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框架

本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引导读者回顾一战之前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历史争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危机之前的正统观点至关重要。第二篇探究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衰，展示这段历史如何以部分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告终。第三篇展示了2008—2009年经济崩溃及其余波如何考验这种得以恢复的政策，之前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再次浮现。第四篇是结论，我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框架。

第一篇的三章介绍了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历史。第1章考察了关于货币起源、货币性质、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以及货币价值紊乱有何后果的争论。第2章介绍了19世纪关于如何维持货币秩序的三次重大争论，这些争论始于金本位时代，并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货币数量论兴起时达到高潮，这也是第3章的主题。这一章以欧文·费雪和克努特·维克塞尔分别提出的货币数量论为代表，指出了有关货币理论的分歧。

第4章考察了19世纪的财政政策理论。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财政规则和货币规则被认为是互补的。它们的共同目的是防止政府发行过多的货币。在英国的引领下，到1900年，所有“文明”国家都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政府在尽可能低的税收和支出水平上平衡预算。但是，“最小政府”的理念在英国之外从未被完全接受。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重商主义理论始终认为，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自由贸易虽然得到经济学家的大力鼓吹，但是从未在欧洲大陆被广泛接受，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放任的理念开始受到民主制度崛起、当时的经济衰退以及福利国家兴起的挑战。1888年，“失业”一词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这标志着一个“问题”的到来，而这个“问题”将主导未来80年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第二篇追溯了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起、辉煌和衰落，这段时期从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5章展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如何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二战之后的30年间，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似乎证明了这一理论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第6章的主题。凯恩斯主义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陷入了困境，并被货币主义取代，而货币主义实际上是回归到凯恩斯主义之前有关货币和政府的正统观点。第7章以介绍“新共识”（New Consensus）作为结束，“新共识”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合体，而2008年的经济崩溃又使“新共识”轰然倒塌。

在经济学经历了一连串理论上的曲折回转之后，每个人都会惊讶地发现经济理论始终坚守一个核心观点，即不受干预的市场体系往往趋向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除非受到“故意捣乱”行为的阻碍，而这通常是政府所为。这首先来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这一见解在1874年莱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得到了正式表述。很久之后，直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基于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才发展出来。在与实际情形不符时，故事主线经过了大量修改和限定，但总是以大体不变的形式重新出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从未经历过如自然科学曾偶然经历过的那种真正的“范式”转变。我所说的范式转变是指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研究对象。凯恩斯主义革命最接近这种范式转变。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始终如一，没有进步可言。这种持续性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解释，即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经济学的逻辑与支持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本书第三篇是对2008年经济衰退的理论和政策回应。这一篇将这些回应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涉及的历史争论联系起来，并展示了过往的经历对理论和政策回应产生了何种影响。第8章和第9章说明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或者未能应对经济低迷的挑战。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是，随着财政政策因为政府债务膨胀而迅速失去效力，稳定经济生活的重任落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肩上。第8章探讨了财政整顿的理论和实践，即政府为消除赤字和减少国家债务以恢复“信心”付出的努力。第9章考察了量化宽松的基本原理及其取得的有限成功，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央行试图通过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来抵消财政整顿的通缩效应。我得出的大致结论是，危机后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组合拳成功地防止了2008—2009年的崩溃演变成另一场大萧条，但是未能成功恢复持久的经济繁荣。实际上，这些措施挽救了因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那些年金融业的恣意妄为而受损的经济，但是也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我们的经济仍然依赖那些支持其运行的体系，这些体系的崩塌将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第10—12章考察了金融不稳定的结构性原因。第10章分析了愈加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第11章聚焦于金融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信贷需求爆炸式增长的结果。第12章探讨经常账户失衡对危机之前经济体系的不稳定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是最后一篇的主题：该怎么做？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以前的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即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确保一个使用货币且主要由私人所有的分散化经济相对平稳地运行，而且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均尚能被容忍？

技术性的内容我尽量放在各章的附录中，以免打断读者的思路。

附录0.1 思想观念、既得利益与周期循环

思想观念与既得利益

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但是，或早或晚，无论其好坏，危险的都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6]任何参与思想生产的人都必定相信这一点，除非他是被人收买而提出某些思想。在当今世界，思想主要来自学术界。纯粹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知识追求，其标志性特征是公正无私，其目的在于探究真理。学者的世俗利益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或研究结论。

