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患青少年抑郁症呢？他们身上的易感因素可能来自童年的“未完结事件”，可能来自家庭的影响，还可能来自社会的间接影响。

童年的“未完结事件”影响了孩子的现实检验能力

现实感是判断一个人心理基础和人格水平的最基础的概念，它让我们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与他人、整个社会有怎样的关系和界线”等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并接纳这一切。心理咨询师山竹认为，现实感这个概念远比所描述的更加复杂，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不过我们随时可以体会到它的意义。

如果成年人的现实感比较差，就会影响很多的关系，最终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虽然是个成年人，但是他没有完成“成年”“成熟”的过程。比如说，他完全可以处理好上级布置给自己的工作，可以很好地处理工作中和同事的关系，甚至可以做到很高的职位，却不能把个人生活和亲密关系搞好，走不进一段亲密关系，或者进入了亲密关系后又感到怀疑、冲突、无法理顺。

这源于童年成长时期的一些“未完结事件”。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让自己快乐，或者让自己不快乐，这些事情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影响我们对新的事件的反应模式，塑造我们的人格。

然而，我们小的时候力量比较弱，遇到问题无力战斗，又无法逃跑，更无力面对有强大控制欲的父母、老师。每当这时，身体就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功能，比如逃避、隔离、解离，而不是把问题整合进自己的生命和身份认同，这就形成了成长中的“未完结事件”。

平时，它只被屏蔽了、隔离了，压抑进了潜意识里，可是一旦遇到某些特定的契机，比如涉及亲密关系，那些未完成的情结就随时会跳出来作祟。造成影响的大小和程度的不同，就是你与现实的距离，也就是现实的检验能力。

青春期的孩子处于离开原生家庭、走向社会的十字路口，也处于形成现实感、完成同一性的过程中。父母要给予孩子足够好的陪伴，慢慢地引导孩子走向同伴，走向社会，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

如果一个人的现实感很差，他在遇到心理困境时就会采取不同的防御机制，例如否认、隔离、理想化、解离、分裂等，从而导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心理问题—焦虑、抑郁、应激障碍、分离障碍、人格解离、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症，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感只是一些不复杂的常识，比如“相信自己”“认清现实”，但我们很容易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偏离了常识，偏离了正轨。如果一个人的现实感足够强，有切实的身份认同感，他就不会偏离正轨太多，一个人的偏离程度距离他现实感的程度决定了他症状的严重程度。

进退之间的博弈：关爱保护还是姑息纵容

苗国栋医生认为，多数患者的父母自身有潜在的安全感不足的心理背景，即认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危险因素或者诱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往往对孩子采取过度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其行为，限制孩子对广大未知世界的了解和探索。

父母和其他长辈这样的行为模式使得孩子在对客观世界认识不足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素质（过去有人将这种素质称为“神经质”特质），如过度担心某些并不会对其构成威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有过多的留意和关注，由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往往会做出导致焦虑、紧张、恐惧、悲观等负性情绪的判断。

这种反应模式恰恰是多数精神障碍形成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在成长过程中，患者若经受了一些他们难以承受的精神刺激或压力，就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精神障碍。

患者出现某些相对典型的精神异常表现之后，患者家长多数会检讨自己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失误，但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归因判断，认为患者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外界压力过大，而认识不到自己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在其发病过程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的归因判断基础上，家长最可能做出的反应就是修正自己的教育模式，认识到自己以往过分严格的要求可能会对患者病情有不利影响，于是对孩子让步，甚至矫枉过正，采取与以往要求截然相反的措施，姑息子女的某些行为和情绪反应。同时，家长也会格外注意避免其子女面对任何可能成为精神刺激的事物，而他们认为的某事物会对其子女构成精神刺激，也完全以他们自己的判断为标准。

尽管家长的妥协有可能换来短暂的安宁，但患者也学会了利用自己患病的身份特征获得更大的利益。即使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某些行为具有“趁火打劫”的性质，但只要他们希望得到自己的实际利益，就不会顾忌这些行为模式有“饮鸩止渴”的危害。此时，患者的父母往往会在坚持自己的教育原则和迁就孩子的行为之间左右摇摆，并为此痛苦不堪，但他们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照眼前利益优先的现实选择往前走。

到这个阶段，父母和患病子女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改变：两者之间角色互换，父母唯患病子女马首是瞻，而患病子女学会了对父母实施控制和发号施令。

即使患者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甚至到了不得不到精神科医生处就诊的程度，家长仍然习惯于看患病子女的脸色行事。在就诊这件事情上，父母总是踌躇再三。原因有三：一来，患者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直面精神科医生和精神病院这样的“恶性刺激”；二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被证实患了精神病，自己没有能力承受由此带来的内心痛苦；三来，他们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迫使不愿就诊的患者就诊。

如此种种顾虑，导致患者家长出现了代替患者就诊的想法和做法，例如到医院找“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咨询，在网上查找一些相关资料，对号入座等。不到万不得已或山穷水尽，家长决不愿带患者到专科医院就诊。

即使家长愿意，带患者到医院就诊这个过程仍然困难重重。不仅患者家长要说服患者去医院有很大困难，就算勉强带患者到医院，进入诊室时也要颇费周折，有时就是因为这“临门一脚”做不到而功亏一篑。

当家长最终在犹豫中带其子女就诊，医生也认为患者的病情严重，不住院不足以达到有效治疗时，家长往往也会顾虑重重。而且他们的顾虑形形色色，基本上仍然反映了他们一向以来追求万无一失的安全心态和过度保护子女的行为特征。

