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

1968年12月5日凌晨，一架飞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400多米时，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距跑道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搜救人员迅速赶往救援，却在失事现场，发现了两具特殊的遗体。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难以分离。瞬间的死亡使得尸体僵直而坚硬，而那决绝的姿态，更像是在守护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住了，站在原地不敢动弹。而当人们终于鼓起勇气，费尽力气掰开这两具烧焦的遗体时，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在遗体胸前，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有些老旧的皮质公文包。包在大火中几乎完好，而包里，是一份毫发无伤的绝密资料。消息随即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听闻此消息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同日，中央授予一位勇敢的科学家烈士称号，而他，就是用生命护住珍贵资料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

是怎样的一份事业，会让一个人生死以赴；是怎样的一种信念，会让人舍身忘己，赤心报国；又是怎样的情感和故事，会在时光流转半个世纪后，仍被铭记和震撼。“英雄探寻者”——节目主持人陈辰和中国科技大学校友、音乐剧《爱在天际》的导演郁百杨教授，将去探寻郭永怀生前最后的工作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秘密基地二二一厂。

西宁，气温大约在零下7℃，下了飞机从机场出发到海晏县金银滩，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

“已经有高速了。当年的路可不是这样的。”车里，郁百杨如是说。他是郭永怀先生的妻子李佩最信任的后辈好友，微电影《郭永怀》的导演，对青海金银滩的情况非常熟悉。

“当年的路最早是烂泥路，然后再换成碎石路，而且郭先生还有高原反应。”恶劣的环境、瘦弱的身体，从郁百杨的话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瘦高身影蜷在车里。旅途颠簸，车一晃一晃，他便时不时伸手扶一下眼镜。虽然身体的反应一阵阵涌来，可眼镜下的那一双眼睛，依然清澈坚定。

对于已50岁的郭永怀来说，旅途辛苦，可国家的强大更重要百倍。

历时两个多小时，车终于停在了青海海晏县金银滩。站在草原上极目远望，周围是茫茫的白雪，草色枯黄的草原上，散落着几处房屋。这，便是二二一厂，我国前16次核武器试验的产品，都在这里加工、装配和起运。

时光倒退到20世纪50年代，地处青海湖北岸的金银滩草原上，近千平方公里的草原戈壁突然被封闭起来。由于这里四面环山中间平地，宜于建厂，又地广人稀，便于疏散，更为了保密的需要，国务院批准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963年起，中国一批著名科学家都陆续消失在学术界，他们放下了手中的基础研究来到青海金银滩，开始了为新中国核武研制隐姓埋名的历史。此后数十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科研人员陆续抵达这里，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神秘家园”。而刚从美国回国不久的郭永怀，也来到了这里，开始他长达数年的核武器结构设计工作。

在金银滩爆轰试验场，陈辰被斑驳的特制钢板隔离墙吸引，上前用手抚摸。这个墙上布满的小槽，都是做爆轰试验时核弹冲击波留下的痕迹，历经岁月后，有了一种特别的质感。当年的郭永怀，就是在这堵墙壁后密切地注视着每一项试验爆炸。甚至最初步的炸药，也是郭先生和同事们在没有图纸和资料的情况下，亲自用锅子搅拌的。

恍惚间，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位男子全神贯注地鼓捣调配着眼前的东西。然后和蹲守在一旁的士兵一起观察。“轰”的一声爆炸过后，他又赶紧读取仪表墙上的数据，嘴里念念有词：“这是第256次，这次火药调试比例最精确。”

陈辰很疑惑，为何这项看似简单又危险的工作需要郭永怀这位大科学家亲自操作，郁百杨简单道出了缘由。原来，郭先生亲自进行这项危险的工作，只为了能充分了解各项药剂的配方，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试验。所谓“蚂蚁啃骨头”，在当初那个简陋的环境下，所有经验都需要亲手去一点点积累。

走进厂房，见到了郭先生生前经常工作的地方。透过一个个方框，可以望见宽阔平坦的土地和巍峨的雪山——一如郭先生50多年前看到的那样。

火药调配车间的外观和别的厂房似乎有所不同，不仅外面完全被土和草覆盖，厂房内部也是完全封闭，仿佛一个秘密通道。厂房内工作的同志们，办公室被一间一间隔开，每个小间不能互相交流。

