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傩戏文本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关系

肖可 陈玉平

摘要：文章根据贵州傩戏文本的资源划分类型。将贵州傩戏剧本纳入古代通俗小说的类型中进行研究，探讨其连带关系。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阐述通俗小说的传播模式在傩戏文本的生态演进中的具体运用。最后对通俗小说及贵州傩戏文本的价值取向和教化功能进行分析。

关键词：贵州；傩戏文本；通俗小说

中国西南地区是傩戏、傩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贵州省则是中国西南傩文化的宝库，是中国傩戏、傩文化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地区之一。在贵州不仅分布着多元化的傩戏形式，更是保存了大量的傩戏文本。傩戏是傩文化的载体，据当今学者的研究，贵州民间傩戏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低层次，此类傩戏刚刚完成傩祭向傩戏艺术的初步过渡，是傩戏的雏形，如黔西北威宁彝族傩戏“撮泰吉”；二是中间层次，虽与傩祭关系密切，但戏剧元素不断完善，如黔东北、黔北的傩堂戏，黔南的阳戏；三是高层次，其特征是戏剧因素增多，宗教仪式日趋淡化，主要剧种如安顺地戏。在这三个层次的傩戏形式中，中间层次和高层次的傩戏表演所包含的故事性要素要多一些，傩戏文本在其表演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较大。所以本文将主要立足于傩堂戏、阳戏、地戏的文本，探讨其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

一 通俗小说的历史型与言情型在贵州傩戏文本中的体现

贵州傩戏剧目众多，剧本是傩戏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构件。往往某地傩戏传承的中断都是源自该地傩戏文本的丧失。傩戏表演时使用的剧本当地人有的称为“本子”，也有的称为“唱书”。这些文本如果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有点类似于宋元时期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底本——话本，其特点是：第一，娱乐性较强，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引起听众兴趣，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故事的。第二，口语通俗，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精炼而成的白话，方言、俚语参杂交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第三，故事性强，线索清晰，情节曲折，注重展示人物的结局和命运。第四，在结构安排和表现手法上，剧本的开头常有“引言”，中间或结尾常穿插诗词韵语，并加以白话进行说明。当然，这些特点只是针对贵州傩戏文本整个大类的共同趋向进行的分析，在此共同的趋向下，个别戏种文本的独特性也许并没有足以展现。在不同类型的傩戏文本中，彼此特点的交互濡染、重叠的情形经常可见。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历史、武侠、言情、侦探几种类型[1]。从文学的角度看，宋元两代的“说话”与通俗小说关系最紧密的是小说与讲史两家。贵州傩戏剧本也体现出了这样的特征。无论从剧目的名称还是从文本的内容上都似乎可以看出贵州傩戏文本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潘建国在《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中对明清书肆营业书目的统计可以发现，贵州地戏剧目名称与之相同的就有《三国演义》《英烈传》《杨家将》《封神演义》《五虎平西》《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东周列国志》《薛刚反唐》《粉妆楼》等[2]。其中《三国演义》《杨家将》等既是中国古代出现较早的通俗小说，又是贵州地戏演出最为频繁的剧目，从中可以窥见傩戏文本与通俗小说之间存在某种连带关系。

纵览贵州傩戏文本，地戏的文本要与历史型的通俗小说关系密切些，而傩堂戏、阳戏的文本则与言情型的通俗小说关系密切些[3]。这不仅体现在上述剧目名称上，还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与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如果拿杨家将地戏系列中的剧目《三下河东》[4]与通俗小说《杨家将演义》[5]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故事情节的基本构架上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三下河东》的主要内容为：公元997—1022年，赵高宗在位，托万民洪福，各地来朝，岁岁来贡。一日上朝，寇准禀奏，北汉王刘钧三年不见前来朝贡。于是宋高宗派遣使者出使北汉责问刘钧，不料刘钧斩杀了来使，北宋与北汉从此交战。原属北汉武将的杨家父子弃暗投明，归顺了北宋。北汉王刘钧见大势已去，只得向北宋投降。从地戏《三下河东》剧本的内容情节看，它大体上截取了小说《杨家将演义》中第一回到第十回的情节，即从“北汉主屏逐忠臣，呼延赞激烈报仇”到“八王进献反间计，光美奉使说杨业”。虽然其中的若干情节和某些人物遭到了省略或篡改，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三下河东》从《杨家将》通俗小说改编的痕迹。

