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1]

安纳·弗里德曼·赫利希（Anna Friedman Herlihy）

从15世纪早期至17世纪早期，星图逐渐从不精确的、通常基于中世纪稿本的装饰性描述，发展到有着系统化星辰命名法的复杂的地图投影。古代技术文本，如再次引入欧洲的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与此同时还有伊斯兰的著作，如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cAbū al-Ḥusayn cAbd al-Raḥmān ibn cUmar al-Ṣūfī）的星座地图，在这一转型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6世纪早期，随着阿尔布雷克特·丢勒在1515年出版的一对地图，最为流行的小型天体图的形式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两个半球图，南半球和北半球，使用某种类型的极投影。大约在17世纪前后，当约翰内斯·拜尔（Johannes Bayer）出版了1603年他的《测天图》（Uranometria）的时候，星图图集的基本形式被固定了下来，其中每一星座都有一页，同时可能还有涵盖了天空较大区域的一些半球图。

戴芬拜克的康拉德（Conrad of Dyffenbach）革命性的星图以及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最早的彗星图，标志着一种新关注的出现，即关注于比之前中世纪稿本更为准确地对夜空加以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产生了三个与众不同的传统：装饰性——在其中，星辰的位置并不与可观察到的星辰的布局相一致；严格的——其中星辰的位置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夜空中星辰的布局，并且关注数学和科学的准确性；以及专门化的——星图有助于记录天体现象和/或新的发现，或展示星辰的实际用途。到16世纪末，装饰性的传统开始衰落，尽管其他两者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并存。

除了古典的和伊斯兰的科学文本之外，很多因素在文艺复兴时期星图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中世纪的稿本为这三个传统创造了条件[2]。球仪影响了星图，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艺术风格。星图同样也影响了球仪[3]。星盘同样在星图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提供了一种球极平面投影（stereographic projection）的模式。这种情况在地图学中是常见的，即制作者经常采用他们前辈的作品，无论是技术数据还是艺术风格，其中某些作品反映了突破的时刻和新传统的建立。

历史编纂学

尽管最近出版了大量针对普通受众的豪华画册[4]，但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和实际上普通的星图）的研究被学术团体基本忽略[5]。另一方面，天球仪得到了广泛的研究[6]。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针对两维和三维材料的史学研究分离的结果。天球仪的历史已经通过对球仪的通论研究而被纳入，而在两维地图学的通史中则很少讨论天体图。这一球仪和图的划分同样也出现于普及读物中，其中宽泛的术语“天体地图学”已经被主要应用于星图，而球仪和其他种类的天体图则被纳入的十分有限。然而，偶尔的，对天体资料的学术研究则弥合了这一鸿沟[7]。

艺术史和天文学史学家已经为星图贡献了数量最多的著作，其中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在本章中都会被引用。然而，1979年之前，没有出版过关于天体地图学的专门书目[8]。确实在通史方面存在一些早期的尝试，但是这些努力受制于不准确的和通常有限的信息。例如，在他1932年的著作《天文图集、地图和图表：历史和概要性的指南》（Astronomical Atlases，Maps and Charts：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Guide）中，布朗（Brown）断言“最早的关于天体的且显示有星座的人物图形以及用一定精度标出了每组恒星的实际地图，出现在彼得·阿皮亚的著作中”——这是在书中出现的众多严重错误之一[9]。然而，除了星图之外，布朗的著作确实包括了关于很多其他类型的天体地图学的章节，而这些类型的天体图被后来关于“天体图”或“天体地图学”的大多数通论著作排除在外。

1979年，沃纳（Warner）撰写了《被探索的星空：天文地图学，1500年至1800年》（The Sky Explored：Celestial Cartography 1500-1800）。尽管，其范畴主要局限于星图（包括专业化的星图，如彗星轨迹图）和少量重要的天球仪，但她的著作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基础[10]。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一根本突破性的著作，但关于星图的新的学术著作依然缺乏。无论是沃纳之前还是之后的期刊论文，都提供了关于特定制作者和主题的详细研究，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关于丢勒的半球图及其稿本中的雏形的论文，以及德克尔（Dekker）的大量论文；展品目录提供了大量其他地图的简短概述[11]。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星体的知识和呈现

测量和绘制星体的位置

只有极少的中世纪的星图可以被认为在科学上是严谨的[12]。中世纪晚期的天文学家确实进行了一些对天空的直接观察，尤其是对彗星和日月食，并且是基于由此确定时间的目的，但大多数天文学的学术研究在性质上是文学的和数学的，来源于对古典著作和少量阿拉伯著作的翻译，或者是基于这两类著作[13]。附带有中世纪天文学和占星术文本的很多星座图示，即使不是大部分，其中很多的意图是作为装饰性的图示，而不是一位天文学者或者研究者拿到户外与天空进行比照的东西[14]。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天文学家、占星学家、研究者和其他人极少进行天空的实际观测，因此装饰性的图片已足敷使用，即使对于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有分量的科学文本而言也是如此。

较早的朝向绘制科学、严谨的天图的发展，其迹象出现于为数不多的来自中世纪晚期受到阿拉伯影响的稿本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绘制者并不观察星辰，也不直接将他们正在看到的星辰的分布草绘下来以制作一幅新的地图；取而代之的是，科学星图的绘制是一个间接观察的过程。地图绘制者或天文学家使用在一个星辰目录中列出的坐标来将星辰的位置绘制在一个地图网格中。然而，在很多情况中，他们甚至没有创造原创的地图，而是从较早的地图或球仪进行复制，忽略了星辰目录和对天空的观察。

如果在第谷·布拉厄（Tycho Brahe）出版他的星辰目录之前要绘制一幅新的星图的话，那么天文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依赖于现存的星辰目录，这些目录主要是收录在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的星辰目录的不同版本，只是考虑到岁差的影响而进行了更新。这种目录通常包含有错误，这归因于不准确的岁差计算或者抄录过程中的错误或者看错了数值。本质上，中世纪的和一些文艺复兴早期的地图学家依赖于古典学者对星辰位置的观察。

到了文艺复兴早期，一些天文学家开始关注于观测天文学，同时执行了充分的观察从而确定使用一种依赖于过时资料的天文学中存在严重的问题[15]。最后，16世纪晚期，在依赖于过时的星体测量数值数百年之后，第谷·布拉厄执行了他对每颗可见星辰的位置的重新观察和测量，使用的是新的和显然更为准确的仪器，并制作了一个星辰目录，其如此重要，因此在其被印刷出版之前，就已经通过稿本的形式流通于欧洲的天球仪和星图中。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在约1660年之前，所有天文学家使用裸眼（由如照准仪、赤基黄道仪和四分仪——辅助，没有望远镜）来确定天体的位置[16]。

内部与外部视角的对比，以及喜帕恰斯规则

从古代直到进入17世纪，学者将星辰想象为被放置在一个环绕地球的球体上（在哥白尼之后，其中心则为太阳系）。这产生了绘制星辰的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中一种是从球体的内部，就像从站在地球上的一个点向上仰望天空；另外一种则是从球体的外部，如同俯瞰一个天球仪的表面。由此产生的“内部”和“外部”的视角，在观看星图时成为一个问题[17]。

这一问题的一个结果与在星图和天球仪上描述的图形的朝向有关。所谓的喜帕恰斯规则，由喜帕恰斯在公元前2世纪描述（尽管其可能来源于一个甚至更早的源头），规定星座的人物图形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绘制，即当由地球观察的时候，图形的正面对着观察者。因而，在外部视角的星图或者天球仪上的图形应当被从背后进行描绘[18]。坚持这一规则产生了一些问题，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体地图学（无论是星图还是天球仪）中的大部分都忠实地遵照了这一规则[19]。

昼夜平分点的岁差和历元

尽管恒星彼此之间的视位置是“固定”的，结果造成了不会发生变化的星座布局；但天球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在25800年中逐渐旋转一周，这归因于月亮和太阳不同的重力影响所造成的地球地轴类似于环绕一个圆锥那样进行摆动。因而，天球赤道与黄道（也就是昼夜平分点）的交叉点逐渐向西移动。岁差按照固定比率影响着天体的经度（大约每70年变化大约1°），但是天体的纬度不受影响。由此造成的昼夜平分点的岁差导致天体地图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对于观测目的而言是有用的。

自托勒密之后，天文学家提出了各种数值来加入天体经度中以校正岁差的影响。所有这些提出的校正都不是正确的，只是在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因而，关于某一特定日期的星图的准确性，依赖于一名绘图者正在使用的更新过的星辰目录。这使得确定任何特定地图的历元（对应于一幅地图上的星辰位置的实际时间）变得更为复杂；其可以与地图制作的日期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尽管著名的丢勒等人的星图标注的时间是1515年，但它们实际表现的历元大约是1440年）[20]。确定一幅地图的历元可以帮助揭示一位地图绘制者在创作地图时可能使用的是哪种星辰目录和岁差常数；确定相似地图的历元可以帮助追溯它们的绘制者是否使用的是相同的星辰目录。

新的星座和天文学发现

在中世纪，星座的绘制遵照展示它们的文本——48个托勒密的星座，44个亚拉图（Aratus）的星座，42个伊琪（Hyginus）的星座等[21]。在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绘制者制作了与任何特定文本都没有关系的星图，但是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突出地位导致48个托勒密的星座被固化作为基础。然而，就像在公元1600年之前绘制的任何极投影的星图中那样显著，南半球的中心包含了大范围的空白，没有任何记录（图4.1）。这归因于地球上任何特定一点之上（除了沿着赤道之外）都只有整个天球的不完整的“段落”；一些星辰（乃至星座）从来都不能被从特定纬度上看到。由于托勒密的星座是从一个地中海的纬度记载的，因此最南端的星辰被排除在外。从一个欧洲的观测点无法看到的天体的黄纬（celestial latitude）线（可视边界或不可视的边界）大致位于天球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以南，具体依赖于在欧洲的准确位置。因而记录这些星辰和填补星图上空白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南旅行到更远的地方。

图4.1 约斯特·安曼（JOST AMMAN）绘制的天体图。这一地图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垂直的组织方式，这一方式也出现于与之配套的陆地地图中。该图的边框，对来源于这一时期的一幅天体图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装饰性，其中绘制了六位杰出的古代哲学家以及各种科学仪器。一些星座的艺术效果反映了约翰尼斯·洪特的那些作品，在其中很多人物都穿着衣服。然而，其他的，例如猎户座的（Orion），反映了丢勒的传统。安曼使用了一种外在的视角，并且增加了后发座（Coma Berenices）。需要注意，在南半球的中心存在一个大的空白区域；这归因于从欧洲的纬度无法看到的天空区域
Ptolemaeus，Geographia，libri octo（Cologne，1584）.由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at Brown University，Providence提供照片。

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新星座的最大贡献来源于彼得·迪克兹·凯泽（Pieter Dircksz Keyser）和弗雷德里克·德豪特曼（Frederik de Houtman）的旅行，他们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前往南半球的探险中测量了从欧洲无法看到的南部星辰的位置。彼得吕斯·普兰修斯（Petrus Plancius）将这些星辰组成了12个新的星座，并且在他与小约道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Hondius Jr.）一起制作的1597/98年的球仪中第一次出版，稍后又出版于约翰内斯·拜尔1603年的图集中（图4.2）[22]。凯泽和德豪特曼的旅行是第一次记录南部星辰的系统探险，尽管在他们旅行之前，有着偶尔的对南十字座（Southern Cross）、麦哲伦星云（Magellanic Clouds，在南半球醒目可见的两个星系）和煤袋星云（Coal-sack nebula）的零星报告[23]。小的区域性的地图有时记录了这三个天体。在北部的天空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新星；它们有时被记录在天球仪和星图上，但更为常见的是构成了那些关注于这些不寻常现象的区域的时事星图的基础[24]。

图4.2 新的南半球星座图。在普兰修斯和洪迪厄斯引入基于凯泽和德豪特曼新记录的南部星辰的星座之后不久，约翰内斯·拜尔出版了这一两维的图示。除了普兰修斯的12个新星座之外，拜尔还包括了两个麦哲伦星云（标注为“Nubacula Major”和“Nubacula Minor”），它们位于地图中部。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他没有为这些新星座中的星辰分配字母，就像他在他地图集的其余部分所做的那样
Johannes Bayer，Uranometria（1603）.由Adler提供照片。

