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础性概念和关键性术语释义

（一）传统

就传统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而言，目前学术界往往“按需”进行释义和解读，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术语内涵，但不乏共鸣之处。一方面指出传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念行为或实践行为，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结果和效应；另一方面指出传统的时间性较为悠久，简单来说就是其历史性较强和较长。传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场域，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和外延也会有所差异，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其实是文化差异性所引发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价值尺度不一样，因而在进行文化释义和解读时有所差异。就国内而言，尤其是近代以来，传统一度被否定和摒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主要是西方近代思潮介入所致，是过度崇洋媚外所引发的“传统滞后性”现象，以至于国人一度将传统作为“封建”“迷信”“落后”“愚昧”加以认知和遗弃。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晚期的腐朽垮塌、封闭“自我”、傲视他群，促使向来高度稳固的中央王朝走向崩溃和坍塌。落后挨打过后，国人逐渐转换审视视角观望“他者”，意识到“他者”的坚船利炮是如此之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不断“进驻”中国，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是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较量，即工业文明和传统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较量中，传统农耕文明自然选择妥协，工业文明则长期主导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引领和影响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饱受列强凌辱和压迫。但是也因为这场文明的较量，中华民族开始反思自身文明，从而弱化或抛弃一贯傲视“他者”的自大心理，努力学习西方文明，以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近代以来，为在短期内赶超西方文明，国人将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往往以封建、落后之名而抛之身外。从国人的意识形态到国家制度，无不按照西方文明加以重构和建构。这一时期国人的心理需求往往模糊不清，对西方文明盲目追崇。因此，过急的举措显现了出来。例如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度被否定和摒弃。关于中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先进与否，这里暂且不做价值判断。事实上，文化或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或贵贱之分，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说法，每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存在都有其功能和合理性。评判一种文化时，不能以自身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去度量。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也不能完全站在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审视。实际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局限性，只是在不同的时空场域所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而已，也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加重构或经历调适的过程，便可一直延续下去。同样，也没有一种文化完全脱离传统而“标新立异”以及独立建构“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创新或新的建构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的。人们常说的创新或新的发明无不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构出来的，只是有些形态不同于传统，同时人们为了与传统区别开来，习惯性地将其定义为创新，以达到新的诉求效果。传统能够长期贯穿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并时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无不体现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只是当一种看似不同于传统的文明形态出现时，人们总是带着猎奇的心理加以观摩和推崇，以至于“新的追求”不断超越一贯稳定的传统文明形态，因而传统被弱化或边缘化就成了难以避免的境遇。同样，由于时空移位以及人们生活情景的变化，对于传统，人们则习惯性将其放置于博物馆加以陈列，进而满足供人们观赏的诉求。谈了这么多，何谓传统，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影子，但这种影子依旧模糊不清。事实上，这是学术界给予的，争鸣一直是学术界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很多时候，学术界为了寻求一致性答案，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其实所有的求证，到最后得出的答案参差不齐、莫衷一是。因为人是主观性很强的动物，客观物项在人脑中的反映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也是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一种新解。同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变异。实际上，“传统”是一个不断被重构的术语，学人往往根据个人的需要对传统做出更符合自我需求的新解，当然也会借鉴前人的成果和技巧。通过梳理前人的成果发现，传统往往具有较强的历史性特点。因此，可以说传统泛指一切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观念行为和实践行为，以及因此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其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即世代传袭，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性作用，并与现代文化元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耕国家，历时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及演变，时下已成为工业文明国家，同西方国家一道开创人类文明新未来。尽管我国已步入工业文明社会，但长期主导我国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化，其控制力和规范性在现今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个体到整个国家无不深受传统智慧的影响。在我国乡村社会，与现代制度安排相比，传统文化依旧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规范性。就个体而言，其降生的场域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传统氛围。因此，个体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首要接触的就是传统文化，其行为规范和行动逻辑无不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也同样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这三种传统文化形成了看似不同却又通融的三种思想维度，凝聚成中华民族认知体系中的三大核心部分，中华民族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知三角。

（二）生态消费文化

在探讨生态消费文化之前，有必要对生态、消费、文化这三个术语一一进行解读。生态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区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边界而建构出来的术语。另外，生态在消费生活世界里，被界定为一种健康的消费模式，即绿色消费。众所周知，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和前提。生态不仅为人类的持续衍生和发展提供生存载体，还为人类提供丰沛的生存物质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然生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进化论角度来讲，人类的进化也源于自然界。因此，可以说，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以及人们对自然的狂热消费，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下的一大难题。因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探求新的持续性生存路径迫在眉睫。反思人类自身的实践行为、建构新的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已成为人类的主攻方向。

消费一词在现代社会中，惯熟于耳。众所周知，消费是经济学术语，与之相对应的是生产和产品。生产是消费的重要基础，消费是生产的重要动力来源。实际上，抛开纯粹的消费经济学，消费一直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换句话说，纯粹的经济学消费术语是具体的消费概念，其使用的范畴和领域大多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广义的消费概念应该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交易等互动行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消费行为既有单向消费，也有双向消费和循环消费，其消费内容不局限于产品与货币的兑换和使用。

单向消费往往以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源为代表，当然这种单向消费也是相对的，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的过程中虽说没有以货币这样一种特殊符号作为交换加以消费，但当人类过分消费自然资源以至于引发生态失衡或生态危机时，人类付出的代价不亚于资本流失，甚至出现家园破碎、生命流离的现象。双向消费常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交易活动为代表，即存在买卖两个主体，其交易实行“等价交换”。