朱伟华教授对地戏文本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通俗小说为地戏提供了改编的背景和情节框架。据他考证，以小说为定本。直接从一部演义小说改编成一部地戏的剧目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楚汉相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粉妆楼》《残唐演义》《三下南唐》《五虎平南》《五虎平西》《英烈传》等。从一部演义小说改编为两部地戏的有由小说《说唐前传》改编的《大反山东》《四马投唐》，有由小说《说岳全传》改编的《精忠岳传》《岳雷扫北》[6]。以上可以证明地戏文本与历史通俗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地戏文本主要表现战争故事与历史演义的内容，而傩堂戏、阳戏的文本更多的是反映家庭生活和现实生活的言情小戏，“爱情”是这类戏剧文本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它与言情型的通俗小说关系比较密切。反映此类主题的剧本，如阳戏中的《绿林王抛球招亲》《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范郎巧成婚》《孟姜千里寻夫》，傩堂戏中的《郭老幺借妻回门》《苏妲姐选亲》《孟姜女送寒衣》《陈幺八娶小》《柳毅传书》。

与地戏文本大量移植通俗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同，傩堂戏、阳戏的文本更多的是移植其中心母题或片断情节，在表现手法上语言幽默、生动活泼、娱人性强，充满了世俗色彩。陈玉平在《傩戏剧目〈柳毅传书〉探析》[7]一文中认为流传于黔东北思南县的傩堂戏剧本《柳毅传书》借鉴了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中心母题“龙女寄书”“龙女报恩”。虽然与传奇小说《柳毅传》相比，傩堂戏剧本《柳毅传书》的主要情节显得非常简略，但是结尾部分同样突出了龙女与柳毅的爱情：两人一同骑龙下海，结成美满姻缘。

当然，“爱情”不是傩堂戏和阳戏文本的唯一题材。或许是受到地戏文本的影响，在傩堂戏和阳戏文本中有时也会表现历史战争的内容，从而出现了言情型与历史型的特点彼此濡染、交互重叠的情形。以贵州福泉阳戏剧目《韩信追霸王》为例，剧本中着重叙述的是韩信起兵造反，项羽领兵征伐的历史战争故事。在表现双方交战的过程中又穿插了项羽与虞姬之间的爱情纠葛。在这剧本的第六场《霸王别姬》中，项羽得知虞姬见自己与韩信交战兵败后自缢，不禁唱道：

寡人起言说一声，亡妻今前听原因：

来时夫妻两个走，去时妻子一个人。

你在奈何桥上等，等你夫君一路行。

寡人起言说二声，姣妻今前听分明：

你在鬼门关前慢慢走，等你夫君一路行。

这段唱词展示了项羽性格当中柔情的一面及与虞姬海誓山盟的感情。值得关注的是，傩堂戏和阳戏剧本中有很多插科打诨的情景，供人娱乐，以资谈笑，充溢着一种“世俗之趣”，带有些明代章回小说的特征。有时不惜用荤的素的油滑之词专以逗人发笑，甚至会贬斥戏中正面主角的高大形象。《韩信追霸王》剧本的开头是两个小人物的对话：

张乡佬：喂！伙计。你去哪里？

李乡佬：哎呀！伙计，这个年代，韩王造反，到处兵荒马乱的，四处找口饭吃嘛！

张乡佬：那，你做些什么营生呢？

李乡佬：哎呦！有什么正当营生好做？对面那家。公公和媳妇同床睡了半年多，请我给他做个证明人喽！

张乡佬：他为什么要请你作证明呢？

李乡佬：嗨，是这样的嘛！因是他儿子不在家，他媳妇生了小孩，本应喊公公叫爸爸。又怕他儿子回来不答应，请我作证明，是他公公和媳妇同床睡了半年，媳妇生的这个小孩当然应喊他公公叫爸爸喽！

张乡佬：啊，原来是如此啊！自古道：隔山打鸟，见者有份，你应插进那公公与媳妇当中去，和二打三的，等那媳妇生下小孩来，不喊叫爸爸，也应叫你个叔嘛！

以一桩家事丑闻来展开剧本的故事情节，这在地戏文本中是不会出现的。随着故事情节的继续，韩信的正面形象多次被戏中的小角色戏谑。《韩信追霸王》中韩信与虞姬有一段交锋，身为元帅的韩信连战两回都败，顿时心生一计。

韩信：左右！娘娘杀法厉害，与我把绊马索放下！

　　　（娘娘败下阵去了）

韩说：左右！你看本帅好手段。

兵说：你堂堂一位帅将军，打赢了一个妇女，你确实是好手段勒！

这种情景在其他剧目中也有表现，《关公斩蔡阳》是流传于黔北的一折傩堂戏剧目。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应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千里走单骑的一个片断。关羽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勇”与“武”的象征，可是在《关公斩蔡阳》戏本中，关羽与蔡阳交锋屡次挫败，甚至不得不请张飞、黄忠前来相助，就连自己的属下周仓都瞧不起他。当关羽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时候，剧本设计了一个关羽智取蔡阳人头的情景，才结束了戏剧的矛盾冲突。