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使已经被记录但未定型的或位于任何托勒密的星座边界之外的星区形象化，从而创造了其他新的星座。1536年，卡斯珀·沃佩尔（Caspar Vopel）在一个新的球仪上引入了后发座（Coma Berenices）和安提诺座（Antinous）。1589年，彼得吕斯·普兰修斯和雅各布·弗洛里斯·范朗格恩（Jacob Floris van Langren）增加了南十字座（Crux）和南三角座（Triangulus Antarcticus），同样是在一架球仪上。1592年，在一幅大型世界地图上作为插图的天体图中，普兰修斯创造了天鸽座（Columba）和持棒卫士座（Polophylax）。普兰修斯于1612年在一架与彼得·范登基尔（Pieter van den Keere）一起制作的球仪上增加了9个《圣经》主题的星座[25]。雅各布·巴尔奇（Jakob Bartsch）在1624年用他自己的雀蜂座（Vespa）取代了普兰修斯的猿人座（Apes），而伊萨克·哈伯海特二世（Isaac Habrecht Ⅱ）在他1625年的天球仪上引入了菱形座[Rhombus，网罟座（Reticulum）的一个早期原型][26]。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的中世纪的星座彩饰

最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座图像来源于中世纪稿本中的范本。除了少量基于伊斯兰天文学家苏菲著作的稿本和少有的平面天球图（planisphere）和类平面天球图（planispherelike）的天体描述之外[27]，来源于中世纪的星图实际上并不是地图，而是想象性质的绘画，上面有着星辰的布局，但描述的方式与天空中星辰的表现并不一致。典型的，每一星座被表现为一幅单独的绘画，尽管一些绘本中包括了一个圆形的涵盖了可见天空的天体图。在一些图示中，星辰被按照对它们位置的神话描述而被放置在星座的图形形象中，基本只是对文本的描绘而不是对天空的描绘；在其他图示中，星辰只是修饰星座图像的装饰性附件。稿本同样通常包括星座插图，但并没有使用任何星辰，而只是使用神话图像。

在整个中世纪，各种不同的天文学、占星术和神秘学文本被用星座图形图像进行了展示。附带有神秘的“亚拉图（Aratea）”的不同版本的最为古老的图像[28]，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纪早期，同时它们作为流行文本延续直至至少17世纪（图4.3和图4.4）[29]。其他中世纪时期附有星座图形图像的图示的文本，包括伊琪的“天文诗（Poeticon Astronomicon）”、比德的“天空的符号（De signiscoeli）”[经常被称为伪贝丹目录（Pseudo-Bedan catalog）]、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的“入门指南（Liber introductorius）”以及古代天文学家尼姆罗德（Nimrod）的天文学著作[30]。

来自中世纪早期的大多数星座图像趋向于遵从“亚拉图”早期抄本的模式，即以保留一种古典美学的方式来设计图形图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星座图像开始反映罗马式的（Romanesque）和哥特的风格；随着可以使用伊斯兰的关于星座的文本，特定的阿拉伯的特点开始被整合到星座图像中[31]。一些作者，例如迈克尔·斯科特收录了非典型的星座，例如帕拉贝伦座（Tarabellum）和军旗座（Vexillum），同时也有着传统亚拉图的星座（图4.5）[32]。

到13世纪晚期，出现了大量稿本，这些稿本开始倾向于采用星座各自科学严谨的地图，其中星辰的位置反映了天空中的实际布局，尽管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地图投影。被称为《苏菲拉丁语大全》（Sufi Latinus corpus）的著作，来源于苏菲（al-Ṣūfī）关于星座的论著，这一著作中包括了一个完整的托勒密的星辰目录，而且有着单独星座的地图[33]。其中最早的似乎来源于一个现在已经佚失的来自西西里的绘本（图版3）[34]；而其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早期。在《苏菲拉丁语大全》的绘本中，图形图像已经被修改以适应于一种欧洲的美学，当然程度各有不同，但都保留有阿拉伯的肖像和风格或多或少的影响[35]。类似于苏菲地图，这些描绘同样包括了用于托勒密星辰目录中的星辰编号系统，以及一个基于不同光度的对星辰大小的划分。

图4.3 来源于亚拉图，“现象（PHAENOMENA）”的宝瓶座（AQUARIUS），手绘。图4.4展示的宝瓶座的印刷版直接来源于这一莱顿“亚拉图”稿本的祖本。大多数星辰，尤其是那些位于水流中的，仅仅只是装饰性的；然而，其他的，则符合对这一星座中星辰位置的神话描述，尽管并不符合天空中它们的实际布局
原始尺寸：17.5×15.3厘米。由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MS.Voss.Lat.Q79，fol.48v）提供照片。

图4.4 来源于亚拉图，《现象》，由胡戈·赫罗齐厄斯出版的印刷版的宝瓶座。对比图4.3
Aratus of Soli，Syntagma Arateorum opus antiquitatis et astronomiae studiosis utilissimum...，ed.Hugo Grotius（Leiden：Christophorus Raphelengius，1600）.由Adler提供照片。

图4.5 迈克尔·斯科特的帕拉贝伦座和军旗座。斯科特的“入门指南”，一部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稿本，在13世纪至15世纪之间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收录有这些星座的特定抄本的时间是在15世纪后半叶。斯科特引入了大量不常见的、在其他天文学著作中见不到的星座。帕拉贝伦座和军旗座都位于南半天球；前者是一个锥子，而后者则是一面旗帜
由Pierpont Morgan Library，New York（MS.M.384，fol.28）提供照片。

除来源于苏菲的绘本外，中世纪圆形的天体图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地图类型。其中大部分绘制了与邻近星座的关系，并且在其中缺乏星辰（图4.6）。这一类型最早的地图，位于一个“亚拉图”的稿本中，时间是818年，而这类星图复杂性不断变化的不同阶段的例子，直至文艺复兴早期才出现[36]。大多数包括了对回归线、赤道或黄道圆环的呈现，同时其中一些似乎使用了一种立体投影的粗糙版来进行构造[37]。其中一些分为南北两个半球；其他一些仅仅是从一个典型的欧洲所在的纬度对天空可见部分进行了描绘（从北黄极或赤道极到可视的边界）。这种地图同样在内视角和外视角之间变化。一个时间大约为900年的“亚拉图”稿本的一个不常见的变体，使用了一种勉强可称为赤道投影（equatorial projection）的投影方式[38]。

图4.6 地图显示了星座之间的大致关系，源于一个10世纪的亚拉图的稿本。这一地图，并没有显示恒星的位置，但传达了天空中星座之间的大致关系。星座按照一个内视角的方式组织，同时图形图像按照喜帕恰斯规则面对前方。地图的中心位于黄极；天赤道通过偏距圆表示
原图尺寸：37×28.5厘米；直径：约23.5厘米。由Burgerbibliothek，Bern（Cod.88，fol.11v）提供照片。

两维地图绘制中的进步

似乎直到15世纪早期，才出现了严谨的星图，其上绘制有网格并且恒星的位置也是准确的，尽管在欧洲，星盘早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使用（通过摩尔人的西班牙），星盘提供了立体投影的一种模型，同时还有来自公元13世纪后期伊斯兰的和古典的文献，如苏菲的和托勒密的。除了星盘之外，现存最早的有着可辨识的投影的两维星图，是出现在梵蒂冈图书馆稿本中的那些，这些稿本属于抄写员戴芬拜克的康拉德，而时间是在1426年[39]。这一稿本包含了四幅地图，绘制了数量有限的恒星，还有勾勒出轮廓的经过选择的星座（图4.7）。星辰目录的信息来源于克雷莫纳的赫拉德对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一个阿拉伯语版的拉丁语翻译；星座似乎没有受到苏菲著作的影响[40]。数字指明了星辰的位置，并且表示了它们的光度。三幅地图使用了不常见的梯形投影，这种投影可能是基于对喜帕恰斯著作的发展（通过阿拉伯文献的传输）[41]；这些地图对于其他同时代的星图没有影响。第四幅地图是一幅圆形地图，用方位等距投影（azimuthal equidistant projection）绘制，同时中心位于黄极[42]。

图4.7 1426年由戴芬拜克的康拉德绘制的梯形投影图。作为四幅现存的非星盘星图之一，这一地图奇怪地使用了梯形投影，这是一种通常应用于较小区域地图的投影。其显示了黄道的一部分[射手座（Sagittarius）、摩羯座（Capricorn）、宝瓶座和双鱼座（Pisces）]和一些环绕在周围的星座[例如飞马座（Pegasus）大正方形的星群被放置在双鱼座之上]。用与光度相对应的数字标识了星辰的位置
图片的版权属于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Vatican City（Codex Palat.Lat.1368，fol.64v）。

圆形的戴芬拜克的康拉德地图可能被作为后来南、北天体半球极投影地图的一个模板，例如1440年前后更为完整和详细的有时被认为是约翰内斯·冯格蒙登（Johannes von Gmunden）绘制的地图[它们是在维也纳（Vienna）制作，因而被称为维也纳地图]；维也纳绘本同样包含了每一星座的单幅地图，且有着星辰的列表[43]。维也纳地图同样使用了托勒密的星辰目录作为星辰位置的基础——每一星辰都按照托勒密的目录进行了编号。这一编号特点存在于中世纪苏菲抄本的单一星座地图中，也出现在原始的伊斯兰的苏菲稿本中[44]。尽管它们整体上是西方风格的，但维也纳地图表明了在星座图像的特定特征中阿拉伯的影响[45]。它们同样坚持着喜帕恰斯规则，忠实地从背后显示着星座，因为这些星图使用的是外视角（伊斯兰制图学家经常忽视喜帕恰斯规则，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假设）[46]。维也纳地图对很多天球仪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那些汉斯·多恩（Hans Dorn）1480年和约翰内斯·施特夫勒（Johannes Stö？ffler）1493年制作的天球仪[47]。

大约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极投影星图从等距向立体投影发展，后者早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已经在星盘上很好地确立了起来[48]。这一朝向立体投影的变化由文艺复兴早期的下一幅现存的地图所阐释——一对南北半球的地图，时间是1503年（现在收藏于纽伦堡，因而被称为纽伦堡地图）[49]。这些平面天球图似乎来源于约1440年维也纳地图传统中的一幅地图；它们所表现的历元都为1424年，且有着相似的艺术风格和星辰编号系统，这种编号系统与托勒密目录中所使用的相一致。还可能有证据证明这一传统中至少还有一对其他的绘本地图，据说属于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Johannes Regiomontanus），并且时间可能同样也是在约1440年的维也纳地图之前[50]。

文艺复兴早期的单独的星座图示

到15世纪初期，对单一星座的描绘已经分成两个流派：其中一个延续了中世纪的装饰性的传统，而另外一个开始以符合夜空中实际情况的方式描绘星辰的位置。两个传统似乎都受到阿拉伯地图和天球仪以及再次引入的古典作者的影响，尽管程度上存在差异。

单一星座装饰性的绘本图像开始凝聚成一个更为一致的形象，而不管它们所正在展示的具体文本[51]。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对古典时期学术重新萌发的兴趣，对于泥金装饰文本的选择范围变窄了：凯厄斯·朱利叶斯·伊琪（Caius Julius Hyginus）和德语版本的“亚拉图”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偶尔会引用其他作者的著作，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巴西尼奥·达帕尔马（Basinio da Parma）的“天文学（Astronomicon）”[52]。如同中世纪较早的图示，特定星座的图形图像显现了伊斯兰的特征，但是整体美学则遵照西欧的传统。

文艺复兴早期，按照实际情况绘制天空中看到的星辰的图示相对较少，如同在中世纪稿本的例子。一些《苏菲拉丁语大全》绘本地图的时间是在文艺复兴早期[53]。其他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单一星座的绘本地图，相当准确地描绘了星辰的结构，似乎在风格上并没有受到苏菲地图的影响[54]。

在文艺复兴早期，与实际星辰结构相符的单一星座星图的出现，对于印刷的星座图像的影响很小。这类图示依然持续着装饰性的传统，同时伊琪和亚拉图的稿本主导性成为星座信息的来源。这证明了在那些出版物中对于星座神话感兴趣，而不是对天空观测中所蕴含的科学内容感兴趣。埃哈德·拉特多尔特首次出版了星座图示，时间在1482年，是在伊琪的《天文诗》的一个版本中。尽管没有人能确定某个特定的稿本是拉特多尔特图示的模本，但其图形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星座绘本中的图形存在相似性[55]。反之，拉特多尔特的版本成为《天文诗》和亚拉图《现象》众多有着插图的其他版本的一个模本[56]。

占星术文本，有时，也包括星座图示，尤其是关于黄道的部分。例如，拉特多尔特的1489年用拉丁语翻译的阿布·马尔萨尔·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巴尔希（Abū ibn Muḥammad al-Balkhī）撰写的Kitāb al-qirānāt[《合点之书》（Book of conjunctions）]的版本，其中使用了他在1485年伊琪文本的版本中的木版对黄道星座进行了展示[57]。尽管最早印刷的星座图像似乎被局限于伊琪或亚拉图的文本或来源于它们的图像，但至少出现了少量收录了一些由迈克尔·斯科特描述的异常星座的插图的著作[58]。