与此同时，还有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成功的社会学”。简而言之，为什么有些观念会被接受，而有些观念则受到了排斥或被边缘化？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因为新观念比旧观念使我们更贴近现实。因此，量子物理学取代了经典物理学。现实是始终不变的，只有理论会随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改变。预测能力是一个科学假说是真是伪的终极检验。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说法就不那么正确了。自然界并不干涉人们对它的观察，但人类社会并非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可变性。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在某个时刻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另一时刻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命题并不满足“普遍性标准”，它们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正如阿米尔·库马尔·达斯古普塔（Amir Kumar Dasgupta）指出的[7]，经济学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不会相互取代。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无法被成功地证实或证伪，只能暂时做到这一点。经济学的进步在于更精确地表述思想，而不是思想本身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而这种精确可能会以牺牲解释力为代价。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议程和权力结构受该领域之外的权力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经济研究计划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当然，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他们写道：“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8]

思想观念、环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思想观念并不直接受环境的支配。产生理论的学科在其概念、技术和术语方面表现出了长期的稳定性。这就是范式转变很少发生的原因。诚然，学科会转向新的议题。但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新议题都与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理论家可能只是对这些老议题感到厌倦，觉得有关它们的争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议题的变化也与学科内部的代际更迭有关。

更贴近本书主题的说法是，当世界的重大事实发生改变时，思想观念就会发生变化。达斯古普塔谈到了“经济理论的时代”。他写道：“一套经济理论体系会发生演变，以回应经济中一组特定环境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问题。随着环境变化，或者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发生变化，问题会被修改，新的理论体系随之产生。”[9]达斯古普塔正确地区分了环境变化和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态度发生的改变。一个巨大的冲击可以颠覆现有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的政策。但是，这些观念和政策朝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这是不确定的。一战之后的大萧条使得与自由主义相竞争的各种主张受益匪浅，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凯恩斯式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形式的主张。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阵痛导致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同时爆发，意识形态和政治将会走向何方仍有待观察。

因此，思想和问题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谁掌握了解释的权力，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这就引出了权力的问题。

借用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话，我们可以把思想视为某种形式的“软实力”，它提供了我们就现实展开辩论的结构。[10]或者一种更全面的说法是思想塑造了我们的意识，也就是我们解读世界的方式。

因此，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权威来源。政治家、商人、公务员等实务工作者是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相比，思想生产者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既得利益集团纵使能够也没有资格决定为其实践进行辩护的思想的确切形式。因此，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辩护相比商业阶层的辩护更具普遍性，同时也更有针对性。比如，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反对保护主义和垄断，而企业则普遍持支持态度。因此，思想能够使自利显得更开明。

思想是由非营利机构创造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解决软实力背后的硬实力问题。谁为培养当代商业精英MBA的商学院提供资金？谁资助了媒体和智库的思想传播？即使在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社会中，思想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普及者面临的激励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的商业议程是什么？

我们必须避免过于简单化。把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这要困难得多，而且我认为也是徒劳的。尽管文化精英通过许多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社会和经济机制融入商业体系，但对现状，他们既可能持批评的态度，也可能表示赞赏。[11]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虽然持续存在而且通常很深刻，但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政府也不只是或者不总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至少在理论上，它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公共知识分子”在公私混合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由企业发号施令的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主张思想的独立性是对原始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修正，而且，我敢说马克思本人也会接受这种修正。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像国家一样，知识分子阶层也只能获得“相对自主权”，而且无论他们如何改头换面地表述自利的概念，思想几乎不会颠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追求。务实的人最喜欢用科学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偏见。最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须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就是金融阶层。

周期循环

受物理学启发，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体系。扰动被认为是短暂的，并且可以自我校正。但是，与历史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一直对经济生活的规律、创新和破坏的浪潮、政治经济体系的兴衰十分感兴趣。最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是一种长达40年或50年的长波，它始于一系列新技术，当这些新技术被用完时就会进入衰败期。熊彼特在描述资本主义创造与破坏的循环时就引用了这一观点。长周期中有时间较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持续时间为8~10年。尽管经济周期缺乏恰当的科学解释，保罗·萨缪尔森甚至将周期理论称为“科幻小说”，但是经济周期仍然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典型的宏观经济概念，比如“周期性调整的预算赤字”，明显是指持续一定时间的短周期，它围绕某种“正常”或“长期”状况震荡。

历史周期是指某种道德或者社会的扰动，而不是某种技术性均衡。也就是说，它们将技术创新嵌入更宏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框架中。据说，社会就像钟摆一样，在活力与衰败、进步与反动、奢侈浪费与极度节俭之间交替往复。每一次扩张都会产生过剩的危机，从而导致反方向的变化。均衡很难实现，而且均衡总是不稳定的。