①云长：蔡阳大将武艺高强，十分厉害，杀他不过，战他不赢，如何是好？

周仓：（面对观众自言自语说：我怕你比我狠点，哈哈哈哈哈。我看跟我差不多，打了败仗，心慌了，还得找我周仓啊！）

我主在上，我有一计。

云长：有何好计？请讲。

周仓：主公日行千里，人困马乏，何不修书调请黄伯、三叔前来助战。听说张三叔就在古城内。若请他出城助战，必提蔡阳之头。

②（云长与蔡阳大战数十回合，云长用刀架住蔡阳的大刀施计。）

云长：蔡阳大将，你我是兵对兵，将对将，为何私带几路兵马追赶于我？

蔡阳：人人说你关云长武艺高强，看来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今日必败于我刀下，斩你头颅，何用几路兵马？

云长：蔡阳大将，莫要夸口，莫要抵赖，你看东南二路，尘土飞扬，那不是曹军是什么？（当蔡阳回头看究竟的瞬间，云长挥刀乘势一拖，只见蔡阳的头颅落地。）

二 通俗小说的传播模式与贵州傩戏文本的生态演进

有关贵州地戏的地方史料，最早记载于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扎草舡，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地戏几乎只是一种傩仪，并没有多少戏剧性元素和故事性情节，更没有涉及具体的剧目表演。虽然《三国演义》《杨家将》《封神演义》等通俗小说在明代就已出现，但想要影响和渗入贵州地戏的表演形态仍需一段岁月，而贵州傩堂戏、阳戏内坛表演的都是带有仪式性的法事戏，外坛表演的才是故事性的剧目，这些故事性的剧目又都取材于历史小说、神话传说、现实生活。所以通俗小说是如何影响到贵州傩戏文本的创造，就必然要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文学传播是文学生产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赋予文学信息以物质载体，将文学信息或文学作品传递给文学接受者的过程，而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时空及其互动则构成了传播自身环境即文学传播内生态[8]。历史上贵州地处边陲，交通不畅，发展缓慢。贵州历史发展的辉煌时期是明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央王朝治者的需要，为打造“汉多夷少”、长治久安的局面，大量来自中原、江南的汉民以屯驻、迁徙、做工、经商、流放等不同形式进入贵州与当地的土著民族共同开发这一方古老、神秘的土地。汉族文化自然也就随着移民的迁徙传播到了这里，在峰林峡谷间生根发芽。然而明代不仅是贵州发展的辉煌时代，也是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上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通俗小说的创作群体与受众群体不断壮大，民间书坊也大量出现，创作和出版大量的通俗小说，促进了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

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口语方式，二是抄写方式，三是印刷方式[9]。前两种方式需要依托一定的人际关系才能进行，而后一种方式则是面向大众传播。如果仔细观察贵州傩戏文本的传承历史就会发现，贵州傩戏文本也是依靠这三种传播方式才得以维续传承，在有限的社区和族群里传播并施加影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稳定的、适合傩戏文本延续的生态环境。从贵州傩戏文本传播时空的角度看，贵州傩戏的传播过程是一个波浪形的发展过程。它应该起步于明代初期，明中后期至清是其扩散、发展时期，此后持续、稳定发展。到了“文革”时期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进入90年代后逐渐式微，濒临绝迹。