印刷术对于文本和图像流传的影响，使得《天文诗》和《现象》成为流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但是直到1540年，随着亚历山德罗·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的恒星图集（稍后讨论）的出版，印刷的星座的单幅地图中的星辰位置才与夜空中看到的近似。对于稿本中星座图示的复制甚至持续至1600年，当时胡戈·赫罗齐厄斯（Hugo Grotius）详尽版本的《现象》的出版，艺术家雅各布·德盖尹三世（Jacob de Gheyn Ⅲ）对收录在一部加洛林亚拉图稿本，即莱顿“亚拉图”的图示进行了极为准确的描绘（图4.3和图4.4）[59]。

文艺复兴早期印刷的平面天球图和类平面天球图

如同最早的印刷的星座图示，其类平面天球图遵从一个较老的中世纪的模板，这一模板的时间是在15世纪早期在伊斯兰影响下形成的天体绘图进步之前。收录在之前提到的《现象》的比萨努斯版本中[60]，但其可以追溯到特定的稿本来源，尽管其可能是这些模本的镜像[61]。类似其来源，类平面天球图缺乏恒星，并且只是显示了星座图形的总体布局，中心是北天极，边界则位于可视区域的边缘[62]。

阿尔布雷克特·丢勒在1515年出版了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星图；它们来源于绘本资料——或维也纳约1440年的地图或纽伦堡1503年的地图[63]。丢勒与两位数学家合作创造了这一对平面天球图：约翰尼斯·思达比斯（Johannes Stabius）绘制了坐标系，康拉德·海因福格尔（Conrad Heinfogel）定位了星辰；而丢勒则负责环绕在星辰周围的星座图形的艺术性[64]。丢勒的星图与绘本中的先辈非常相似，包括他用那些与托勒密目录中一致的数字标识星辰。如同1503年的纽伦堡地图，它们使用了立体投影。北天球地图的角落中包含了四个人物的画像（亚拉图、马尼留、托勒密和苏菲），可能涉及古典和阿拉伯作者的影响。丢勒星图影响了很多后续平面天球图和类平面天球图、单一星座的地图、专题星图和球仪的风格[65]。1537年，赫马·弗里修斯为一架天球仪几乎完全准确地复制了丢勒星图，从本质上创造了沿着黄道将两幅地图融合而成的一个三维版本[66]。弗朗索瓦·德蒙热内特（François Demongenet），他在1552年和在约1560年制作了天球仪，显示出受到丢勒传统的影响，尽管他增加了一些元素，如牧夫座的猎狗、卡斯珀·沃佩尔的安提诺座，以及波江座（Eridanus）的一个人物形象等[67]。德蒙热内特的著作反过来成为在卡普拉罗拉（Caprarola）世界地图之厅（Sala del Mappamondo）中由乔瓦尼·安东尼奥·瓦诺西诺（Giovanni Antonio Vanosino）（约1575）制作的精美天体天花板的原始材料，此外也成为由众多不同制作者制作的天球仪的原始材料[68]。用一只鹰和一把小竖琴的混合形象来表现天琴座（Lyra）的方式，经由丢勒地图变得普及；这种形象的根源可以被追溯到伊斯兰的影响[69]。

图4.8 一幅类似于星盘的星图，1596年。不仅仅是一位地图绘制者，而且还是一位仪器制作者，约翰·布莱格拉夫（John Blagrave）设计这一地图作为描述他的一项发明，即星学罗盘（Uranical astrolabe）的著作的一部分。地图的设计表现了传统星盘的网格。其同样也是一个仅仅显示了从欧洲能看到的可视天空的单一平面天球图的很好例子。需要注意，如同在这一时期可以预期的，外侧边界并不是黄道或天赤道，而是位于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稍南一点的一个纬度（南回归线没有在这幅地图中标出，是因为其位于黄道坐标，而不是赤道坐标）。尽管在大多数方面，布莱格拉夫的图形风格遵从着墨卡托，但天琴座的差异很大，看上去有些类似于丢勒的模式
原图尺寸：约25.7×25.7厘米。“Astrolabium vranicum generale”（London，1596）.由BL（Harl.MS. 5935，fol.14）提供照片。

即使没有更流行，但与丢勒的星图同样流行的就是约翰尼斯·洪特绘制的一对平面天球图，其最初出版于1532年[70]。洪特显然受到丢勒地图的影响，但是做出了重要的改变。他将星辰的视角从外视角转成了内视角，同时改变了艺术风格来反映一种被弱化的古典美学。奇怪的是，洪特使用坐标系统来构建这些星图，但这一坐标系统从当时正确的经度偏移了30°，将春分点放置在了白羊座（Aries）中。现在不清楚的是，洪特是否意图让地图表现一个古代的历元，或者是否这是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尽管对于出版的时间而言，它们的历元缺乏实用性，但这一对地图被重复出版了很多次，在1541年、1553年、1559年和1576年，当木版经由不同出版者转手的时候[71]。可能意味着这对地图很可能没有被用于严肃的科研工作，而仅仅被用来展示它们所附带的古典文本，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一个版本和亚拉图的一些版本[72]。

15世纪的绘本地图以及那些丢勒和洪特的地图标志着星图构建中的一种剧烈变化[73]。这些新的、科学的、严谨的地图按照赋予星辰的天体坐标位置来绘制星辰，导致了对星辰布局重要的更为准确的呈现。此外，南、北天半球的极坐标投影星图（无论是立体的还是等距的）成为地图绘制者描绘整个天体天球的典型方式，与那些只关注天空中较小部分的单一星座的地图形成了对比[74]。甚至16世纪末，当地图绘制者开始使用除了丢勒和洪特之外的模式的时候，他们依然经常使用一对极坐标投影地图。例如，1590年的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的地图，显示出了1551年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天球仪的影响，但是保留了双半球的形式。

有时，丢勒之后的地图采用了一个较早的模式，这在绘本平面天球图和类平面天球图中经常能看到，并且很可能是受到星盘网格的影响。一幅极坐标投影地图被绘制来包括整个可见天空，而不是绘制两个表现了整个天空的地图（包括那些不可见的部分）。然而，与星盘网格相反，这些地图并不局限于最亮的星辰，还包括了星座的图形。形式产生了意义，因为在这一时期，南半球地图中部的很大部分（位于欧洲人可视边界之外）包括了大面积的空白区域，因为对最南部星辰的记录即使有的话也并不充分。彼得·阿皮亚似乎是在1536年第一次绘制了一幅这种类型的详细地图，此后是1596年的约翰·布莱格拉夫（图 4.8）；这种印刷地图在文艺复兴时期相对较少[75]。

早期的地图集

1540年，亚历山德罗·皮科洛米尼制作了可能最早的天体图集。使用的语言是本地语言（在这一例子中，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皮科洛米尼试图将他的受众扩展到学术圈子之外。《星辰的确定》（De le stelle fisse）为每一个托勒密星座绘制了单独的地图，而且是从内视角[76]。然而，与那些绘制了较早作品的人相反，皮科洛米尼只是简单地绘制了星辰，没有使用星座形象作为装饰（图4.9），而这是一个不同于直到17世纪末的地图集（尽管不是单幅地图）的特征，除了那些朱利叶斯·席勒（Julius Schiller）出版的反证（稍后讨论）。皮科洛米尼的地图缺乏网格线，并且被设计在阅读时需要使用一种使读者能确定星辰位置的仪器作为辅助[77]。他的地图集同样试图创造一个星辰命名系统；与赋予星辰数字的丢勒星图和它们绘本的先驱不同，皮科洛米尼的星图使用字母，其中最亮的恒星典型地被标识为“a”，此后按照光度的减少依次用字母标识，这与约翰内斯·拜尔在60多年后使用的系统相似。

在皮科洛米尼地图集之后，其他制作星辰图集的努力包括：海因里希·德西默尔（Heinrich Decimator）1587年出版的《确定恒星和行星之书》（Libellus de stellis fixis et erraticis）和乔瓦尼·保罗·加卢奇1588年出版的《世界的舞台，及时间》（Theatrum mundi，et temporis...）。尽管在众多方面存在不同，但这两部很可能是独立创作的著作，虽然时间非常接近，但都使用了网格线和星座图案，同时比皮科洛米尼的地图集更容易让使用者来定位星辰的布局或者单独的星辰。德西默尔的星图似乎复制自丢勒传统中的一个较早的星图或球仪，尽管不清楚具体是哪部著作[78]。星辰似乎按照托勒密的目录来用数字编号，尽管同样也存在一些差异[79]。关于星座的信息，是从大量文献资料中编辑而来的，附于每幅地图。

图4.9 猎户座，源自皮科洛米尼的《星辰的确定》的第一版，1540年。这一地图集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星辰没有附上装饰性的星座图案。其可能是第一部专门针对大众读者的天体制图学著作；是用本地方言（在这一例子中是意大利语）撰写的，并且奉献给劳多米亚·福尔泰圭里夫人（Lady Laudomia Forteguerri），意图让她（和其他人）用它来自学关于星辰的知识。出版了《星辰的确定》各种语言的大量版本，由此也证明了其流行的程度。需要注意在图片的中心，三颗亮星构成了猎户座（Orion）的腰带（用c，d和e标出）
由Adler提供照片。

加卢奇的《世界的舞台，及时间》是一部综合性的关于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六卷本著作，并以数量众多的可旋转轮盘而著名[80]。地图要比德西默尔的那些更为复杂。加卢奇使用一种梯形投影绘制了星图，并且比之前已经出版的任何地图都有着数量更多的网格线，以使得使用者可以从星图上更为容易阅读星辰的坐标位置。这一地图集中的星座图案极为原始，只是图案整体形状的粗糙的轮廓，它们的来源并不清楚。一些学者认为加卢奇图集是第一部“真正的”星辰图集，因为星辰大致的坐标可以通过星图本身来确定，而不需要参考一份星辰目录或其他辅助工具[81]。然而，尽管《世界的舞台，及时间》包括了一份星辰目录，但其中并没有试图按照这一目录来标识星辰，而这应当是另外一个提高实用性的特点。直到下一个世纪，所有16世纪意图提高实际使用价值的修改——内视角，一个星体的数字编号/命名法系统、地图网格和比例尺，被一些制图学家，如丢勒、洪特、皮科洛米尼和加卢奇所使用的——将被综合到一套图集中。

关于图像表示法和形式的趋势和变化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大多数天体图的整体艺术风格展现出相当的相似性，无论它们的制作者使用的是丢勒、洪特、墨卡托，还是其他艺术风格的传统作为灵感的来源。在用于装饰星辰的精美的星座图形的艺术风格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例外。皮科洛米尼的星图，在呈现星辰时没有使用星座图形，少量大比例尺的地图采用这一斯巴达式的形式出版。1553年，纪尧姆·波斯特尔首次绘制了一对平面天球图[82]，此后是卢卡斯·扬茨·瓦格纳（Lucas Jansz.Waghenaer），他的大众化的航海图于1584年第一次印刷[83]。

大多数16世纪的星图展示了托勒密的星座，除了伊琪和亚拉图的版本之外。然而，少量地图，开始包括由沃佩尔和普兰修斯等地图和球仪制作者所引入的新星座[84]。然而，至少一幅星图，表现了之前在欧洲著作中从未看到的星座形象：彼得·阿皮亚在他的《仪器之书》（Instrument Buch）和《星座》（Horoscopion）的星图中包括了一些传统的贝杜因（Bedouin）星座[85]。

在16世纪中叶，极坐标投影的天体图开始作为世界地图上的小型插图（例如，参见图3.9）。沃佩尔似乎是第一位在其大型挂图中插入这类星图的人，时间是在1545年。这一地图现在已经佚失[86]，但是贝尔纳德·范登皮特（Bernard van den Putte）在1570年重新发行的，与沃佩尔的天球仪一样，其显示了原始版本中的星图很可能沿袭了丢勒的传统，不过增加了沃佩尔的后发座和安提诺座；1570年重新发行的版本竟然包括了四个位于丢勒北半球图角落中的重要人物的镜像，尽管不知道这一特征是否出现在其原始版本中。

此后不久，欧洲所有区域的数量众多的地图制作者开始在他们的世界地图中放入相似的星图，这一传统一直很好地延续至17世纪；这些地图制作者中很多从未出版过他们自己单独的天体图[87]。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这些地图和其他相似地图的复制本和重印本形成了至少数十种已知的插入世界地图中的星图的例子[88]。

