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初版序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这里的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它的城市却构筑在英国的规划传统上，具有一定的殖民色彩。我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和到伦敦大学的攻读，培养了我对西方工业国城市理论和有关规划的认识。我对一个真正的中国城市的认识要迟至1970年。该年我首次在一个中国大陆城市——广州——的街上溜达。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中国城市在一个独特的制度之下如何与世界其他城市迥异。而这个中国城市自后一直在文化上和感情上牵引着我。

自从上大学一年级以来，我对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和爱护的强烈愿望。亦因为如此，我对中国时事及其他发展都密切注意。然而是那次与广州的邂逅，令我经常回到中国大陆去寻访中国城市的真貌。

至1980年代为止，中国城市的状况和性质一直未被深入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上一个近乎空白的项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和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和有关的出版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拙作《中国城市》（牛津出版社，1985）成为西方出现的有关首本专著（可惜是以英文出版）。然而近年来的这些著作和论文都比较集中在邓小平的新统治哲学如何影响有关发展，即是说在新的市场力量和新的政府政策之下，中国城市化过程如何急剧提升以及城市面临怎样的新变化？邓小平的影响力会持续多久？他对中国城市有怎样的具体影响？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成了近年研究的核心。但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却被冷落了：中国城市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否存在一个不为时间和政府政策及统治哲学所转移的不变的中国城市模式？以往的学者如属希（Soothill, 1951）、毛（Mote, 1977）、章生道（1977）、聿比（Wright, 1977）及史坚拿（Skinner, 1977）对传统的或解放（1949）以前的中国城市作出了详细的研究后，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可惜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伸延到包括1949年以后在共产主义政府下发展或改变了的中国城市。

在五十年代时中国学者曾对中国传统城市及当时（即解放前后）的中国城市掀起了研究热潮。不过，很可惜这些研究一般都是描述性的，而且对当时国外同类和已存在的研究以及它们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异同并不知晓，也没有相连之处。五十年代后的政治“左”倾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造成了广泛的打击，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因而近乎停顿下来。自1980年以来，这方面的复苏却亦不尽如人意。它们似乎反映了对中国以外的有关研究的偏好。除了对传统中国城市的描述性探索外，则着重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和政府宽大的城市化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研究，以及作有关的资料搜集和应用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城市和传统中国城市的关联，以及中国城市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8）的新发展如何总结和理论化并没有多少人努力。

上述的缺点使我们难以充分理解现代的中国城市和对它的将来发展作出合理的预测。本书的目的乃以北京为实例以填补这个学术上的空隙。作为金、元、明、清四代约800年的中国首都，北京保留了传统中国城市的许多特点，包括了紫禁城、内城的不少礼仪建筑，旧皇城的街巷以及众多的四合院等。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全国城市按其大小序列，一概要在原则（程度、规模和其地位一致）上在城市的性质和布局上仿效首都。1949年以后，这个原则亦在毛泽东思想及中央规划体制下被延续下来。因此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规划标准以及城市生活的了解，实际上亦帮助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城市体系中的较次等城市的了解。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乃中国城市的兴起，并不是因为贸易的需要，或是手工业发展的集中，而是因为它的一种特殊功能，此乃它是人和上天沟通以及将这些传播开去的吉祥之地。是这个动力推动了城市的其他功能使它得以兴起。这种特殊的讯息功能在中国的史前期是以“明堂”这个建筑来体现的。约在二三千年前，《周礼·考工记》更使中国这个由“明堂”逐步演化而成的国都规划制度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最古老经典。

1949年后的北京承受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动力——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然而北京仍保存其古老的国都功能，即“讯息和控制”功能和对国内其他城市起典范作用。这显示它继承了中国国都的前身“明堂”的精神——国都应是全国的讯息和控制中心。当然，1949年后的关键性资讯并不是什么上天的启示，而是国家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市的主要功能和富理曼（Friedmann, 1986）的世界城市概念不谋而合。富理曼认为当今世上的最重要城市不再是重要的生产和贸易中心，它们的主要功能乃是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总部。这些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建基于它们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而是在于它们通过资讯、通信和金融的力量而控制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北京自1949年以来偏向于“生产型”的活动以及强调自给型经济，不但削弱了它作为全国讯息及控制中心的功能，亦导致它广泛的所谓“大城市病”，即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挤塞、人口过多及环境污染。目前北京市的规划师和学者都认识到要控制和压抑它的生产功能以及发展高档次的第三产业以适应它作为中国国都的地位。

此书通过对北京1949年后的发展以及其悠长的历史的探索以揣摩其城市性质。这些探索涉及了它的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发展、人口的空间分布及不同时期的变化、城市交通和住房问题、城市环境、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北京市和邻近区域的关联等。

从中国城市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来看，我这里展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成果。愿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后来者使这片学术空间，有更丰盛的果实。我更在此感谢那些一直帮助、鼓励和爱护我的人，使我能锲而不舍地去探究中国城市的性质和特点。

薛凤旋

1995年1月于香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