以地戏文本为例，它是伴随着明代大量中原、江南的汉族迁徙到贵州生活及通俗小说在此时代蓬勃发展的生态背景下开始传播的，所寄生的汉族移民既是传播者又是创作者。汉族移民通过取材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加工、改造、创作了地戏剧本，然后在自己的族群范围内表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后逐渐向周边的社区扩散。如今贵州存在着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村寨表演地戏的现象就是传播与交流造成的新局面。在地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本的传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贵州很多村寨的地戏是否存在，与该村地戏文本是否丧失有着必然的联系。地戏文本传播的初期主要是通过口语方式和抄写方式，交换的渠道仅限于人际传播。这是因为地戏文本不像通俗小说那样以传阅娱人为目的，而且地戏文本作为演出的脚本，演出的群体都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为了方便演员们表演的需要，剧本内大多是七字句、十字句的演唱唱段，缺乏文学审美的功能，只局限于地戏班子成员们传阅。如果地戏文本因为长期使用出现损坏或附近村寨想学习表演此堂地戏而没有戏本，则可以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如借助亲戚、朋友、熟人的口述进行记录或传抄[10]。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所交换，给予提供者一定的物质回报，但绝对不会像通俗小说那样实现商品价值。这种局面直到“文革”后才被打破，“文革”期间由于高压的文化政策和思想束缚，限制了地戏文本传播内生态环境，大量的地戏文本被视为封建残余而遭到焚毁，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地戏活动被重新认识并允许恢复后，地戏文本的需求骤然膨胀，各地丧失唱本的村寨亟须重新表演地戏，于是出现了很多民间书坊刻印地戏文本出售，谋取利益的现象。一时间，地戏文本也就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安顺市旧州九溪村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刻印出售地戏文本，最多时有七八家书坊，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至今，安顺、贵阳地区表演地戏的村寨所用的剧本基本上都是从九溪村出去的。在刻印的过程中有些剧目可能由于遗失、焚毁的缘故缺乏母本的参照，所以书坊主既承担了刻印的工作，又扮演了作家的角色。古代通俗小说中大量的故事内容被重新收入地戏唱本。朱伟华在《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一文中拿《梁红玉击鼓战金山》九溪刻印本与实际底本作过逐句对照，发现九溪刻印本的唱词比实际底本的唱词要多出一倍[11]。

地戏手抄本向刻印本形式的转变，不仅体现为文本介质、材料上的变化，更体现为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换渠道向现代意义上公共传媒渠道的转变。“文革”后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压抑后被重新释放，而当时贵州疲软的文化生产力又满足不了当下的需求，据九溪村黄志云师傅[12]介绍，有一段时间，地戏文本曾被旧州镇周边的村民当作小说阅读，畅销时一套本子可以卖到二三元。可是进入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各种流行元素的读物出现于地摊、超市里的商品架上，加之村里很多年轻的劳力外出打工，地戏活动尤其是地戏文本的传播出现了日渐式微的局面，在个别村寨甚至已濒临绝迹。为了加强地戏文本的保护工作，大量的学者、专家深入田野，搜集、整理贵州的地戏文本，公开出版了一些有关地戏剧本的书籍。一些地方有识之士也以复印、照片、录像等不同的手段记录着地戏文本，使地戏文本的传播朝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可见，不断变化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时空及其互动构成了新一轮地戏文本传播内生态环境，而这种文本传播内的生态环境同样存在于傩堂戏、阳戏文本的生态演进中。

三 通俗小说与贵州傩戏文本的价值取向及教化功能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一直受官方严格的控制。创作小说的文人群体地位低下，为封建士大夫所鄙视。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不仅在观念上轻视，更在行为上排斥。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13]雍正年间清正气堂活字本《廿一史通俗衍义》凡例第十则云：“是书欲广其传，不禁翻板，第抚数载苦心，原非为利。如有易名及去名翻板，又或翻板而将本朝之事迹得之传闻，妄意增添者，虽千里必究。”正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通俗小说的非向重态度，才导致通俗小说的刊印者和作家群只能以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需要和价值取向为生存法则。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14]，承认君主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力，并且大力提倡忠于国家、忠于君主的忠君爱国思想。古代通俗小说也大都附和了这种尊奉思想，自觉地为封建统治阶级宣教，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服务。诸如《三国演义》《杨家将》等历史型通俗小说始终将臣子对君主的“忠”“勇”列为核心价值取向。

贵州的地戏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小说，加上屯堡人自身特殊的军裔身份和历史使命。所以在地戏文本中也会强烈地感受到将士们对君王的那份“唯忠为大”的价值取向。几乎每个地戏文本的开头都会有一段引言歌颂帝王的功德。

①《杨家将卷一》孤王真宗在位拖于仙人之洪福，蒙众臣之虎威扶孤为帝。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枪刀入库马放南山，孤家洪福齐天也。

②《五虎平西卷一》大宋王朝管乾坤，太祖太宗真宗帝，又传仁宗坐龙庭。

君明臣贤民安乐，天下共享太平春，前朝后代表不尽，单表仁宗贤明君。

且说仁宗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文有清官包文正，武有良将狄青为国家出力扶保宋室江山，周边小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小说与戏剧文本进行宣教，取得了很好的效应。文本中那一套虚拟的历史观所宣扬、所灌输的忠君观念、正统意识，以及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在年复一年，日久天长的重复中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和社会秩序。明代就有一些私人书坊主在出版书籍时兼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他们自觉地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去刊印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15]。