在《美国历史上的周期》（1986）一书中，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将政治经济周期定义为“国家干预在公共目的和私人利益之间的不断变化”。他认为，时代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来回摇摆，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核心概念都是“危机”。自由主义时期受制于权力腐败，理想主义者不得不随波逐流，保守派反对寻租的论点赢得了胜利。但是，保守主义时期却屈服于金钱腐败，金融家利用放松监管获得的自由来欺骗公众。市场监管不足的危机预示着向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回归。

这种观点与美国的历史叙事相当契合，在全球范围内也讲得通。保守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然而，尽管学术界很早就拥护自由贸易，但是在一场重大危机发生以后，即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政策才发生了实质性改变，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

在19世纪70年代，钟摆开始摆回到历史学家戴西（A. V. Dicey）所说的“集体主义时代”。触发这一转变的重大危机是第一次全球大萧条，这是由食品价格暴跌导致的。这次冲击如此严重，以至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重大转变分为两波。第一波，除了英国，所有主要国家都提高了关税，以保护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就业。英国依靠大规模对外移民消除了农村失业。第二波，除了美国，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实施社会保险计划，以帮助其公民防范生活中的风险。1929—1932年的大萧条催生了第二波集体主义浪潮，这与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关键产业国有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对银行业和电力行业进行监管，最终走上了社会保障之路。国际资本流动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这样的钟摆运动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否则西方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而这正是全球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命运。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主义危机之前，随着贸易在1945年后逐步摆脱关税的束缚，资本流动也更加自由，钟摆已经开始回摆。当时的规则是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社会民主。

在凯恩斯的帮助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建立，这是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国际上的表现。这一体系的目标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冰冻期之后，通过提供一个抑制经济民族主义动机的环境，实现自由的对外贸易，其核心是固定汇率制度。汇率的调整需要各方同意，以免出现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因滞胀和政府无能而瓦解。它大体上契合施莱辛格提出的“权力腐败”概念。凯恩斯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制定者狂妄自大，认为自己掌握了自上而下管理和控制经济社会的知识和工具，这是“知识腐败”。哈耶克在其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猛烈抨击了这种弊病。20世纪70年代，通过控制工资和价格来抑制通胀的尝试直接导致了一场“治理危机”，因为工会，尤其是英国的工会，拒绝接受这些措施。政府为公共和私人生产者集团提供了大量补贴，助长了新右派认定的典型的腐败行为，即寻租、道德风险和搭便车。政府失灵的明显证据抹去了对市场失灵的早期记忆。新一代经济学家抛弃了凯恩斯，借助复杂深奥的数学，重新发明了市场可以自我修正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重创，各国政府屈服于自由市场力量的“必然性”。随着1989—1990年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钟摆回摆已成全球趋势。

潮流逆转有一个明显的牺牲品，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该体系由于美国拒绝限制国内支出而土崩瓦解。货币自由浮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步放开。这预示着向全球化的全面转变。作为一种理念，全球化并非没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的观念是，民族国家对如此多有组织的暴力和浪费性开支负有责任，它正在走向没落，并将被全球市场取代。2004年，加拿大哲学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概括了全球化的前景：

在未来，决定人类发展进程的将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或军事力量。自由市场将迅速建立自然的国际平衡，不受原来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影响。由于贸易壁垒减少，国际贸易的增长将会掀起一股经济社会浪潮，它会使所有人受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穷人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繁荣的市场会将独裁国家转变为民主社会。[12]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危机。2008年银行业崩溃使人们对金钱腐败的不满日益加剧。新保守主义曾试图为金融富豪阶层获得巨额收益，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现象辩护。在效率的掩护下，全球化促进了数百万工作岗位外包，削弱了国家凝聚力，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样的体系需要非常成功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崩溃之后对经济结构的修复是否足以阻止钟摆重新摆向已经抬头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

[1] Norman Tebbit在1981年提出的建议，2011年他又重复了这一点。

[2] 女王提出的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可能是“为什么主流经济学中没有人预见它的到来？”。接下来是经济学家中的“主流派”的观点。在William Black、Stephen Keen、Randall Wray和James Galbraith等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金融体系明显处于不可持续的运行状态。在主流经济学家中，Raghuram Rajan和Robert Shiller可以基于各种理由，宣称自己预见了这场危机。Hyman Minsky（1992）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预见了金融崩溃的一般原因。

[3] 引自Kynaston（2017，p.358）。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致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信。

[4] 原文要比上述为人所熟知的表述更冗长一些。里根（1981）的原话是：“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5] Hicks（1976，pp.208-9）.

[6] Keynes（1973a /1936，pp.383-4）.

[7] Dasgupta（1985，pp.1-2）.

[8] Marx and Engels（1962，p.52）.

[9] Dasgupta（1985，p.4）.

[10] Lukes（1974）.

[11]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希望，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将取代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擅长将文化产品“商品化”。

[12] Saul（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