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舆论媒体 鼓吹立宪

（一）国人感受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日本在东北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给他们带来的感受，首先是震惊，其次是羡慕，最后便成了向日本学习的意愿。

事实上，许多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受环境熏陶以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宣传的影响，了解了民族主义思想及其重要性，并逐渐接受之。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缺点即“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梁启超曾描写了日本上野青年参军时受到亲戚朋友热烈欢送的场面，当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时，不禁肃然起敬，久久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爱心和爱国心，要想使国家和民族获得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和爱国。

在西方的不平等待遇下忍受了几十年之后，日本终于通过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其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景仰之情早已在战争中烟消云散，并且进一步滋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及国民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沙文主义情绪。日本当局和国民的种种举措经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态度和民族歧视心理，深深地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民族情感。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国民都认为，这场战争是近代文明与中世纪传统之间的一场斗争。日本民间的印刷品、传说、诗歌及狂热的歌曲，都被用来向国民灌输和强化突然爆发的爱国主义。在日中国留学生作为屈辱的中立国国民，其感受当然直接而深刻：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生机和非现代的国家。日俄战争结束后，一部描写中国留学生的小说写到，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放下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之意。这种情况当然会激怒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向近代化靠拢。还促使他们不忘记自己国家的弱点和失败，要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出国游历者，尤其是留日学生，除了能够学习日本先进的法政等知识，还目睹日本蒸蒸日上的发展及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情况，确实愁绪颇多，感慨万千。1905年2月8日《申报》刊登了一位留日学生题为《东瀛度岁之感以励中国前途》的感言，记述了旅顺沦陷后作者在日本之见闻：“即见市上男女老幼无不眉飞色舞，欢欣雀跃，呼万岁万岁者万口同声，见我清国人愈觉轻视且笑，手画切切私议曰支那、露西亚一般无用。仆等惟有吞声隐忍疾趋而过耳，旋至小学校教员太田氏处，太田氏即向仆问曰，贵国中立者，我军已攻落旅顺，贵君之感情如何？……仆于是答焉若丧，匆匆返旅馆。初入门，小使下女辈即笑不能仰，争持号外示仆，面有骄色，有贱视我国人色，语刺刺不休。……仆不敢出门者数日。默坐一室目阅报纸则各报或曰旅顺陷落，清韩服从，或曰清民縻服我军，其画报之图辽东人民欢迎日军之实状也，真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其为国民之羞真已甚矣。然仆甚愿为国一雪此羞耻焉。”

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尚武精神、民气和献身精神、企业制度和教育制度、宗教和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理想，成为中国人争相学习的内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亚洲、非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很大。日本以一个小小的新兴岛国，能把沙皇俄国打败了，这一个事实使俄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高涨，另一方面，也使东方民族认识到‘东方人能打败西方人’。”中国感谢日本人打破了种族优越论的神话，也同样意识到日本立宪制度更优越。因此，这场战争强烈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知识分子的神经，让他们体会到“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同时坚信：只要向日本学习，中国必将兴盛。这种学习导致了所谓的“日本化过程”，即晚清新政的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努力学习日本模式。这一过程包括多个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体制和教育制度。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应该具体落实到政体与国民的关系上。“夫民无国家思想，非民之罪，政体实为之。……国家欲得民之死力，非授以政权不可。”在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中，“民权”经常被强调。“有民而后有国，有国而后有君。”这也正是民权思想、君主立宪思想再次高涨的根本原因。

随着日胜俄败以及民族危机加深，已经勃发的立宪舆论愈加高昂。1905年1月，部分留日学生闻列强将有瓜分中国之说，异常激动，四川籍学生邓孝可写了一份《要求归政意见书》，要求慈禧归政并宣布立宪，还准备推举代表入京请愿，后遭各省同乡会反对而作罢。这件事虽未见诸实行，但反映了留日学生萌发了以国民资格向政府请愿的想法。

（二）媒体宣传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立宪的东洋小国打败了专制的中华帝国；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的东洋小国更是打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这两个事件在全中国引起强烈震动，关于赞扬立宪之利及吁请清廷推行立宪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日胜俄败的原因有很多，如日本军需供给充足，军械装备精良，主帅指挥得当，本土与战场近在咫尺易于指挥等。但是对于国内立宪派来说，为了呼吁清廷推行立宪，他们更多强调了制度等深层次的原因（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的装备并不逊于日本但依然惨败的结果告诉人们，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原因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制度等深层次的内容）。此时，日俄战争的趋势朝着立宪派的预想进展，立宪派再次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断言：“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之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

何为立宪？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笔者根据时人之诉求，将当时所称的“立宪”基本概括为：国家订立宪法，既规定（其实是限制）朝廷权力，也规定（保障）民众权利。