他们每天吃着土豆和白菜汤，穿梭于尘土之间。作为核心角色的郭先生也没有例外。郁百杨告诉我们，郭先生的妻子李佩也曾为他准备茶叶，而结果是被原封不动地带回——水烧不开，更没有时间泡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郭先生和无数科研人员一道，为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贡献着自己的一分力量。

1958年，针对美国的核讹诈，我国的核武器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启。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也单方面撕毁协议。1960年，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并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及设计资料。

郭永怀正是当时临危受命，由聂荣臻将军委托钱三强带他来面谈，委以研发核武器的重任。当被告知这项工作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所有的朋友、同事甚至是妻儿老小都不能告知时，当了解到自己从此要告别基础力学研究工作时，郭永怀先生只说了一句话：“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在保密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由此，郭永怀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走出厂房，陈辰和郁百杨推开了原子弹装配车间的大铁门。车间已经是空空如也，在风沙的侵蚀下，显得残破不堪，无限萧条。然而墙壁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字依旧鲜红如初。一进门，便能看到墙上贴着的保密规定。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得这儿不再有生活，只有秘密。陈辰感慨：“在这样的戈壁滩上，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不是内心有强大信仰的话，人是会崩溃的。”是啊，难以想象，当初在这儿工作着的科研工作者是抱着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一待数年，无怨无悔。

看着车间，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目睹一颗原子弹从组装到送出，直至等待最后一声响的过程。

离开车间再向前走，出现在眼前的，就是被称作“上星站”的核武器吊运专用火车站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举国欢庆。而这个车站，则是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完毕后，运送往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破的地方。

当年的那列凝聚着二二一基地全体工作人员心血的火车，还停留在原地。而原子弹送出的那一天，那个中国历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天里，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装卸工人、押送的卫兵、车上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参与着怎样伟大神圣的一刻。

郁百杨说，这颗原子弹，代号596，正是苏联撕毁合同的那个月份。这简单的三个数字，代表着中国科学家的不服气，是中国人面对苏联的毁约、西方的制裁时，义无反顾报效祖国的见证。

正如郭永怀回国时说的那句话——母亲不强大、母亲被人嘲笑，是儿子无能。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5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从北大毕业后不久，他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赴美期间，郭永怀和钱学森一起，攻克声障瓶颈，解决了飞机超音速飞行的问题。这是继莱特兄弟之后人类航空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郭永怀由此跻身顶尖科学家之列。

1949年，他又探索开创了一种解决跨音速气体动力问题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此驰名世界。

郭永怀的学识和声誉为他在美国赢得了地位，也让他开始参与一些重要项目。因为工作可能涉及国家机密，美国政府曾要求郭永怀填一张表格，其中一项是，是否愿意在战争中为美国作战服兵役，而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不”。这个“不”使他失去了涉密的资格，但在郭永怀心里，这个“不”让他保留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敌视的、防备的，为了阻止中国科学家回国，美国下达了禁止外籍科学家出境的禁令。

1953年8月，中美继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终于，美国政府被迫把禁止外籍科学家出境的禁令取消，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

一边是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边是祖国的需要。在面对抉择时，郭永怀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研究项目。他始终在等待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而现在，正是时候了。

当时已任中国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致信郭永怀，盼他回国。“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高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1956年，当时已经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的郭永怀不惜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毅然决定回到祖国。

据李佩回忆，郭永怀在一次送别的野餐会结束后，当众烧毁了自己在美国的所有研究手稿。李佩当时还不太清楚郭永怀为什么要烧，“我觉得这不是将来还有用嘛”。

每一个手写的数据和公式都代表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它们是郭永怀十多年的研究，等待着被发表，等待着得到公认，但是数年的心血和努力却在瞬间成了灰烬，什么都没有留下。