地戏文本中每当描述主将点兵时都会颁布一些行军的注意条文。笔者个人认为这些禁令对士兵起到了“盖为世戒”的教化作用，亦可以看作当年屯堡先民入驻黔地时恪守的屯军纪律。

　　　　《五虎平西》

元帅马上传下令，不许侵害众黎民。

若抢民间牲畜者。四十大板不容情。

若奸民间妇女者，斩首号令在营门。

　　　　《罗通扫北》

叔宝把令点完毕，急忙吩咐众三军。

我们领兵此番去，不可路途害良民。

乱拿人家鸡鹅鸭，要拿扎耳去逝民。

践踏民家田和谷，发往别外去充军。

奸淫民家妻和女，一刀两断不容情。

叔宝把令发完了，入朝来见帝王君。

从深层意义上看，这些条令承担了一种普及性的教化功能，既规范了士兵的行为，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凝聚了民众认同的好感。可以说，地戏文本主要承担了儒家思想中“忠”“义”的宣扬。与之相比较，傩堂戏、阳戏的文本则更多流露的是“因果报应”的宗教意识。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教化”和“多神化”的特色，隋唐时代已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儒释道三教的善恶标准基本上一致，故而能够在中国人心中相辅相成，糅合一体。儒释道三教中，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很大，佛门讲“因果报应”，认为凡物有起因，必有结果，今观世人得福报或遭恶果者，均有原因，只缘世人不细心观察耳[16]！中国古代很多通俗小说中都透露着“因果报应”观念。《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讲述的是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残杀功臣，被杀者冤魂不散控诉阎王。阎王在书生司马仲相的帮助下判韩信、彭越、英布转世为曹操、刘备、孙权，瓜分汉朝江山；刘邦、吕后托生为汉献帝、伏皇后；蒯通为诸葛亮；司马仲相判案公正，转世为司马懿，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国号曰晋。

文中创作主体将三国的历史形成归结为一段因果报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情感、讲道德、别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这种宗教意识和道德标准在傩堂戏、阳戏的个别剧本中得到大力渲染。以《韩信追霸王》为例，剧本的第八场《韩信算命》讲述的是韩信在功成名就后，找一个道士给自己算命，看自己能否长命百岁，彻享荣华富贵。道士给他卦卜的结果是只能活到三十二岁。韩信不服，道士唱道：

将军请坐下，歇歇气来吃杯茶。

你在一旁洗耳听，贫道一一与你排出来。

我算你前言和后语，莫留错字在后头。

两个铜钱往上梭，细细算来细细说。

两个铜钱往下串，细细掐来细细算。

我算你一不该，青龙山上活埋母。

折你青春寿八年。

我算你二不该，手斩姣妻十六岁。

又折青春寿八年。

我算你三不该，九里山前摆下十二埋伏大阵。

又折青春寿八年。

我算你四不该，受了汉王一百单八拜，

又折青春寿八年。

我算你五不该，追赶霸王乌江死。

又折青春寿八年。

韩元帅啊！五八折你四十岁，还是假来还是真？

从上述材料中可知，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傩戏文本，在被创作主体构建的过程中都浸染了文化的功利性，执行着道德评判或价值取向引导的角色功能。这种角色功能的最终完成往往要借助诸如“忠君爱国”“因果报应”等类的思维模式，然而背后实质却是要传递“教化劝民”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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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划分详见庹修明《中国西南傩戏述论》，《人类学民族学视野中的中国傩戏傩文化：叩响古代巫风傩俗之门》，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2]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3] 傩堂戏、阳戏分内坛、外坛，内坛主要是法事戏，仪式性成分较多；外坛主要是世俗戏，故事性元素较多。此处研究的是外坛戏，内坛戏没有纳入研究的范畴。

[4] 此处《三下河东》地戏剧目主要流传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罗官，黄蜡乡鱼陇、小马桥，平坝县白云镇大寨、茂柏、路塘，城关戴官堡，马场镇的毛栗坡、马鞍山、川心堡、猪槽堡，羊场乡的陈亮堡等村寨。

[5] 由于杨家将的小说传世版本繁多，此处选择以清光绪五年（1878）杭城文元堂刊本为底本，用同治丙寅年（1866）同文堂刊本及其他版本参校后的定本为参照。

[6]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71页。

[7] 陈玉平：《傩戏剧目〈柳毅传书〉探析》，《四川戏剧》2008年第1期。

[8] 林保淳：《解构金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9] 参见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0] 笔者调查到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新民村云贡组所跳的《王玉莲征西》就是托亲戚的关系从安顺市平坝县马场镇嘉禾村抄来的。

[11] 朱伟华：《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12] 此处是笔者于2010年11月18日赴安顺九溪村调查得知的。

[1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77页。

[14] 见《孟子·万章上》，《礼记·曾子问》。

[15] 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6] 详见《涅木经》《前世因果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