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初版代序

薛凤旋教授近作《北京》一书，对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了系统的探索。将自然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将有形的物质形态研究与无形的文化意识研究融为一体，从无形中寻找有形的根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北京》是反映这一趋势的成功范例。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背景的中国首都，只有从文化意识入手才能揭示其有别于世界其他城市的个性，才能揭示其深刻的根源。

此外，《北京》在学术上还有四个特点：

（一）全面分析我国首都的第一部城市地理巨著。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对城市发展和决定性影响。剖析北京可以洞察全国城市发生和发展的机制，洞察全国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机制。从这一点说，北京是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

（二）以国际城市研究，特别是以国际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前沿为起点。书中概括了国际学术对城市的主要观点，汇集了世界上研究北京学者的主要成就。站在前人的肩上，使得专著一起步就踏入学术的殿堂。

（三）牢牢地把握着1949年以来两个体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个是1978年以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握着这两个要点，就把上起商周下至20世纪90年代融会贯通，上下数千年一气呵成，既尊重古老传统，又具备时代气息。

（四）同时用英文和中文推向世界，起到向世界介绍北京，向国内介绍世界城市地理成就的双向作用。一部优秀作品，经由后人翻译转介的不乏其数，由作者同时用双语推出的却是凤毛麟角。

对于具备上述学术素质的专著，评估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划时代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薛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学者之一。我与薛教授的学术交往已有十余年了。四年创作期间，薛教授六次北上，考察切磋。我系两位研究北京的硕士生杨旭和曾赞荣有幸得到教授多次教诲。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作为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学系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薛教授在海内外有不少兼职。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负荷下，没有乐在其中的境界是难以完成这一巨著的。

兼备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养是薛教授能够完成《北京》一书的重要前提。像薛教授这样的双语精英在香港也属罕见。只有学贯中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探索内容浩瀚的主题。

在祝贺《北京》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发行的前夕，企望风华正茂的薛教授不断有新的佳作问世。

胡兆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199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