近乎所有插入世界地图的星图都是从外视角观看天空；早期的星图遵从着丢勒的传统，而较晚的星图则按照如墨卡托、洪迪厄斯和布劳等这类地图和球仪制作者新建立的美学传统绘制[89]。只有极少数使用了一种内视角，最为著名的是约1561年的贾科莫·加斯塔尔迪的地图[但并不是他1546年地图的马泰奥·帕加诺（Matteo Pagano）1550年前后的复制品]和1582年的波斯特尔地图；两位制图者都使用洪特星图作为他们插图的资料来源。赫拉德·德约德（Gerard de Jode）的地图只包括有一幅星图，而不是一对，同时其使用的类斜轴正射投影（oblique orthographic projection）使其看上去类似于一个球形。当制图者绘制新星座的时候，他们将这些星座添加到插图中[90]。尽管小而且通常被忽视，但被包括在世界地图中的星图提供了一种获得星体信息的广泛传播的形式。在17世纪前半叶，它们的数量要超过单独发行的星图。

尽管在世界地图中流行程度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是赤道立体投影（equatorial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但是除南、北天半球的极投影之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很少有人尝试以其他任何形式绘制反映较大天空区域的星图。赤道投影的形式在17世纪中期至末期都不太容易看到[91]。在《世界之球，包括关于天空和大地的简短论文》（Globe du monde，contenant un bref traité du ciel & de la terre，1592）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外，这是一本由西蒙·吉罗设计用来教授他孩子天文学知识的著作。除了包括洪特星图的粗糙复制品之外，吉罗绘制了一对赤道半球图（图4.10）。然而，它们非常粗糙，仅仅包括了图像的轮廓而没有星辰[92]。有时，制图学者同样使用赋予他们地图一种球形外观的形式；这似乎是关于彗星轨迹图最为常见的例子[93]。至于区域地图，例如那些在加卢奇《世界的舞台，及时间》地图集中的，以及一些专题地图，如彗星轨迹图，梯形投影成为最受喜爱的选择。

拜尔的《测天图》：一个未来的模式

约翰内斯·拜尔的《测天图》在星图史中开创了新局面。1603年出版于奥格斯堡，《测天图》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艺术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之前创造的任何天体图集和天体图。亚历山大·迈尔（Alexander Mair）雕版了精美的图示，但是并没有遵从某一特定星图或天球仪的模式，迈尔（推测按照拜尔的建议）似乎依赖大量不同来源作为指导[94]。它们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赫罗齐厄斯的亚拉图版本，也就是拜尔所引用的。然而，一些星座来源于其他资料，同时赫罗齐厄斯的模式通常与来源于其他星座图绘图像的某些方面结合在一起，如拉特多尔特的伊琪图示和一架荷兰萨内顿（Saenredam）风格的天球仪[95]。

图4.10 早期的赤道投影天体图，1592年。西蒙·吉罗设计的这一地图，显示了赤道（用“le eqvinoctial”标识）和黄道（用“le zodiac”标识）的交叉点。唯一标出的星辰就是大熊座中的北斗星（Big Dipper）中的那些，但是推测他书中的其他星图——复制自洪特的一对极坐标投影地图——满足了展示星辰近似布局的需要
Simon Girault，Globe du monde （Langres：Iehan des Preyz，1592），37.由Adler提供照片。

很多拜尔的星座图形违反了喜帕恰斯规则。由于拜尔的图集是从内视角绘制的星辰，因此按照这一规则，装饰星辰的星座图案应当从正面进行描绘。然而，《测天图》中只有一些图案是朝前的；其他都是背对着的。这归因于拜尔对于喜帕恰斯规则的不熟悉，还是归因于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先例的有意破坏，都不是很清楚。

拜尔在《测天图》中将星辰绘制在一个梯形投影上，同时星辰位置的大部分是通过第谷·布拉厄的1005颗星辰的目录来确定的，尽管这一目录在此时还没有出版，但是其存在可用的手抄本，并且已经被整合到一些球仪中。然而，对于南部天空而言，拜尔使用的是洪迪厄斯1597/98年的天球仪，其描绘的星座是依据凯泽和德豪特曼的星辰位置来构造的。在卷末，拜尔包括了第一幅最近才被绘制的南部星辰的印刷的二维地图（参见图4.2）。

拜尔最大的遗产，可能就是他在《测天图》中使用的恒星命名法系统，其至今依然用来命名大多数裸眼可见的恒星，尽管当其他天文学家开始使用拜尔的系统时，已经过去了超过半个世纪[96]。拜尔脱离了托勒密的模式，托勒密的模式使用冗长且经常含糊不清的文本来描述每颗星辰。他可能是受到皮科洛米尼系统的影响，后者用字母标识星辰，或者受到丢勒地图和之前按照它们在托勒密目录中的顺序用数字编号星辰的稿本的影响（其中包括苏菲的稿本和来源于它们的欧洲抄本）。拜尔的系统，对于大多数星座而言，用希腊字母alpha（α）标识最亮的星辰，然后按照亮度递减的顺序依次用希腊字母来标识其他星辰；当24个希腊字母都用完的时候，拜尔转而使用拉丁字母[97]。

奇怪的是，《测天图》只制作了少量的抄本，可能是因为其再版了太多的版本[98]。然而，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Aegidius Strauch）基于拜尔绘制了一个小型的口袋版星图集，《占星术简介以及使用的方法》（Astrognosia synoptice et methodice in usum gymnastorum academicum adornata）（Wittenberg，1659），其中缺少了网格线和命名系统，因而其更可能是设计作为一种新奇之物而不是为了实际使用。

在拜尔里程碑性质的著作出版之后，除了那些插入世界地图的小型星图之外（之前讨论的），直到17世纪中期似乎只出版了少量星图和图集[99]。在17世纪10年代出现了一些出版物：克里斯托夫·格雷博格（Christoph Grienberger）出版的附有图示的星辰目录（1612）和小约道库斯·洪迪厄斯出版的一对天体图（1616）。在这十年间出版的还有大量显示了1618年彗星轨迹的星图。格雷博格使用了球心投影（gnomonic projection）；他是第一个在大量地图中使用了这一投影的人[100]。在17世纪30年代只有一幅星图被记录了下来：一幅不太寻常的装饰有小型星图的手工扇子，是由梅尔基奥尔·塔韦尼耶（Melchior Tavernier）（1639）制作的[101]。在17世纪40年代，似乎没有绘制单独发行的星图和星图集。17世纪上半叶新的星图数量稀少，这可能可以部分归因于1618年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期间学术成果的减少。

然而，17世纪20年代，出版了很多星图和一本图集。1623年，威廉·契克卡德（Wilhelm Schickard）在他的《为占星学校提供的系统天文学，旨在轻易辨识新近发现的星体》（Astroscopium，pro facillima stellarum cognitione noviter excogitatum）中出版了一对圆锥形的星图；该书在1655年再次出版。除了创新性的圆锥投影之外，契克卡德用《圣经》中的名字为大量传统星座命名[102]。第二年，雅各布·巴尔奇在他的《星座天文平球图的用途》（Usus astronomicus planisphaerii stellati...）（1624）中包括了三幅天体图。通过使用星图的新形式，巴尔奇设计了两幅正交投影（rectangular projection）地图，每一幅涵盖了黄道区域的一半，还有一幅涵盖了稍微超出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之外的夜空的极坐标投影星图。此外，巴尔奇收录了所有普兰修斯《圣经》主题的新星座。在一个更为传统的脉络中，伊萨克·哈伯海特二世基于他1621年的天球仪，在1628年出版了一对半球星图，1621的天球仪是基于普兰修斯的著作；这两幅地图是最早的包括了菱形座的两维地图[103]。

朱利叶斯·席勒负责了《基督教星图》（Coelum stellatum christianum）的出版——在拜尔的图集和约翰尼斯·赫维留的图集（1690）之间出版的最为重要的星辰图集。在他死后出版于1627年，席勒的图集实施了一个对星座全面和激进的改造。每一星座被转型为一位来自《圣经》的图形图像，同时刊刻了精美的新地图（图4.11）。没有其他制图者执行这种进行重新分配的细致工作——或者曾经执行过。然而，这些地图通常被历史学家忽略，可能是因为《圣经》的内容而被摈弃。席勒的《基督教星图》主要是对拜尔图集的一个修订，而拜尔亲自咨询了这一项目。其整合了在1603年之后出版的广泛的新材料[104]。一群学者为这一项目工作，其中包括契克卡德，他从1623年开始在他的地图中包括了很多用《圣经》内容标识的星座，还有巴尔奇，他在席勒去世之后完成了这一项目。

席勒的图集包括了51幅地图，其中49幅是以星座为中心；一些现存的星座被整合进一个较大的星群[105]。十二使徒取代了黄道星座，同时来自《新约》（New Testament）的人物形象存在于北天半球，而《旧约》（Old Testament）中的人物形象则存在于南天半球。尽管它们体现了对拜尔的内视角图集的修订，但这些地图使用了一种外视角，可能由此它们被通过一种“上帝眼光”的视角进行呈现。席勒撰写了与此对应的一部著作，《星光灿烂的基督教的穹庐》（Coelum stellatum christianum concavum）（出版于1627年），其在人物形象被雕刻之前反印了星图，导致了内视角的、只有星辰的星图（图4.12）[106]。两幅赤道立体投影平面天球图展示了完整的天空，此后在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于斯（Andreas Cellarius）的《和谐宏观宇宙的新的通用地图集》（Harmonia macrocosmica seu atlas universalis et novus，1660/61）中以较大的形式再版[107]。

在17世纪中叶之后，由安托万·德费尔（Antoine de Fer）、梅尔基奥尔·塔韦尼耶二世和皮埃尔·马里耶特一世（Pierre I Mariette）绘制的三套地图（约1650年）标志着一场天体绘图活动的开端，这是受威廉·扬茨·布劳和约安·布劳著作的影响。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于斯在《和谐宏观宇宙》中的高度装饰性的地图，可能在17世纪最后数十年中引发了很多这类地图的出版。

图4.11 席勒新的圣经星座之一。朱利叶斯·席勒用圣安德鲁（Saint Andrew）取代了金牛座。V形在传统星座中构成了公牛的角和脸，而在这里则构成了圣安德鲁所拿十字架的一半。普莱德兹座的星辰则位于人物的肩膀，从一头动物的肩膀转化为一位男人的肩膀。对比图4.12
Julius Schiller，Coelum stellatum christianum（Augsburg，1627）.由Adler提供照片。

图4.12 出版的席勒圣安德鲁座的反向印刷本。这一内视角的星图是图4.11的一个镜像，尽管没有绘制星座的人物形象
Julius Schiller，Coelum stellatum christianum concavum（Augsburg，1627），69.由Linda Hall Library of Science，Engineering & Technology，Kansas City提供照片。

专业化的星图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星图，其意图不只是绘制星辰的位置。很多描绘了天文现象的位置，而其他一些则展示了新的发现。一些显示了读者如何使用依赖于星辰位置的仪器，以及如何使用恒星本身来解决问题。与那些大比例尺的，偶尔也显示天文现象和发现的星图和图集相反，专门化的星图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类目，因为它们小的、区域的形式，以及因为它们是关注于某些主题而不是绘制夜空的一幅普通地图，同时还有它们在子类中存在变动的数学和科学精度标准。

在这类专门化星图中，绘制了彗星位置和/或路径的星图出现的最早，同时也是最为常见的。重要的是，一颗彗星的一幅路径图展示了一种新的地图绘制类型，即关注于绘制在天空中的运动，而不是关注于绘制天空中静态的对象。一种将彗星轨迹描绘为线性的形式，成为绘制这些现象最常见的方式，尤其是在彗星经常出现的17世纪。呈现彗星位置的中世纪的尝试，缺乏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续尝试的准确性，只有模糊提到它们在空中位置的装饰性的星座图像[108]。除了精确的地图之外，类似于中世纪模式的彗星图示依然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存在[109]。

彗星图的范围，从概述性的，仅仅标有天空中特定区域的一颗彗星位置的，到专门的，显示特定日期和特定时间天空中的准确位置和路径的；在很多例子中，与彗星位置一同绘制的还有周围环绕的恒星或/和星座的位置，这些与它们征兆的意义有关。彗星地图通常包括彗尾的长度和方向；方向是占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10]。

现存最早的彗星图是那些由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绘制的，他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热切的彗星观察者和记录者（图4.13）[111]。托斯卡内利的绘本星图绘制了1433年、1449—1450年和1456年以及1457年的两颗彗星的轨迹，由一系列的点构成并标有时间；这些点叠加在由恒星构成的背景上。一些星图包括了草绘的星座图案和彗尾。将这些点连在一起构成的线条呈现了彗星的路径。托斯卡内利的星图在绘图方法上存在变化，从手绘的版本到那些使用了网格和比例尺的版本[112]。他的地图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最早准确绘制了彗星的地图；而且，它们同样也是除了星盘之外，在现存的两维星图中最早使用地图投影的[113]。

