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悬而未决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涉及货币、政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源于有关货币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250年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除非在“失控”时，否则货币并不重要，而政府干预市场通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撒切尔夫人的那句名言，“你不能逆市场而行”。有学者声称，竞争性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趋向于实现充分就业。政府经常以命令的形式进行干预，这会扰乱就业市场，创造或促进垄断，阻碍价格调整，更严重的是，政府“胡乱操纵”货币供给，诱使人们以错误的价格进行交易。起初，人们认为应该基于金本位来控制货币供给；在金本位瓦解以后，就应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供给。政府的职能应仅限于为有效率的市场交换提供必要条件。宏观政策的唯一任务是控制货币供给。

凯恩斯主义革命成功地挑战了这种政策观点。这场革命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并在70年代之前主导了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货币经济（货币经济是指用货币而非商品签订合约的经济）有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倾向。这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将其花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用凯恩斯的话来讲，拥有金钱“能缓解我们的焦虑”。由于货币拥有“价值储藏”的职能，宏观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因此，政府的任务是维持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平衡，这意味着对货币的管理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一部分。但是，必须保持有序状态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市场体系本身。如果放任市场不受管理和监管，它将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自由经济体系经历了唯一一段稳定和增长的时期。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挫于“滞胀”，即通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凯恩斯主义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新古典经济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应该授权央行来控制通胀，让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自然失业率被认为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失业者应该外出找工作。[1]

用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来表述，货币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总支出，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目标相适应。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为经济提供适量的货币，而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因为财政政策不能影响总支出的水平，只能影响总支出的结构。这正是2008年“占据主流的”经济学说。

2008年经济崩溃及其余波是对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次检验。这次检验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场实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根据当时的主流观点，崩盘本不应该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也会迅速复苏。但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且从来不可能实现迅速或者全面的复苏。然而，利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旧凯恩斯主义药方已经受挫于滞胀，其名誉尚未得到恢复，因此，未来的政策取向仍然悬而未决。

2008年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私人债务的积累，这主要源自贷款人的欺诈和借款人的短视。银行、企业和家庭的全球巨额债务呈倒金字塔状，置于狭小的底层资产之上，也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当地基摇晃时，金字塔就轰然倒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跌。2007—2008年银行净资产的下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下降，这种影响传导至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中，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与信心一同烟消云散。

这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促使股市在10月份崩盘。一旦银行开始倒闭，股市开始下跌，“实体”经济就开始下滑。银行停止放贷，债权人取消债务人抵押品的赎回权，企业解雇工人，总支出萎缩。这使得全球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普遍陷入衰退，不禁让人想起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

一年之后，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过去了。与1929年不同的是，为防止灾难的发生，政府进行了干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积极向其紧缩的经济体系注入货币。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国家财政收入的暴跌使公共债务达到了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使得最顽固的正统经济学说死灰复燃，即政府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经济稳定下来，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将自己重新关进财政约束的牢笼之中，尽管严重的危机曾使它暂时摆脱了这一束缚。如今，货币扩张的步伐放缓了，因为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已经尽其所能，与此同时，财政紧缩政策也在放松，因为人们认识到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未来，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如何使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这场危机起源的标准解释是，首先金融部门受到了一次冲击，尽管并不清楚这一冲击是如何出现的，然后这一冲击通过信贷冻结传导至非金融部门。然而，问题的根源有可能在非金融部门。尽管人们对21世纪初之前的“大缓和”时代有着美好的回忆，但是，于2008年崩溃的西方经济体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这时的失业率大约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两倍。家庭和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50%上升到2008年的170%，这一迹象表明在危机之前的经济中，很多部门已经无力偿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明显加剧的结果。实际工资增长停滞或下降，投资从历史高位回落，生产率的增长也随之下降。金融部门比整体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金融家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富裕得多。危机发生之后，不难察觉存在“长期停滞”的迹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际收入的停滞是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其影响通过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传导至金融部门。“大缓和”主要以低通胀和周期稳定而闻名。现在看来，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危机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前途未卜。在撰写本书时，复苏中的金融体系和缓慢恢复的实体经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