可郭永怀却说：嗨，烧掉了好，烧掉了好，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头呢，什么时候我要用还可以再写出来。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回国。李佩回忆，当时他们正等着开船的时候，咣当咣当上来几个穿美国联邦调查局制服的人，点名到另一位科学家张文裕那个舱开始搜查。一个箱子接一个箱子地翻了个遍。那时她才理解到，郭永怀当时之所以烧掉那些东西，是为回国做准备。因为在美国凡是发表过的东西，比如在期刊上印成文字的，就不算失密。而他们研究的这些成果如果当时带走，很可能在路上就会遇上问题。

在阔别中国16年后，郭永怀在深圳罗湖口岸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当看见那几个把守着罗湖口岸的穿着灰布制服的解放军战士时，郭永怀一行瞬间就觉得，好像到家了似的。

他又一次收到钱学森的来信：“永怀兄，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不久，郭永怀出任中国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正如郭永怀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中所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陈辰特地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找到了郭永怀先生回国后带的第一届研究生——陈允明教授和戴世强教授。三人汇合，一起来到304办公室。陈老师在门口介绍说：“这是郭先生的办公室，也是我们第一次见他的地方”。

“他对我们要求很严”。

“第一点就是，我们以及你们要成为我们国家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郭先生自己以身作则，他的确是把全部精力都投身到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力学事业。”陈老师如是说。

回国之后，郭永怀把精力放在国防科研上，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等职。

但是，由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1960年郭永怀在钱学森的推荐下，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后发展为九院）副所长。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郭永怀也是唯一一个横跨了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的力学专家。

“确实，我们等于一个‘二传手’，他教我们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怎么关心学生甚至他的生活。”戴老师说道。

两人还说起郭先生曾给他们带来糕点票，猜测是师母李佩授意。郭先生和李佩十分恩爱，郭永怀曾为妻子拍下了数张照片。在李佩的记忆里，郭永怀喜欢摄影，不过不大拍人物，净拍些风景。他对音乐也很感兴趣。听到一个唱片马上就说出来这是哪一个音乐家的，这个作品的特色是什么。

而在学生眼里，“郭先生并不是一个只会做功课的枯燥乏味的科学家，他喜欢摄影，而且他的摄影对象经常是李佩先生，所以他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科学家”。

郭永怀和妻子李佩的感情很好，在一次郭永怀关于航天的学术报告会上，两人得以相识。他们有着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共同过往，又都喜欢古典音乐，很自然地收获了爱情。1948年，两人喜结连理。李佩出身江苏世家，是位优雅知性的女性，一口标准的伦敦腔英文，衣着不说很贵，却很得体整洁。她是社会学硕士，本由中国科学院安排到外文局工作，但她为了郭先生，最终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相夫教子。

在郭先生工作期间，李佩发现他一反常态，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一走几个月都不回家。天不亮，就坐着楼下一辆车头上有“银鹿”标志的汽车离开小院，而每次回来都是披星戴月。关于工作，郭永怀没有提，也不说明具体去向，两人起了争执，李佩一怒之下撕坏了回国前的全家福，事后，却又后悔粘了起来。

为了大家，舍下小家。已经是耄耋老者的两位教授在回忆起当年的老师时，仍然充满敬意。即便在郭先生离去后的很多年里，每到大年三十，这几位师兄弟还会带着各自的家人赶到师母李佩先生那里守岁。

据说，当年郭先生和一群从海外回国的大科学家，例如钱学森、钱三强和陈家镛等，都住在一个叫做中关村特楼的地方。这些如雷贯耳的海外归来的大科学家均齐聚于此，生活场景会是怎样的？令人好奇。

带着这样的疑问，陈辰联系上了郭先生的邻居，作家边东子，他曾撰写出版了《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

两人在一栋略显陈旧的小楼前见了面。13、14、15号楼，这三座宿舍楼在高楼林立的北京中关村显得十分陈旧、矮小，但在20世纪的50年代，这里的建筑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水平。边东子指着二楼窗户说：“那就是郭永怀和李佩先生住的地方”。

“郭叔叔上下班，从我窗户前走过。他走路特别有特点，他个子很高，老低着头，戴着鸭舌帽，夹着个皮包，每个步幅啊，都一样的，就好像总是在度量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多远。”