图4.13 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绘制的彗星路径图。托斯卡内利的1449年至1450年的彗星图在一个星辰背景下清晰地显示了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只是草绘了极少量星座图案）。给出了彗尾的长度和方向以及每次观测的时间
原图尺寸：29.8×44.6厘米。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Florence（Banco Rari 30，fols.251v-250r）.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ita Culturali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特许使用。

在类似的描绘之后出现的彗星的星图开始出现于印刷著作中之前，有大约3/4个世纪的空缺，尽管这可能被部分地解释为1476年至1531年之间在欧洲缺少被观测到的彗星。16世纪30年代早期，在德意志出现了一种独立于意大利托斯卡内利著作的绘制彗星的传统。随着阿皮亚的《对最近出现的彗星的观察的简短报告》（Ein kurtzer bericht der Obseruation vnnd vrtels，des Jungst erschinnen Cometen，1532）关于1531年彗星的著作的出版，促进了这一运动。作为他的证据的一部分，即彗尾通常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阿皮亚为题名页绘制了一幅彗星轨迹的图示。这一图示显示了彗星沿着与黄道相交的一条轨道上的九个位置，并标出了日期；此外，阿皮亚在角落展示了一名天文学家基于牧夫座的一颗恒星和狮子座（Leo）尾部的一颗恒星，用三角测量法来测量彗星的位置[114]。至少在1533年，随着尼古劳斯·普鲁格纳[尼古拉斯·普鲁克纳（Nicolas Pruckner）]绘制粗糙的标出彗星正在天球表面穿过一些星座的地图的出版，彗星路径地图被用作描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位置变化的一种简洁方式（图4.14）[115]。

在1556年的彗星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彗星路径图的例子。康拉德·利克斯森里斯（Conrad Lycosthenes）在他1557年的编年史中绘制了一幅路径地图，在一个局部的平面天球投影中显示了彗星——主要是综合了阿皮亚的彗星路径图示与16世纪前半期的被丢勒和洪特大众化的平面天球星图。保罗·法布里修斯（Paul Fabricius）、阿希姆·赫勒（Joachim Heller）和约翰·黑本施特赖特（Johann Hebenstreit）也为这颗彗星绘制了路径图[116]。至于1577年的彗星，法布里修斯和科尔内留斯·赫马改善了之前的模式；法布里修斯不仅标明了彗星出现的日期，而且特别指出了彗尾的长度和方向，而赫马将彗星位置的标记连接了起来，并标出了由此得出的“彗星之路”的路线，强调彗星运动轨迹在性质上类似于路径。此后出现的关于1577年彗星的相似地图包括那些由尼古劳斯·巴塞尔（Nicolaus Bazelius）、特奥多鲁斯·格拉米纽斯（Theodorus Graminaeus）、哈格修斯·埃比哈耶克、迈克尔·马瑟琳（Michael Mästlin）和莱昂哈德·特恩内瑟尔（Leonhard Thurneysser）绘制的[117]。彗星路径图在17世纪日益普及，尤其是那些1618年、1664年、1665年和1680年的彗星。

图4.14 早期印刷的彗星路径地图。尼古劳斯·普鲁格纳（Nicolaus Prugner）的1533年的彗星地图显示其穿过了御夫座（Auriga）、英仙座（Perseus）和仙后座（尽管这一图案在风格上类似于仙女座）。缺乏托斯卡内利绘制了彗星每天位置的早期绘本星图的准确性，然而，这一地图给出了一种线性路径的感觉。彗星同样也清晰地被定位于天体领域而不是在大气范围内，尽管天文学家直到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才证明彗星确实存在于天体领域
图像尺寸：约12.1×10.7厘米。由BL（8563.aaa.33[2.]）提供照片。

图4.15 由彼得·阿皮亚绘制的一幅北极星图。图示显示了如何使用北斗七星中的恒星作为指示标志来找到北极星。然而，大熊座被按照旧的、非托勒密的模式进行了绘制，其恒星的布局被表现为由三匹马拖曳的一辆马车。还要注意，这是较早包括了辅星（Alcor）和仙王座（Cepheus）的脚的图像。一架日冕——一种设计用来在白天使用的仪器——被奇怪地包括为这一图示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必须将一架日冕朝向北方才能正确地显示时间
Peter Apian，Quadrans Apiani astronomicus et iam recensi nuentvs et nunc primum editus（Ingolstadt，1532），fol.24v.由Adler提供照片。

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彗星的小册子附带有星图，这些星图展示了彗星位置与元素天球的关系，这些天球相似地居于宇宙志图示的中心。在第谷·布拉厄的革命性的决定，即彗星存在于月球之外的领域之前，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大气现象。这些类型的地图显示彗星存在于气元素球之中，通常提到了基本方向、黄道或者特定的星座。其他地图在绘制彗星位置时依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并且记录了通行的时间。1619年巴普蒂斯特·赛萨特（Baptist Cysat）的一部有趣的著作创造了一系列这类静态图，非常类似于一个电影胶片，显示了1618年彗星通过不同星座的过程。

此外，新星是专业星图的一个热门话题。1572年的仙后座新星由布拉厄、康拉德·达西波纽斯（Cunradus Dasypodius）、托马斯·迪格斯、撒迪厄斯·哈格修斯·埃比哈耶克、西普里亚努斯·利奥维纽斯（Cyprianus Leovitius）和迈克尔·马瑟琳进行了绘制。威廉·扬茨·布劳在他的天球仪上包括了1572年、1600年[在天鹅座（Cygnus）]和1604年[在蛇夫座（Serpentarius）]的新星；他亲自观察了后两颗新星[118]。1604年的新星同样由约翰内斯·开普勒绘制[119]。

专业星图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展示如何定位北极星。彼得·阿皮亚出版了这些星图的一些不同版本（图4.15）[120]，同时相似的地图出现于从关于航海的书籍到稍后几个世纪中为教授儿童天文学而撰写的书籍中。夜间使用的图表通常包括大熊座和小熊座（Ursa Minor）的地图，因为这两个星座勺状星群中的特定恒星被直接用于在夜间使用这一图表来确定时间；这种图示可以被追溯到从11世纪使用到12世纪的《夜间的时间工具》（horologium nocturnum）的中世纪图示[121]。其他与使用工具有关的专业化的星图则不太明显——例如，为了帮助读者定位他所设计的一些工具中使用的恒星，阿皮亚收录了一些相关星座中最亮恒星的没有坐标的地图[122]。

发现点燃了实时星图的创造力。如同之前描述的，拜尔收录了由普兰修斯提出的新的南方星座的一幅星图。包含有南十字座的图示的较早绘本和文本，尤其是那些与航海和航行发现有关的，包括由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à da Mosto）（约1470年）、若昂·德利斯博阿（João de Lisboa）（1514年）、弗朗坎佐·达蒙塔博多（Fracanzio da Montalboddo）（1507年）和佩德罗·德梅迪纳（1545年）撰写的[123]。阿美利哥·韦思普奇对于南部天空，包括煤袋星云（Coalsack nebula）的观察，发表于1503年或1504年。1500年，若昂·法拉斯[João Faras，迈特雷·若昂（Maître João）]向葡萄牙国王发出的一封信中包括了一幅环绕在南极（Antarctic pole）周围的星辰的地图。较晚的由安德烈亚·科萨里（Andrea Corsali）（1516年）和皮耶罗·迪迪诺（Piero di Dino）（1519年）绘制的星图，不仅包括了恒星，而且包括了麦哲伦星云[124]。

伽利略·加利莱伊绘制了可能是所有时代中最为著名的专业星图。使用新发展的天文望远镜，伽利略观察了不能用肉眼看到的恒星。他在《星际信使》（1610年）中出版了四幅没有坐标的这些新的恒星群的图片：猎户座的腰带和剑，普莱德兹座（图4.16）[125]，构成猎户星云（Orion nebula）的恒星以及构成鬼星团（Praesepe nebula）的恒星[126]。重要的是，伽利略的地图不仅显示出实际存在的恒星的数量远比之前认为的更多，而且显示出星云实际上是由大量密集的恒星集簇而成的。

图4.16 伽利略·加利莱伊绘制的一幅普莱德兹座的星图。包括了这一星群中大约6颗很容易看到的恒星，以及30颗之前无法看到的但由伽利略观察到的恒星
原页面的尺寸：24×17厘米。由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Washington，D.C.提供照片。

结语

随着作者和地图绘制者摆脱了对于古典学术的依赖，转而依赖于原创作品，由此带来的星图绘制的剧变是文艺复兴的标志。到1650年，星图已经牢固确立作为针对学术或教育的科学图示，而不再作为装饰性的附件。然而，在文艺复兴的开始和末期，技术局限了星图绘制者。在第谷·布拉厄之前的早期，仪器缺乏精度，而在末期，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观测产生了一个需要被绘制的新的恒星世界。

尽管新确立的可以观测更多恒星的能力，但到17世纪中期，还没有开发出能够帮助天文学家精确测量它们位置并绘制它们的图表的仪器。直到17世纪末，用望远镜观测到的恒星才被绘制在传统星图上。到18世纪初，望远镜成为绘制恒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绘制望远镜观测到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恒星，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了星图的美学。尽管使天文学家可以更好地定位、测量进而绘制更多星图，但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对于这些后来的绘图工作有着一个持续的影响。星座的艺术风格随着时间发生了剧变，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星图集和平面天球图的形式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并且继续影响着当前的制图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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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应当感谢埃利·德克尔（Elly Dekker），她为本章的初稿提供了价值无法衡量的反馈和评价，尤其是关于喜帕恰斯规则（Hipparchus rule），以及很多我没有意识到的参考资料。我还应当感谢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 History of Astronomy Department，其为本章的工作提供了空间、时间和参考资料。关于术语的注释：由于对星辰的两维描述缺乏达成共识的正确术语[在可选的选项中——星/天体/天文图（star/celestial/astronomical chart），以及星/天体/天文地图（star/celestial/astronomical map）]，“star chart”和“star map”（译者注：在本章中全部翻译为“星图”）在本章中替换使用；“天体图和天文图”（“celestial and astronomical chart/map”），按照我的观点，指的是比星图更为广泛的地图类目。本章中使用的缩写包括：Globes at Greenwich代表Elly Dekker et al.，Globes at Greenwich：A Catalogue of the Globes and Armillary Spheres in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Greenwic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1999），和Adler代表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Webster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Chicago。

[2] 在本章中，我试图部分弥补《地图学史》第一卷中缺乏一个对中世纪欧洲星图的完整讨论的疏忽。

[3] 尽管本章的主要焦点依然是星图，但在适当的情况下将球仪引入讨论中，因为两种星图形式有着相互重叠和相互补充的历史。

[4] 例如，参见（按照年代顺序）：George Sergeant Snyder，Maps of the Heavens （London：Deutsch，1984）；Giuseppe Maria Sesti，The Glorious Constellations：History and Mythology，trans.Karin H.Ford（New York：Harry N.Abrams，1991）；Carole Stott，Celestial Charts：Antique Maps of the Heavens （London：Studio Editions，1991）；Peter Whitfield，The Mapping of the Heavens （San Francisco：Pomegranate Art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Library，1995）；和Marc Lachièze-Rey and Jean-Pierre Luminet，Celestial Treasury：From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to the Conquest of Space，trans.Joe Lored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5] 存在很多例子，下面只提到了其中的少量例子：《地图学史》系列丛书在卷1中忽略了中世纪的星图。Leo Bagrow在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and enl.R.A.Skelton，trans.D.L.Paisey，2d ed.（Chicago：Precedent Publishing，1985）中，只在两处简短地提到了天球仪。Norman J.W.Thrower，尽管在Maps & Civilization：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2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中经常讨论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对于绘制陆地地图的贡献，但是极少提到任何种类的天体图或天球仪，除了简短地对埃德蒙德·哈利（Edmond Halley）贡献的讨论以及对月球图稍微宽泛的讨论之外，而这一讨论开始于伽利略，以现代技术作为结尾；他仅有的两幅天体图示都是月球图。一项对Imago Mundi期刊所有各期的调查发现，只有寥寥无几的论文是关于天体地图学某一方面的，其中一半是关于天球仪的。在一份关于地图术语的相对较近的手册中，Wallis和Robinson把“天文图”归入“自然现象图”中，而不是如同他们处理天球仪的方式，将它们作为一个主要的“地图类型”；Helen Wallis and Arthur Howard Robinson，eds.，Cartographical Innovations：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apping Terms to 1900 （Tring，Eng.：Map Collector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1987），135-38。

[6] 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是在如Der Globusfreund等刊物中完成的，其在书目中附有最近的著作；例如，参见，Globes at Greenwich 或 Peter van der Krogt，Globi Neerlandici：The Production of Globes in the Low Countries （Utrecht：HES，1993）。

