取向。邓小平理论高度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邓小平指出，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重大任务，都是通过“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2]。人民群众才是改革开放事业的真正实践者与推动者。由此，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要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从实现人民利益这一出发点来把握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都紧紧围绕着人民利益这一核心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战略、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核心和关键是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开启并有力推进，通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助力群众物质利益实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群众政治权利落实，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推动群众精神境界提升，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新的有机结合。所有这些，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生成有直接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奠基意义。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23]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着浓厚的为民情怀，深化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新变化，认为传统产业的职工、新兴产业的工人、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等等，都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把握作为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农民阶级的新变化，提出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24]。科学认识和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社会阶层，肯定了新兴阶层的社会地位，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人民价值主体地位，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并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和价值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将人民利益的维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出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人民利益的理论，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生成的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价值取向的深化发展。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的新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理解，由此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价值取向深化发展的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践中，集中反映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7]。这一论断，具体阐明了科学发展观人民性的价值目标、价值主体和价值标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价值取向的精炼概括。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开始由“三位一体”向包括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转变。这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科学发展观关于人民利益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生成的理论基础。

（四）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人民深沉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关注的焦点，反映了传统民本政治理论的精华。虽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价值指向是论证、指导和维护君主专制，但其合理的成分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浓厚的传统民本政治渊源。习近平将“民为邦本、政得其民”视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理论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启示，他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8]这充分反映了对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家社稷应以人民为本的深刻把握，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也推动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倡导立君为民，社稷亦为民而立。《荀子·大略》中明确提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吕氏春秋·贵公》中也提到“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这意味着君权设立的目的是养育黎民百姓，维护公众利益。朱熹在诠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观点，明确表达了“民”“社稷”与“君”三种政治主体的轻重次序，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论说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将传统政治文化的“为民”理念运用到党的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真正做到情系人民、为民谋利，在传承彰显这一传统思想精华的同时，推进新时代人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明确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很早就认识到土地、人口、政权是构成国家的三个必备要素，在三要素中，民众又是居于最重要地位，是构成国家的人口基础。历朝历代论说君民关系最形象、最具有思辨色彩的当属“君舟民水”的思想。舟水之喻形象地揭示了君王权位对民众的依赖，告诫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存在，必须要施仁政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维系政权的安定。当然，在实际的政治关系中，重民的主体是君王，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由此政治实践中上述思想观点的归宿都是在论证君权的绝对性，难以避免“君为政本”的实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29]。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发展，正是在推动“民为邦本”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使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明确提出了政在养民的观念。“政在养民”强调君王施政要造福于民：政治上，为政以德；经济上，重农富民；文化上，先富后教。“政在养民”是各种治国政策的基本操作原则，旨在将“立君为民”和“民为邦本”落到实处。重农富民显示了传统政治文化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对民生的关注。“农，天下之大本也”[30]，“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31]。在农耕时代，农业生产不仅是国家的财政源泉，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民生，进而对政治兴衰也会造成影响。这就要求君王取民有度，不竭民力。“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32]“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相交融，成为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大特色。先富后教反映了发展社会文明和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诉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3]新时代传承发展这一理念，坚持共享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全方位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4]这就把人民当作价值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