“秋天能看到飘落的树叶掉在他的肩上，但是他不理不睬，还是低着头在那走，”边东子回忆道。在他看来“因为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走进“特13号楼”，当初的木质楼梯扶手已经被刷上了新漆，沿着楼梯，慢慢走向二楼，淡黄色的阳光穿过树叶，从窗户轻轻地洒在走廊的地上。风吹过树冠，光与影相互交错，恍惚间似乎能够看到许多年前学者们穿梭其中的身影。当初的木门许多都换成了钢铁的防盗门，只有其中一个挂着“204”门牌的房间与周围略有不同，仿佛历史在这里逗留得更久一些。

谈话间，边东子和陈辰打开204的房门，走进了郭先生的故居。回国后的郭永怀一家，就是在这儿，一住好些年。甚至，李佩晚年也不愿意离开，因为这小小的房子里，有她太多的依恋和记忆。

触摸着一架老旧的钢琴，边东子回忆，少时常能听到郭永怀家里传出来的演奏着古典乐的钢琴声。夫妇两人着力培养他们的独女郭芹弹钢琴，郭芹很有天分，弹得很好。有时候，郭永怀一家人也会在晚上一起听音乐。

边东子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年少的郭芹坐在钢琴前弹奏，李佩站在她身边，面露微笑，而郭永怀则坐在身后的沙发上，笑看着自己的女儿。

这张照片，是他们归国后为数不多的合影。在美国，他们有许多合影的机会，而回国后，却寥寥无几——忙碌的工作使得连拍一张全家福都成了奢望。

可即便如此，郭先生对郭芹的爱，仍不减一分。郭芹插队落户的时候，郭先生百忙当中亲自到火车站去送。等火车要开的时候，他的眼泪掉了下来。女儿也爱他，郭芹病重的时候，见到边东子，两人对望，她没有谈自己的病，反而请求说，你写写我爸爸吧。眼光清澈感人，令人无法拒绝。

边东子形容郭先生时说，感觉他就像一座火山，山上可能是皑皑的冰雪，但是它里面是喷涌的滚烫的岩浆。

那么，情感如此深沉热烈的郭先生又是如何忍受对至亲的思念和牵挂的呢？离开特楼，陈辰找到了郭永怀在二二一厂工作时的下属——刘敏和朱志梅两位老人。

刘敏拿着相册给陈辰翻看，一张年轻男子灿烂的笑脸脱颖而出。这便是当年刘敏在基地的“17号工地”上拍的，也是唯一一张在“17号工地”的照片——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得在二二一厂的所有事情包括地理位置全都要保密。

在二二一厂期间，所有人都抱着一股信念。他们喝带着咸碱味的水，住帐篷，睡铁床，风餐露宿。在那儿，为了不被卫星发现，不能搭很多帐篷。西北风大，仅有的几顶帐篷也时常被风掀倒，不得不挖地窝子来固定和支撑帐篷。他们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搞实验。实在撑不住了，就从老鼠洞找吃的。

工作服大部分不合身，鞋的尺码也不对，脚小的同志们却穿着大鞋，像艘小船，走起路来显得十分滑稽。

1960年时，郭永怀51岁。年过半百的他同时兼顾着力学所和九院，在北京和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着。住在小平房里，工作忙的时候通宵达旦，特别累的时候就躺在没垫被褥的铁皮床上休息一会儿，完了再工作。

中午吃饭，大家都围在餐桌边站着吃，凳子也没有。馒头又冷又硬，他也得吃。有的时候有糯米饭，大家都在抢，他不好意思去盛，便只“啊”一声，什么也不说。

在基地为了看东西方便，帽子也不戴了，露出满头的白发。恶劣的环境里，他在户外看飞机的投弹情况，风吹来，白色头发迎风飘扬，瘦高的身影坚定矗立。

他从来不发脾气，也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人。正如他所说，假如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不响，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为此，他和当时的科研人员付出再多也在所不辞。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爆炸成功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循环播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无数中国人涌向街头。这声巨响凝结了数万人的心血，它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心灵。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有人在爆炸现场看到九院副院长郭永怀泪流满面，缓缓坐在了地上。