[7] 例如，参见Zofia Ameisenowa，The Globe of Martin Bylica of Olkusz and Celestial Maps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trans.Andrzej Potocki（Wrociaw：Zakiad Narodowy Imienia Ossoliń skich，1959）；Deborah Jean Warner，The Sky Explored：Celestial Cartography，1500-1800（New York：Alan R.Liss，1979）；Rochelle S.Rosenfeld，“Celestial Maps and Globes and Star Catalogues of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1980）；以及埃利·德克尔的很多著作，尤其是“Der Himmelsglobus— Eine Welt für sich，”in Focus Behaim Globus，2 vols.（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s，1992），1：89-100，和“Andromede sur les globes célestes des ⅩⅥe et ⅩⅦe siécles，”trans.Lydie Échasseriaud，in Andromède；ou，Le héros a l’épreuve de la beauté，ed.Françoise Siguret and Alain Laframboise（Paris：Musée du Louvre/ Klincksieck，1996），403-23。

[8] 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著作在Ernst Zinner，Geschichte und Bibliographie der astronom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 （1941；2d ed.Stuttgart：A.Hiersemann，1964）中被引用；然而，这一列表没有索引，也没有按照著作类别进行组织，因此其不可能告知哪部著作中包含有天体图，除了在偶尔的例子中，即当Zinner注释一个条目的时候。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绘本图和星座图像，参见Fritz Saxl，Verzeichnis astrologischer und mythologischer illustrierter Handschriften des lateinischen Mittelalters：vol.1，[Die Handschriften] in römischen Bibliotheken（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1915）；vol.2，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 （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1927）；vol.3，in two parts，with Hans Meier，Handschriften in Englischen Bibliotheken（London：Warburg Institute，1953）；和vol.4，by Patrick McGurk，Astrological Manuscripts in Italian Libraries（Other than Rome） （London：Warburg Institute，1966）。后两卷有着翻译为英文的系列标题：拉丁中世纪的经过彩饰的占星术和神话学手稿目录（Catalogue of Astrological and Mythological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f the Latin Middle Ages）。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料，也可以参见A.W.Byvanck，“De Platen in de Aratea van Hugo de Groot，”Mede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Nederlandsch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12（1949）：169-233。

[9] Basil Brown，Astronomical Atlases，Maps and Charts：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Guide （London：Search，1932），13.最为著名的1515年丢勒的半球图就在阿皮亚图之前，很多非常重要的绘本地图也是如此。有趣的是，布朗哀叹学术和收藏圈中对于天体地图学的普遍忽视。

[10] 然而，沃纳的著作应当谨慎使用，因为自其出版25年以来，发现了更多的星图。

[11] 有用的博物馆目录包括：Celestial Images：Astronomical Charts from 1500 to 1900（Boston：Boston University Art Gallery，1985）；Focus Behaim Globus，2 vols.（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 museums，1992）；Anna Felicity Friedman [Herlihy]，Awestruck by the Majesty of the Heavens：Artistic Perspectives from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Collection （Chicago：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1997）；和在线目录Out of this World：The Golden Age of the Celestial Arts （Kansas City，Mo.：Linda Hall Library，ongoing），<http：//www.lindahall.org/pubserv/hos/stars/>。

[12] 在本章中，我试图对一些作者近来提出的观点，即关于天空的科学严谨的绘本地图是常见的或普遍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类地图是例外，而不是惯例。无论是沃纳在Sky Explored，xi，还是Wallis 和 Robinson在Cartographical Innovations，136中都错误地宣称，在中世纪的星座图像中，恒星的位置通常被正确的定位。

[13] 关于中世纪天文学中更多学术的和教学的内容，参见Olaf Pedersen，“European Astronomy in the Middle Ages，”in Astronomy before the Telescope，ed.Christopher Walker（New York：St.Martin’s，1996），175-86，和Michael Hoskin and Owen Gingerich，“Medieval Latin Astronomy，”in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tronomy，ed.Michael Hosk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68-97。

[14] 存在少数证据确凿的中世纪早期进行星辰观察的例子，其中一个与修道院在天黑之后报时的习惯有关。僧侣通过观察特定的星座来计时。16世纪，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在他的“De cursu stellarum”中基于这一目的创造和展示了他自己的星座，尽管不清楚创造这些星座是否是一种常见的习惯，或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事情。参见Stephen C.McCluskey，“Gregory of Tours，Monastic Timekeeping，and Early Christian Attitudes to Astronomy，”Isis 81（1990）：9-22；重印在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Readings from Isis，ed.Michael H.Shan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47-61。一个较晚的例子是关于使用北极星（Pole Star）和大熊座（Ursamajoris）来在夜间报时的，在维罗纳的帕西菲克斯（Pacificus of Verona）的著作中记录的时间早至844年。参见Joachim Wiesenbach，“Pacificus von Verona als Erfind ereiner Sternenuhr，”in Science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 in Carolingian Times，ed.Paul Leo Butzer and Dietrich Lohrmann（Basel：Birkhäuser，1993），229-50。然而，通常而言，来自这一时期的，明确提到这种对星辰进行观测和关于星辰的写实图示是极少的。

[15] 关于其中一些人的详细情况，参见N.M.Swerdlow，“Astronomy in the Renaissance，”in Astronomy before the Telescope，ed.Christopher Walker（New York：St.Martin’s，1996），187-230。有着一些证据证明文艺复兴早期曾经存在通过亲身观察来绘制的星图，例如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的彗星图，这些地图的一些特点就是仔细绘制了星辰的位置。

[16] 然而，望远镜自17世纪后期开始被用于观察月亮和星辰。对于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的仪器的详细叙述，参见J.A.Bennett，The Divided Circle：A History of Instruments for Astronomy，Navigation and Surveying （Oxford：Phaidon，Christie’s，1987），esp.7-26。

[17] 沃纳将这种观察星辰的方式命名为“地心的”与“外部的”，但是这种方式在后哥白尼时代呈现了潜在的混淆，因为很多地图学家绘制了“地心的”地图，尽管他们的宇宙观断然不会是地心的。德克尔则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式命名为“天空的视角”与“球体的视角”。

[18] 关于喜帕恰斯规则更多的信息，参见Dekker，“Andromède，”408-9，或Dekker，“Der Himmelsglobus，”92。

[19] 约翰内斯·拜尔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德克尔（Dekker）将文艺复兴时期坚持喜帕恰斯规则作为一项杰出的壮举，鉴于没有现存的证据说明文艺复兴地图学家熟悉喜帕恰斯（个人联系，2002）。

[20] 关于岁差理论以及它们与丢勒等人所绘星图的历元之间关系的一个详细解释，参见Warner，Sky Explored，71 and 74。

[21] 亚拉图星座在技术上是欧多克斯（Eudoxus）的，后者的著作已经佚失了。关于欧多克斯和托勒密的星座的有用索引，参见Michael E.Bakich，The Cambridge Guide to the Constel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3-84。

[22] Elly Dekker，“Early Explorations of the Southern Celestial Sky，”Annals of Science 44（1987）：439-70.

[23] 参见Elly Dekker，“The Light and the Dark：A Reassessme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oalsack Nebula，the Magellanic Clouds and the Southern Cross，”Annals of Science 47（1990）：529-60，关于记录和绘制南十字座的涉及广泛的概述。

[24]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欧洲上空的彗星年表，参见Donald K.Yeomans，Comets：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Observation，Science，Myth，and Folklore （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91），405-19，和Gary W.Kronk，Cometography：A Catalog of Come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260-347。

[25] 普兰修斯的来源于《圣经》的星座的详细列表，参见Warner，Sky Explored，206。

[26] 参见Elly Dekker，“Conspicuous Features on Sixteenth Century Celestial Globes，”Der Globusfreund 43-44（1995）：77-106（英文和德文），关于16世纪天球仪上对后发座和安提诺座（Antinous）的描绘的信息；也可以参见她的新星座的列表，其中包括这些星座是在什么时候以及由谁引入的，见Globes at Greenwich，559-60。

[27] 术语“平面天球图（planisphere）”应当只被应用于基于立体投影的呈现形式的特定含义上，如在托勒密的《平球论》（Planisphaerium）中。对于描述了整个可见天空的很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地图而言，不太可能判断其所使用的投影是否意图是立体的。此外，过去，在立体投影之外的一种投影的圆形半球图通常也被称为平面天球图。在本章中，当需要一个概述性的说明词的时候，我使用术语“类平面天球图（planisphere-like map）”来描述这两种类型的圆形地图，因为它们圆周的形式，以及两者无论是可视天空的范围还是每一半球的涵盖范围都是相当相似的。

[28] 中世纪时期使用了亚拉图天文学神话的三种主要版本。它们通常被称为拉丁语亚拉图（Aratus Latinus）、德语亚拉图（Germanicus Aratea）和西塞罗亚拉图（Ciceronian Aratea）。对不同亚拉图版本的一个很好的讨论和加洛林亚拉图（Carolingian Aratus）稿本的附有注解的列表，参见Patrick McGurk，“Carolingian Astrological Manuscripts，”in Charles the Bald：Court and Kingdom，ed.Margaret T.Gibson and Janet L.Nelson（Oxford：B.A.R.，1981），317-32。

[29] 现存最早的附有图示的亚拉图为Vienna，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Cod.387（时间在809年至821年之间）；关于很多其他类似的文本，参见Byvanck，“De Platen in de Aratea，”204-33中有插图稿本的资料列表中关于亚拉图的部分。在其他二手材料中，Byvanck为Saxl，vol.1，[Die Handschriften] in römischen Bibliotheken，and vol.2，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引用了相关的目录页和图示。也可以参见Alfred Stückelberger，“Sterngloben und Sternkarten：Zur wissenschaftlichen Bedeutung des Leidener Aratus，”Museum Helveticum 47（1990）：70-81；修订版发表于Antike Naturwissenschaft und ihre Rezeption 1-2（1992）：59-72。

[30] 关于数量众多的图示，参见Saxl 4卷本的著作以及Byvanck，“De Platen in de Aratea，”204-33。对Bede的“pseudepigrapha”，包括对De signis coeli的讨论，参见Charles William Jones，Bedae Pseudepigrapha：Scientific Writings Falsely Attributed to Bed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39）。对一份迈克尔·斯科特稿本的详细研究，参见Ulrike Bauer [Bauer-Eberhardt]，Der Liber introductorius des Michael Scotus in der Abschrift Clm 10268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Munich：Tuduv-Verlagsgesellschaft，1983）。对尼姆罗德星座图像的一个简短描述，参见Charles Homer Haski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 （1924，reprinted 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60），338-41；Haskins报告，他所讨论的两个稿本中，只有一个（MS.Lat.Ⅷ 22，at the library of St.Mark’s in Venice）有图示。

[31] 关于整个中世纪时期，星座描绘风格和肖像的变化，对此一个有用的概述，参见Erwin Panofsky and Fritz Saxl，“Classical Mythology in Mediaeval Art，”Metropolitan Museum Studies 4（1933）：228-80，esp.230-41。

[32] Bauer，Michael Scotus；Franz Boll，Sphaera：Neue griechische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ternbilder（Leipzig：B.G.Teubner，1903），439-49；和Lynn Thorndike，Michael Scot （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1965），100-102。

[33] Emilie 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in HC 2.1：12-70，esp.60.关于《苏菲拉丁语大全》的详细信息，参见Paul Kunitzsch，“The Astronomer Abu’l-H.usayn al-S.ūfī and His Book on the Constellations，”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r Arabisch-Islamischen Wissenschaften 3（1986）：56-81，或 idem，“S.ūfī Latinus，”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15（1965）：65-74。

[34] BNF（Arsenal MS.1036 [Bologna，ca.1270]）.参见Kunitzsch，“Astronomer Abu’l-H.usaynal-S.ūfī，”74。

[35] Kunitzsch将它们分为四组。参见Kunitzsch，“Astronomer Abu’l-H.usayn al-S.ūfī，”68-71。

[36] Munich，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Clm.210）.关于这类星图更多的信息，参见Saxl，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19-28，或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13-17（两者都包括了这些星图与相似的伊斯兰星图之间的关系）。

[37] 关于这些星图的一个图表，参见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15 and fig.2.3。

[38] Stiftsbibliothek St.Gallen，Switzerland（Cod.Sangall.902）.这一稿本被绘制于Saxl，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22中。

[39]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Codex Palat.Lat.1368），63r，63v，64r，and 64v.关于这些地图的详细信息，参见Dana Bennett Durand，The Vienna-Klosterneuburg Map Corpu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Science （Leiden：E.J.Brill，1952），114-17，和Saxl，[Die Handschriften] in römischen Bibliotheken，10-15。其中两幅展示在Durand，pl.I，另外两幅则在Saxl，pl.XI。也可以参见John Parr 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Two Thousand Years of Map Projec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9 and 29-30。

[40] Kunitzsch，“Astronomer Abu’l-Ḥusayn al-Ṣūfī，”67，n.36.Kunitzsch纠正了Saxl的判断，即星座的风格展现了阿拉伯的影响。

[41] Durand，Vienna-Klosterneuberg，115.