文化是一个边界极广、张力极大、内涵极丰富的术语。追溯文化的内涵与边界，一直是学术界试图完成的命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告结这一课题。在我国古代，文化被隔开进行释读，分为文与化，以文为化，专指教化的意思，后来世人将其重组为文化，其内涵又有了新的解读，外延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很难划清其边界。

目前学术界整理的文化词条多达几百种。有人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有人则将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还有人将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等等。不管怎么说，文化都是人类行为活动的产物。目前国内比较赞同的是文化二分法，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分法主要从形态学视角介入。通过梳理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人们对文化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切人类行为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界其他生命体的重要标志。

生态消费文化，一方面指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行为规范和生态伦理，另一方面指人类健康发展的消费模式。因问题探讨取向所需，本文主要偏重人与自然互动的行为规范和生态伦理等方面的探讨。当前，人类给予自然的负重已越来越大，引发了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从而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因此，研究传统生态消费智慧、探寻新的生存理性资源极为迫切。生态消费文化，不仅包括已有的传统生态消费智慧，也涵盖正在建构的消费理念。生态消费文化是一种理性消费思维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表达方式，也是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杠杆和砝码。

（三）共生逻辑、共生实践、共生规范

在探讨共生逻辑之前，有必要单独对共生一词进行阐述。“共生”一词首先出现在生物学领域，而后广泛地被借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和范畴。第一个提出广义的生物共生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真菌学奠基人Heinrich Anton de Bary（1831—1888年）。1879年，他明确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除了de Bary的共生概念以外，也有其他学者对共生一词进行释义和解读，例如Scott于1969年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状态。”同时原生动物学家Dale.S.Weis也指出：“共生被定义为几对合作者之间的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到了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Margulis）提出“细胞共生学说”，因而共生论一度盛行。从生物科学延伸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即是共生论的采借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共生是生物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它涉及生物学中许多分支学科如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真菌学、植物病理学、昆虫病理学、原生动物学、病毒学、细胞生物学等，甚至可以提高到生物哲学的范畴”。[11]

共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共生思维、共生思想、共生方式三个层次。共生逻辑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理性或生存智慧。就人类社会而言，没有一个个体可以独立存在，其总是与其他个体发生着各种联系，并形成各种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网。按照复旦大学胡守均教授的《社会共生论》一书载述，在人类社会中会形成不同层次的共生关系，例如政治共生关系、经济共生关系、文化共生关系、家庭共生关系、夫妻共生关系、师生共生关系、企业共生关系、国家共生关系等。这些共生关系往往因为一些资源而结成命运共同体。共生逻辑要求两者或两者以上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为另一方的生存条件或生存资源，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分工、合作关系，而合作则是共生的首选逻辑，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共生逻辑的重要前提，一切行动逻辑都应以共生为实践旨归。对于自然界也一样，食物链的持续稳定也是一种共生表现。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的过程中，应把共生理念作为自身的行动逻辑，从而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共生实践是共生主体为了实现共生目的所推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几乎所有的实践行为都围绕共生这一主题展开。共生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很常见，主要以实现双方既定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合作与双赢往往是最为常见的共生实践，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换、技术转让、信息共享等都是共生实践的具体表现。

在现代企业中，除了企业间的各种资源交换和转让以外，企业内部也形成自身的共生实践关系，例如企业老板与车间员工之间的劳务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往往以雇用与被雇用的人事合同固定下来，企业为了发展，必然需要员工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力。然而，员工要获取劳动报酬，必须与企业建立相应的劳资关系，并转让自身的劳动力（包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以换取经济报酬。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共生实践的形式也不断增多，共生的内容和领域也不断增加，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社会共生实践以外，人与自然也形成一系列的共生实践，例如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变和调整与自然的互动方式，采取适度消费生态资源的消费模式，建立良好的共生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必需物，人类要对自我的实践路径进行反思，对自然的索取应有所节制，改变“任性”的消费方式，建立良好的和谐共生关系：一是确保人类的持续发展，二是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健康有序发展。

共生规范是共生主体为达成共生愿望或共生目标而自然衍生和人为建构出来的共生行为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是正式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共生规范对所有共生主体都具有规范效能，并对所有共生主体的行为边界予以界定，包括一切权利和义务。另外，共生规范包含成文的和非成文的两大部分。共生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家规，大到国家法律法规。

现代化背景下，除了现代治理理念以外，传统控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共生规范，这种规范往往以道德谴责、伦理制裁为主。而且这种规范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被规范的群体规模也比较大。例如，在现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交通不便利、资讯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国家力量渗入较弱，整个社区的社会秩序仍旧以传统控制为主，这时传统道德和伦理往往成为整个社区社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也就是该社区普遍公认的共生规范。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共生规范的形式和类型比较多，例如法律共生规范、道德共生规范、伦理共生规范、宗教共生规范、政治共生规范、经济共生规范、文化共生规范、社会共生规范等。除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共生规范以外，人为了确保自身的持续繁衍和发展，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共生规范，这些共生规范也涉及法律法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对自然生态的消费，在国家层面则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就个体而言，除了遵从国家制度安排以外，还有道德伦理以及宗教信仰加以规范和约束。总之，传统控制和现代治理理念构成了整个共生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