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郭永怀，刘敏笃定地说是在1968年11月。到了青海以后，有一段时间街上有卖狗皮皮鞋的。冬天的狗皮皮鞋最是暖和，郭永怀便打算给在内蒙古插队的郭芹买一双。可他分不清男鞋女鞋，也不知道该买什么尺码，便到刘敏和朱志梅的家中去问。可朱志梅和郭芹身材差异大，码数并不相同。犹豫再三，郭永怀也没买。

朱志梅回忆，郭永怀从来不说家里的困难，这位大科学家始终将目光放在整个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前景上，跟他们讲的都是工作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们应该帮他去买一双，就把那个鞋直接寄给郭芹就好。”朱志梅如是说。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郭先生唯一一次，为女儿向同事咨询鞋码。平时理性专注的郭所长，把对家人的挂念，深深埋藏在了心里。

郭永怀之后给郭芹去信：“芹儿，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作了妥善安排，这都很好。布鞋暂没有，你是否量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手好些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爸爸，11月3日”。

这是郭永怀写给女儿郭芹的最后一封信，它不仅是郭永怀的遗物，后来也成了郭芹的遗物。郁百杨在说到这些时红了眼眶。

他在给李佩编画册时，李佩曾给了他一个盒子，这封信便在盒子里。当他翻看到这封信时，难受又感动，便把信编进了画册。

李佩病危时，郁百杨接到电话，拿了画册赶去病房。打着点滴，已经昏睡了三天的李先生，连本书也捧不动，却在郁百杨讲起画册编写经过哽咽之时，抓着他的手摇了摇。可能是安慰，可能也只是李佩先生不喜欢眼泪，她和郭先生一样，都把最深最浓的情感放在了心里。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进行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和往常一样，率领着攻关队伍在青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过大量计算和反复推敲，一组准确的数据终于被测算出来。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然后要急着赶回北京。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坠毁在了玉米地里。

通过残破的手表，工作人员辨认出了郭永怀的遗体——郭永怀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保护了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

李佩回忆，那时郭永怀在单位里还给她打过电话，说大概12月5日几点可以到北京，她也一直在等着。可这一夜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怎么回事。她便想着，也许郭永怀是临时有什么事情，改期了。

直到之后的第三天傍晚，家里呼啦啦来了一大群人，李佩才意识到，情况不妙，郭永怀是出事了。她冷静地听完消息，甚至都没有哭。可等到晚上，所有人走了之后，她就突然回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晚年的李佩家中，一直保持着他们回国时的原貌，枕头放在床尾，因为那样，她就能夜夜看着挂在墙上的郭永怀的遗像入眠。正如边东子引用的那句诗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想郭先生走的时候，肯定是有遗憾的吧。都没有向他最爱的芹儿告别，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心里都会有遗憾。但是这么多年，他们对彼此的爱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没有被岁月冲淡。”陈辰如是说。

2018年12月5日，是郭永怀先生牺牲50周年纪念日。中国科学院的一片不起眼的绿丛中，有一座半身塑像洁白如玉，立在一条小径的尽头。这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郭永怀塑像，这里安置着郭永怀和李佩的骨灰盒。它年年都吸引着无数学生前来缅怀，他们生前的好友及许许多多崇敬他们的人也会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将一束束白菊敬献于塑像前。

郭永怀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空气动力学领域，他在1946年至1956年间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

在航天领域，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中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

他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

在两弹领域，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作出贡献。他呕心沥血，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郭永怀，他见证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独立自强的过程，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其中，无怨无悔。他已经无愧于年少时科技强国的承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祖国。

钱学森在《郭永怀文集》序言里曾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政府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99年，中央政府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荣誉勋章”。

2003年9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隆重举行“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暨首届郭永怀奖学金颁发仪式”，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向学校捐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亲自为学生颁奖。

2012年12月15日，为了纪念郭永怀，郁百杨编剧导演、宋怀强教授主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社团历时五年倾力打造的大型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于科大首演并在各地演出十余场。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已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当集编剧：王运辉等

编辑：王月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