[42] Durand认为，这一投影可能有着阿拉伯的来源，可能是Abū al-Rayḥān 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Bīrūnī（Vienna-Klosterneuberg，116）。

[43] Vienna，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Cod.5415）.Durand将这些地图认为是1434年在萨尔茨堡（Salzburg）由“雷恩哈斯先生（Magister Reinhardus）”绘制的（Vienna-Klosterneuberg，116）。关于更多的信息，参见Saxl，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25 and 150-55，and pls.Ⅸ and X。

[44] 例如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Arsenal MS.1036）。

[45] 然而，Kunitzsch认为，它们并不是《苏菲拉丁语大全》的一部分（“Astronomer Abu’l-Ḥusayn al-Ṣūfī，”6 n.3）。

[46] Elly Dekker，“From Blaeu to Coronelli：Constell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Globes，”in Catalogue of Orbs，Spheres and Globes，by Elly Dekker（Florence：Giuti，2004），52-63，esp.56，以及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60-61。

[47] Dekker，“Andromede，”409.施特夫勒的球仪同样展示了伊琪星座图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架佚名制作的球仪也受到了这些地图的影响。多恩的天球仪由马丁·拜利卡（Martin Bylica）拥有，并且在Ameisenowa，Globe of Martin Bylica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关于与维也纳地图的关系，尤其参见36-41，也可以参见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60-61。

[48] 在这一时间点之后，只有很少的极投影地图使用等距投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彼得·阿皮亚、卢卡斯·扬茨·瓦格纳和约翰内斯·拜尔的地图。

[49]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参见Focus Behaim Globus，2：519-21，和W.Voss，“Eine Himmelskarte vom Jahre 1503 mit den Wahrzeichen des Wiener Poetenkollegiums als Vorlage Albrecht Dürers，”Jahrbuch der Preussischen Kunstsammlungen 64（1943）：89-150。对于这些星图和它们与一幅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属于维也纳大学教授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的目前已经散佚的天球仪以及与属于马丁·拜利卡的天球仪之间关系的英语概述，参见Ameisenowa，Globe of Martin Bylica，47-55。

[50] Ameisenowa，Globe of Martin Bylica，40.

[51] McGurk，Astrological Manuscripts in Italian Libraries，xxi.

[52] McGurk，Astrological Manuscripts in Italian Libraries，xxi.McGurk也列出了迈克尔·斯科特、卢多维克斯·德安古洛（Ludovicus de Angulo）和阿方索星表（Alphonsine Tables）的抄本，以及15世纪其他附有图示的稿本，但只列有拉丁语亚拉图和西塞罗亚拉图有限的抄本，同时没有列出加洛林亚拉图伪贝丹目录和佚名的星图目录。

[53] 例如维也纳和卡塔尼亚（Catania）地图；关于维也纳[MS.5318（1474）]，参见Saxl，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132-41，关于卡塔尼亚[MS.85（15世纪）]，参见McGurk，Astrological Manuscripts in Italian Libraries，10-16。

[54] 关于维也纳（MS.5415），参见Saxl，Die Handschrifte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in Wien，150-55。Saxl对这一稿本信息的纠正，参见Kunitzsch，“Astronomer Abu’l-Ḥusayn al-Ṣūfī，”67 n.36。关于15世纪佛罗伦萨的稿本，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MS.Angeli 1147 A.6），参见McGurk，Astrological Manuscripts in Italian Libraries，33。

[55] 例如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Urb.Lat.1358），和Florence，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Cod.Plut.89）；参见Saxl with Meier，Handschriften in Englischen Bibliotheken，pt.1，lvii-lviii。

[56] 例如，托马斯·德布拉维（Thomas de Blavis），一名威尼斯的印刷匠，复制了拉特多尔特著作的第二个版本（1485），在将拉特多尔特的星座图像描绘在新的木版上的时候，创造了它们的“镜像”图像。很多这些颠倒的（和艺术性粗糙的）印刷木版后来被用于安东尼乌斯·德斯特拉塔（Antonius de Strata）制作、维克托·比萨努斯（Victor Pisanus）编辑的《现象》的1488年一个版本中。天坛座（Ara）、牧夫座（Boötes）和普莱德兹座（Pleiades）被用木雕版的图像替换，推测是因为出版者缺乏这些特定的木版。对于牧夫座和天坛座的这些特定呈现偏离了标准的模式。早期“天文诗”版本的一个不常见的例子是由Melchior Sessa出版的（Venice，1512）。一个稍晚的版本是在1517年由Sessa和Pietro di Ravani出版的。很多星座的图示明显不同于那些由拉特多尔特和他的仿效者绘制的。一些恒星位置的描绘和恒星的数量被改变，以与托勒密的恒星位置保持一致（用于修订恒星数量和位置的文献并不清楚；它们与托勒密的那些非常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同时附有这些修改过的段落的插图反映了新的文本。当然，某些地图，例如那些为大熊座和金牛座（Taurus）绘制的，似乎反映了对夜空直接观察的影响。然而，一些星座，仿效了较早的模板，尤其是那些在空中最南部分的星座；这些星座的图示来源于拉特多尔特。

[57] 重新使用了10个木版；融合了天蝎座（Scorpio）和天秤座（Libra）图形的木版被重刻以创造两个独立的图示。

[58] Warner提到了一个佚名的著作，Astronomia Teutsch，Himmels Lauf，Wirckung unnd Natürlich Influenz der Planeten unnd Gestirn...（Frankfurt，1578），其中描绘了迈克尔·斯科特的星座帕拉贝伦座和军旗座。她推测佚名的Eyn newes complexions-buchlein（Strassburg：Jakob Cammerlander，1536）同样包含了这两个星座的图像，该书是一个附有插图的迈克尔·斯科特的文本（Sky Explored，272-73）。

[59] Leiden，Bibliotheek der Rijksuniversiteit（MS.Voss.Lat.Q.79）.Warner关于德盖尹的图示来源于拉特多尔特的图像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关于莱顿“亚拉图”更多的信息，参见Ranee Katzenstein and Emilie Savage-Smith，The Leiden Aratea：Ancient Constellations in a Medieval Manuscript （Malibu，Calif.：J.Paul Getty Museum，1988），以及Dekker，“Blaeu to Coronelli”。

[60] Warner，Sky Explored，270.

[61] 可能的模板包括Pierpont Morgan Library，New York（Giovanni Cinico，Naples，1469）和BL（Add.MS.15819）中的绘本地图。

[62] 如同那些单一星座图像，这一地图在其他文本中被复制和重印，如Scriptores astronomici veteres，2 vols.（Venice：Aldus Manutius，1499）。地图并不来源于拉特多尔特，就像该书中其他插图那样。

[63] Dekker提到来源时，将其称为“一个时间为1440年的较早的绘本地图”（推测就是Vienna Cod.5415 地图）；参见Dekker，“Conspicuous Features，”81。Warner说到，来源可能是“15世纪中期，维也纳的天文学稿本中的星辰图录和天球平面图”（Vienna Codex 5415）或“1503年稿本中的天球平面图，其是由纽伦堡的一名佚名艺术家与康拉德·海因福格尔、塞巴斯蒂亚诺·思伯雷纽斯（Sebastian Sperantius）和泰奥多尔·乌尔森纽斯（Theodore Ulsenius）合作绘制”的。这是因为在星辰中存在相似的错误；参见Warner，Sky Explored，71-75，引文在74。Ameisenowa推测丢勒的模本可能是一幅现在已经散佚的绘本星图（Globe of Martin Bylica，40-44）。也可以参见将丢勒的著作与1503年的绘本平面天球图联系起来的涉及内容广泛的论文，即Voss，“Eine Himmelskarte vom Jahre 1503”；对星图的详细描述，参见Rosenfeld，“Celestial Maps and Globes and Star Catalogues，”154-72；以及Edmund Weiss，“Albrecht Dürer’s geographische，astronomische und astrologische Tafeln，”Jahrbuch der Kunsthistorischen Sammlungen des Allerhochsten Kaiserhauses7（1888）：207-20，和Günther Hamann，“Albrecht Dürers Erd- und Himmelskarten，”in Albrecht Dürers Umwelt：Festschrift zum 500.Geburtstag Albrecht Durers am 21.Mai 1971 （Nuremberg：Selbstverlag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Stadt Nürnberg，1971），152-77。

[64] 三位人物各自的作用在南半球地图的署名中有着清楚的描述。

[65] 地图包括那些由欧福西诺·德拉沃尔帕亚（Eufrosinodella Volpaia）（1530）、彼得·阿皮亚（1536和1540）、卡斯珀·沃佩尔（1545）绘制的地图和一些佚名绘制的版本。按照安德烈亚·科萨里的观点，沃尔帕亚星图包括非托勒密的南半球星图。阿皮亚的原始地图，Imagines syderum coelestium...（Ingolstadt，1536），在Astronomicum Caesareum（Ingolstadt，1540）中重印，作为一个可旋转轮盘（volvelle），这本著作是天文学史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有很多可旋转轮盘（大多数是关于行星的）。然而，与丢勒不同，阿皮亚使用了极等距投影替代了立体投影。阿皮亚还对丢勒的图形进行了些许修改，为牧夫座增加了猎狗，在波江座中增加了一个人物形象；猎狗之前已经出现在1493年约翰内斯·施特夫勒的手绘球仪中（关于这一球仪更多的信息，参见由Elly Dekker撰写的Focus Behaim Globus，2：516-18中的条目）。阿皮亚地图然后由James Bassantin复制到了Astronomique discours（Lyons，1557）中；参见Warner，Sky Explored，10 和Dekker，“Conspicuous Features，”81。对阿皮亚及其著作的详细概述，包括其与伊斯兰原始材料的联系，参见Paul Kunitzsch，Peter Apian und Azophi：Arabische Sternbilder in Ingolstadt im frühen 16.Jahrhundert（Munich：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6）。单一星座的地图包括那些由海因里希·德西默尔（1587）和Zacharias Bornmann（1596）绘制的。专题星图，包括那些由科尔内留斯·赫马（Cornelius Gemma）（1577年的彗星图）和撒迪厄斯·哈格修斯·埃比晗耶克（Thaddaeus Hagecius ab Hagek）绘制的地图（1572年的新星图和1577年的彗星图）。这一注释中引用的所有二维地图的进一步信息，可以在Warner，Sky Explored中找到。除了文本中提到的赫马·弗里修斯和德蒙热内特的作品之外，还包括一架由约翰尼斯·普拉托里乌斯于1506年制作的球仪；参见Dekker in Focus Behaim Globus，2：637-38。对来自16世纪中期的6架天球仪的研究，参见Dekker，“Conspicuous Features”，其中她使用丢勒的地图作为比较的基础。

[66] 唯一重要的差异就是波江座；参见Elly Dekker，“Uncommonly Handsome Globes，”in Globes at Greenwich，87-136，esp.87-91（包括完整的图片档案）；idem，“Conspicuous Features”；和Elly Dekker and Peter van der Krogt，“Les globes，”in Gerard Mercator cosmographe：Les temps et l’espace，ed.Marcel Watelet（Antwerp：Fonds Mercator，1994），242-67，esp.263-66。

[67] 1552年的球仪贴面条带只包括了猎狗。关于德蒙热内特传统更多的信息，参见Elly Dekker，“The Demongenet Tradition in Globe Making，”in Globes at Greenwich，69-74。

[68] 其他受到德蒙热内特影响的球仪，参见Dekker，“Demongenet Tradition，”72。关于卡普拉罗拉天体天花板的更多信息，参见Loren W.Partridge，“The Room of Maps at Caprarola，1573-75，”Art Bulletin 77（ 1995）：413-44；Kristen Lippincott，“Two Astrological Ceilings Reconsidered：The Sala di Galatea in the Villa Farnesina and the Sala del Mappamondoat Caprarola，”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53（1990）：185-207；和Deborah Jean Warner，“The Celestial Cartography of Giovanni Antonio Vanosino da Varese，”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34（1971）：336-37。瓦诺西诺还在梵蒂冈的博洛尼亚厅（Sala Bologna）绘制了天体天花板。

[69] 关于天琴座这一特定呈现方式更多的信息，参见Paul Kunitzsch，“Peter Apian and ‘Azophi’：Arabic Constellations in Renaissance Astronomy，”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18（1987）：117-24，esp.122，或idem，Peter Apian und Azophi，45-50.69.Warner，Sky Explored，123。

[70] Warner，Sky Explored，123.