在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中，国事向来都是帝王家之私事，与百姓无关。曾有人认为俄国的强大得益于其专制政体。倘若没有日俄战争，专制政体的弱点不至于暴露如此，中国仍可能坚持与俄国结盟的政策。对于持有立宪思想的中国人而言，日俄战争无疑是立宪制度的胜利。俄国虽为西方大国，却行东方专制制度；日本虽为东方国家，却行西方立宪制度。只有走日本人的路，才是中国的出路。另有一篇文章反映了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改制的影响：“抑政府前之所以苟安旦夕，而今之所以毅然行之者，要其效皆由日俄战争而来。一见乎俄国地跨三洲，而日本竟以蕞尔三岛，歼其旅而夺其魄，变政与不变政之效，彰然昭著。……故毅然有此盛举。”

中国何以如此虚弱？《东方杂志》尖锐地指出，正是在专制政体下，上有大臣不爱国，下有小民不知国，亡国、被瓜分是正常的，因而将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专制君主政体。

早在日俄开战之初，立宪派就以日本政治制度之先进为依据而预言日本将战胜俄国，如今战争的结局证实了他们的预想，更加坚定了他们支持立宪的信念以及对国内民众进行宣传的信心：“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之言更是具有代表性和深刻度：“……我国虽号称专制，而此痿痹之政府，其专制之根础脆弱殊甚。”

1905年5月，俄国东调的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立宪派进一步指出：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没有专制者，这一事实本来可以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公例”。可是由于俄国以专制之国列世界强国之林，就又有人对此观点发生怀疑，“于是政府遂以俄为口实以拒绝民权”。现在俄国的败局已定，于是“此疑释矣”。

由于国家一直濒临危险的边缘，而且中国一直没有立宪的传统，所以当时很多人并不怎么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和保护公民权利等，而更关心国家的兴亡。此时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君主专制的俄国，以具体、直观的事例警示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来影响不大、只有少数人支持的立宪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对于日俄战争前后的立宪思潮，时论多有剖析述评。《东方杂志》评论称：“今者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远猷辰告，始于出使诸公，继者乃有疆吏，而今枢臣、亲懿之中，亦稍稍持其说矣。”又谓：“士人之持立宪变政之议者，十余年于兹，其初虽一二人倡之，其后乃什伯辈和之，至于今全国上下几以此为普通言语，习闻不足怪矣。自日俄之一战，而此论尤昌。疆吏、使臣纷纷以此为救亡之策，宫廷之上，亦渐为众议所动，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之图。”可见，地方督抚成为一股重要的宪政势力，既有助于社会上立宪思潮的高涨，又直接影响清廷高层趋于赞同立宪。

“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时人认为，日俄之战乃“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非有此战，则俄国之内容不显，而专制、立宪之问题不决。我国十余年来，每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专制既不足以立国，何以俄人富强如此？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可以说，日俄战争的结局使国人认识到专制的祸害，坚定了立宪的信念。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立宪思潮骤然高涨。“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立宪一词几乎成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焉。”

从日俄议和条款来看，日本并没有获得其所期望的巨大利益，颇令世人大跌眼镜。然而仔细分析其原因，当颇有线索。时人仍将原因归结于立宪：“……当小村男爵出使之时，日本各政党日开会集议要索俄人条款，或谓须偿费三千兆，或谓当割沿海各州省，战胜国之气焰咄咄逼人……乃综观和议之结果，只得其捕虏养伤费一百五十兆，库页岛之为日本所得者只割与其半，东清铁路之南满洲支路虽获于日本，而长春以北至哈尔滨犹留以与俄焉。是则战争上之胜利归于日本，而和局上之胜利归之于俄，日政府之让步出人意料之外。……故研究此议和问题，则知俄国于允派议和使臣之后与和议定局之前，其间俄国必有一新势力之生长焉，其新势力维何？即俄皇决行立宪政体是已。……夫俄政府之所以畏续战者，徒恐其国民之反对而不肯效死力耳。今国民既有不愿辱国求和之事，则其民气一变，其从前仇视政府之意以仇视日人而勃发其爱国之热心者，于此可见一斑。……何者？专制国之民为君而战，则有偷生畏死之心，立宪国之民为国而战，自生敌忾通仇之愤。……立宪者，国家不可须臾稍缓之要务也，俄皇知其不可缓慢也而用之果也，收功于议和；日皇亦知其不可须臾缓也而畏之果也，让步于俄国。立宪乎，立宪乎，我中国之立宪尚可须臾稍缓也乎？”

在立宪论潮甚嚣尘上、媒体宣传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清廷能不有所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