实际上，通过住院使患者接受规范治疗和管理，既有益于患者获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在集体生活的环境里提高心理成熟度，又给了饱受患者疾病症状折磨的父母一个休养生息、自我疗伤的宝贵时机。

热锅上的家庭：母亲的唠叨与父亲的责骂

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宋崇升医生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蔷薇，在她上初中时，父母就离异了，原因是父亲有外遇。母亲不依不饶，闹来闹去，两个人终于离婚了，此后，母亲就没完没了地在她面前数落父亲的不是。开始她还很同情母亲，渐渐地，她觉得母亲的抱怨就是一种折磨，每当听到“你爹怎么怎么样”的责骂时，她几乎就要疯掉了。最终，蔷薇患上了抑郁症。

当前，抑郁症发病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与遗传、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童年经历、压力、性格、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均有关。蔷薇的近亲中，至少三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即有阳性家族史，此外，她自幼受到家庭关系不良的影响，这些都是导致抑郁症发生或加重的因素。

对蔷薇来说，最直接的烦恼就是母亲的唠叨。原本母亲住在老家，后来因为觉得孤单寂寞而和她住在一起。但在她看来，母亲几乎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总能发现生活中的不满意。最初，母亲怀疑保姆偷家里的东西，将几个保姆赶走或气走，后来又翻起旧账，说起前夫的种种不是。此时蔷薇已经长大成人，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父母的关系。

母亲每次抱怨时，她都会为父亲辩解，如此一来，母亲的唠叨最后就演变成了两人的战争。每次吵架之后，她都会连续几天心情不好。她和母亲的关系也一直是困扰她生活的主题。

蔷薇的经历让很多人不解，他们认为，我们当年的经历比这还惨，怎么没有患抑郁症？这孩子是不是也太脆弱和矫情了？对此，心理咨询师王骏分析了家庭冲突导致抑郁背后的深层原因。

（1）有的家长责骂孩子的时候，用的词是“废物”“垃圾”“你永远是蠢货”“怎么不去死”，等等，这种否定人生价值的词语对人的自尊杀伤力极大。孩子心里会想，“我既然这么没用，活得也没意思（没有存在价值），你既然要我去死，那我就死给你看”。

（2）挫折发生时，缺乏同龄人的支持和分担。对于同样的挫折，如果是一个人面对，难受程度会高；如果是一个群体的人同时面对，就轻松多了。大家可以相互支持，沟通情感，甚至相互做鬼脸、吐舌头，大幅度降低挫折感。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人们的兄弟姐妹很多，即使遇到挫折，大家也会一起承受，难受程度会相对降低。

（3）这一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较多的人本主义文化影响，自尊心强，但承受能力没有相应提高，一旦遭遇挫折，痛苦程度会更高。

综上所述，这类事件给我们的警醒是：

（1）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如果家长不生气也不正常），但不能过重，同时千万不能说出否定孩子人生价值的词语，这是重中之重。

（2）不能随意强制去除孩子的情感支持渠道，例如没收或毁坏手机、电脑，而是要努力改善和孩子的亲情关系，用现实中的情感沟通和尊重，逐步替换虚拟世界中的情感支持。

（3）尊重孩子，不要动辄以长辈的语调教训孩子。多倾听孩子的意见，哪怕他们的想法漏洞百出，也不要轻易否决，可以说“哦，这个办法好，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若孩子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不出大事，就让他去做。

在成长过程中，犯错误是常事，人就是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世界变化得很快，很多成年人的经验已经过时。让孩子自己行动，他会思考，然后端正思想，继续努力，最后成功收获自信、自尊，心灵和智慧得到同步成长。

（4）不要殴打孩子。教育过程中科学适度的惩戒是有必要的，但是体罚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是十分不利的。体罚可能会导致孩子撒谎以避免惩罚、习得“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产生自我怀疑等，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可能会严重损害他们的自尊心，导致更大的成长危机。

教育内卷对青少年的影响

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研究显示，中国10～24岁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在2005年至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水平（1.3%）。

显然，这不单纯是单个家庭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家庭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竟使这么多青少年患上了抑郁症？

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态度，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追求培优、拔高、超前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家长都认为课外辅导班是差生才会去的地方，也并没有给孩子报补习班培优的意识。突然，家长开始热衷于给孩子补课，从小学开始就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得去补课，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得去培优。除了基础课程，还有各种课外兴趣班，孩子离开学校就得直奔少年宫。2000年之后，中国的课外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父母与孩子的冲突也逐渐凸显。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区域一个回路会释放激素，将身体置于高度警觉状态，瞬间调动生命潜能，准备迎战各种危机。等到危机过去，应激反应系统就会自动关闭，从而休养生息。但如果危机是持续性的，应激反应系统长期开启，不能关闭，危机就会演变成慢性生理压力，最后传导到精神层面，产生各种精神疾患。

青少年或许是压力最大的群体，因为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自身学业的压力，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长辈的压力，甚至整个社会的压力。

首先，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从小学开始，孩子的学业压力就过多过重，孩子与孩子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残酷，他们实在太累了。其次，教育系统对孩子的评价过于单一，孩子的出路太窄，上名校和找一个好工作几乎成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出路。老师、学校和父母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成绩提上去，只要成绩好了，别的一切都可以不计较；成绩差了，这个孩子几乎就要被彻底否定。在上述两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孩子的情感世界逐渐成为一片荒漠。

抑郁症孩子大多都被“好学生”的阴影所笼罩，随着学习强度的增加，孩子逐渐难以招架。很多患抑郁症的孩子都会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他们在学校里是尖子生，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有高要求或是高期待。而学校内的高压环境也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困扰，学习成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矛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