[71] 1541年的再版中展现了Claudius Ptolemy，Omnia，quae extant opera，geographia excepta（Basel：Henrich Petri，1541）中托勒密的星辰目录。在Warner，Sky Explored，123-26中列出了其他再版的版本。

[72] 洪特地图对于其他很多制作者而言是灵感的来源，这些人包括亚当·杰夫吉斯（Adam Gefugius）（1565）、卢奇利奥·马吉（Lucilio Maggi）（1565）、扬·扬努洛士奇（Jan Januszowski）（1585）和西蒙·吉罗（1592）；它们似乎还影响了约斯特·安曼（1564）特定图形的风格（尽管不是整幅星图）。参见Warner，Sky Explored中各自的条目。安曼地图在Sky Explored，274中列出，名为“Anonymous Ⅶ”；在Rodney W.Shirley，The Mapping of the World：Early Printed World Maps，1472-1700，4th ed.（Riverside，Conn.：Early World，2001），129 and 132（No.113）中列出了一幅陆地图，其中提到了对应的天体图。

[73] 对这两位制图学者所使用的投影的简短讨论，参见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22-23。

[74] Snyder认为，等距投影“在极坐标天体图中的流行程度仅仅只有立体投影的一半”（Flattening the Earth，29）。

[75] 参见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15，关于一幅极坐标立体投影的图示，其附属于一幅拜占庭（Byzantine）地图，后者同样有助于解释以布莱格拉夫地图为代表的延伸至可视边界的地图。

[76] 关于皮科洛米尼及其地图集的详细信息，参见Rufus Suter，“The Scientific Work of Allesandro Piccolomini，”Isis 60（1969）：210-22。

[77] Suter，“Allesandro Piccolomini，”221.

[78] 在德西默尔星图和丢勒星图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例如在德西默尔星图中，天琴座缺少琴弦，而蛇夫座（Ophiuchus）的正面也差异很大。德西默尔的星图同样包含有增加了数量的网格线，类似于丢勒传统中的那些，如Warner的“Anonymous Ⅲ”的星图或球仪（Sky Explored，271）。

[79] 例如，金牛座总共有34颗编号的恒星，而丢勒星图中则有33颗。

[80] 加卢奇的著作出版了多个版本（Warner，Sky Explored，91）。

[81] 例如，参见Warner，Sky Explored，xi。

[82] Guillaume Postel，Signorum coelestium vera configuratio aut asterismus...（Paris：Jerome de Gourmont，1553）.

[83] Lucas Jansz.Waghenaer，Spieghel der zeevaerdt（Leiden：Christoffel Plantijn，1584-85）；关于更多的信息和其他版本，参见C.Koeman，Atlantes Neerlandici：Bibliography of Terrestrial，Maritime，and Celestial Atlases and Pilot Books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Up to 1880，6 vols.（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7-85），4：465-501。

[84] 例如，后发座出现在安曼（1564年）和扬努洛士奇（1585年）的星图中，而安提诺座出现在一幅1578年的科尔内留斯·赫马关于彗星的星图中（本章稍后对此进行讨论）。

[85] 两部著作都于1533年在因戈尔施塔特出版。这一星图在Savage-Smith，“Celestial Mapping，”61-62；Kunitzsch，“Peter Apian and ‘Azophi，’”117-24；和idem，Peter Apian und Azophi中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描述。

[86] 关于沃佩尔地图的抄本，参见Jerónimo Girava（1556）、Giovanni Andrea Valvassore（1558）和Bernard van den Putte（1570）；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14-17（nos.101-2），146 and 148-49（No.123）对它们进行了描述。1556年的版本是一个非常概略的抄本，而其他两者则被认为非常接近于原作。

[87] 地图包括由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和马泰奥·帕加诺（约1550年）、贾科莫·加斯塔尔迪（以及其他人）（约1561年）、赫拉德·德约德（1571年）、纪尧姆·波斯特尔（1582年）、彼得吕斯·普兰修斯（1592年和1594年）、威廉·扬茨·布劳（约1608年和1619年）、小约道库斯·洪迪厄斯（1617年）、约翰·斯皮德（1626年）、Cornelis Danckerts（1628年），Jean Boisseau（1636年和约1645年）、Claes Jansz.Visscher（1638年）、梅尔基奥尔·塔韦尼耶二世（1643年）、约安·布劳（1648年），Nicolas I Berey（约1650年）和胡戈·阿拉德（约1652年）绘制的。

[88] 所有这些星图进一步的信息，可以参见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并不清楚加斯塔尔迪1546年的地图是否最初设计时就已经插入了天体图，就像帕加诺的副本那样；较早地图的唯一现存的副本是缺乏图框插图的证据。

[89] 与文艺复兴时期天球仪和星图有关的各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响和发展，更多的相关信息，参见Dekker，“Blaeu to Coronelli”。

[90] 例如，之前提到的沃佩尔的例子；普兰修斯在他1592年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新星座天鸽座和持棒卫士座，同时在他1589年的球仪上则包括了南十字座、南三角座（Triangulum Australe）和麦哲伦星云（Magellanic Clouds）。

[91] 可能在16世纪有着在世界地图中插入使用了赤道投影的天体半球的例子，尽管没有一幅这样的地图从这一时期保存下来。一幅被推测为1559年地图的1795年复制品中包含了这种星图[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18-19（No.103）]。

[92] 吉罗自己绘制了这一地图，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粗糙的艺术性、从其他制作者那里复制的历史以及在16世纪很可能存在赤道投影地图的先例，尽管没有一幅保存下来。

[93] 至于例子，1533年普鲁格纳的彗星地图在本章稍后进行了讨论。关于球形和其他类球形的投影，如斜轴正射投影的信息，参见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14-18。

[94] 这与Warner的判断不同，他认为它们严格来源于赫罗齐厄斯亚拉图的德盖尹的图示（Sky Explored，18）。特定的星座图，如仙女座（Andromeda）、仙后座（Cassiopeia）、双鱼座（Cetus）和一些黄道星座确实是符合的，但其他很多则不是。

[95] 拜尔还在天琴座中整合了受到伊斯兰影响的eagle-instrument，尽管乐器部分的设计来源于赫罗齐厄斯亚拉图。关于拜尔影响的更多信息，参见Dekker，“Blaeu to Coronelli，”55-57。关于萨内顿风格更多的信息，参见“Blaeu to Coronelli，”52 and 57，萨内顿指的是扬·彼得斯·萨内顿（Jan Pietersz.Saenredam），一位约1598年的布劳天体仪贴面条带的雕版师。

[96] 奥斯汀·罗耶（Austin Royer）是最早的，时间是1679年；参见Warner，Sky Explored，18。

[97] 拜尔标识某些星座的方法并不一致。对拜尔字母分配法的详细描述，参见Joseph Ashbrook，“Johann Bayer and His Star Nomenclature，”in his The Astronomical Scrapbook：Skywatchers，Pioneers，and Seekers in Astronomy，ed.Leif J.Robin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411-18。

[98] 关于后续版本的一个列表，参见Warner，Sky Explored，19。

[99] 17世纪前半叶星图的流通情况，主要基于Warner在Sky Explored中对星图的调查，以及Anna Friedman Herlihy在Star Charts of the 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 （Chicago：Adler Planetarium & Astronomy Museum，即将出版）中的调查。

[100] 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19.约翰内斯·开普勒似乎第一次使用这一投影来绘制1604年（1606年）新星的天体图。Orazio Grassi在他的三幅彗星图（1619年）中也使用了这一投影。此后对于这一投影比较重要的使用似乎就是Ignace Gaston Pardies（1673）。

[101] Friedman，Awestruck，16.不知道具体是梅尔基奥尔·塔韦尼耶一世（Melchior I）还是梅尔基奥尔·塔韦尼耶二世（Melchior II Tavernier）。

[102] 关于星图中使用圆锥投影的更多信息，参见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31 and 68。对于圣经星座的形成和改名缺乏研究。关于基督教对黄道的解释，参见下列详细研究：Wolfgang Hübner，Zodiacus Christianus：Jüdisch-christliche Adaptationen des Tierkreises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Königstein：Hain，1983）。

[103] Warner，Sky Explored，104-5.

[104] 关于增加部分的详细情况，参见Warner，Sky Explored，229-32。

[105] 关于圣经星座以及它们传统对应物的一个完整列表，参见Warner，Sky Explored，231。

[106] 反印是来自刚刚上墨的印刷品的反转图像。不是图集的所有复制品都有反印。在Adler的一个例子中，星辰是从外视角描绘的，尽管有着“穹庐”的书名页。此外，至少一份副本（在自私人手中）有着带有星座人物形象的地图的反印。

[107] Andreas Cellarius，The Finest Atlas of the Heavens，intro.and texts R.H.van Gent（Hong Kong：Taschen，2006）和Warner，Sky Explored，53-54。

[108] 例如，被经常复制的Bayeux挂毯（1073—83）显示了1066年彗星的局部。

[109] 例如，《纽伦堡纪事》（1493） 或Diebold Schilling稿本（约1508—1513）。关于其他例子，参见Roberta J.M.Olson，“...And They Saw Stars：Renaissance Representations of Comets and Pretelescopic Astronomy，”Art Journal 44（1984）：216-24，和Sara Schechner Genuth，Comets，Popular Culture，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osmolog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10] 基于彗星外观进行占卜，这方面的详细信息，参见Schechner Genuth，Comets。

[111] 关于托斯卡内利的更多信息，参见Clarisse Doris Hellman，The Comet of 1577：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74-75；Jane L.Jervis，Cometary Theory in Fifteenth-Century Europe （Wroclaw：Ossolineum，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1985），43-48；和Yeomans，Comets，24-26。

[112] 对这些星图进一步的描述以及托斯卡内利的传记材料，参见Jervis，Cometary Theory，43-85。

[113] 其他的应当是1426年戴芬拜克的康拉德的四幅地图。

[114] 阿皮亚在他的Practica auff das MD ⅩⅩⅩⅤⅠⅠⅠⅠ Jar gemacht in der Löblichen hohenschul zu Ingolstadt中绘制了两幅相似的图示（Landshut，1539），但是在准确性上都不如《简短报告》的题名页。Practica的题名页显示了一颗彗星穿过狮子座，但是没有提到特定的恒星或按照日期标出每天彗星的样貌；一幅内部图示显示了正在一条与黄道近似平行的轨道上行进的彗星——在第二幅图示中，在观测位置上标记了观测的时间，如牧夫座中的一颗恒星——但是这一地图缺乏《简短报告》中那幅地图的准确性。

[115] 其他彗星路径图可能是为1532年或1533年的彗星而绘制，但我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同样可能的是，阿皮亚并不是德意志这一形式的开创者，但是没有发现更早的印刷的彗星图。

[116] Hellman，Comet of 1577，107，108 n.233，and 109 n.241.这是她提到的彗星路径图中最早的例子。

[117] 关于具体细节，参见Hellman，Comet of 1577，或Warner，Sky Explored。

[118] R.H.van Gent，“De nieuwe sterren van 1572，1600 en 1604 op de hemelglobes van Willem Jansz.Blaeu，”Caert-Thresoor 12（1993）：40-46，以及Van der Krogt，Globi Neerlandici，493，494，504，507，and 517。

[119] 关于这些地图更多的信息，参见Warner，Sky Explored。

[120] Warner，Sky Explored，8.

[121] 在Wiesenbach，“Pacificus von Verona，”233 and 236中可以找到中世纪的例子。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的例子就是来源于Peter Apian，Cosmographicus liber （Landshut，1524，和大量后来的版本）的夜间图示。

[122] 例如，阿皮亚四分仪的设计包括了辅助其功能的16颗主要恒星；在他关于四分仪的图示中，恒星的编号与收录在较晚著作中的星图一致。Peter Apian，Instrument Buch （Ingolstadt，1533；reprinted Leipzig：ZA-Reprint，1990），以及idem，Quadrans Apiani astronomicus et iam recens inuentvs et nunc primum editus（Ingolstadt，1532）。

[123] 时间指的是现存最早的抄本或出版物的时间。

[124] 尽管科萨里和迪迪诺的地图是在麦哲伦航行之前，但现在通常被称为麦哲伦星云的这两个天体群（现在认为是星系），使用的是一个可能是在17世纪创造的术语。一项对最南部天空的绘图的综合性研究，参见Dekker，“The Light and the Dark”。

[125] 普莱德兹座最早的准确的单幅星图是由马瑟琳在1579年绘制的；参见Warner，Sky Explored，169。在马瑟琳星图之前，这一星群在伊琪和亚拉图的稿本和印刷本中经常被单独绘制。

[126] 关于这些地图的详细信息，参见Warner，Sky Explored，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