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缘起和研究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时代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合作与共赢成了人们的普遍首选，人们逐渐放弃了以往“单打独斗”的生存方式。寻找共生命运共同体成了众人热衷的实践活动，营造和谐共生的生存氛围则成了众人的社会期望，这种和谐共生氛围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时也涉及自然生态环境。共生的主体从人转向自然生态，当前已不再是“人定胜天”的单线社会，而是将自然生态拟人化加以对待，一切人类实践行为都应参照和遵循人与自然的共生逻辑与和谐共生规范，从而科学地进行共生实践。

苗族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先民不仅充分意识到共生理念在族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将共生理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从而确保其子孙得以繁衍和发展，还将共生理念运用到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在确保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消费，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共生规范。这些共生规范不仅对苗族这一特定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对于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深入发掘和研究苗族生态消费文化，对于现今社区社会的重建和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智慧科学的介入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现代化治理的进程。

（一）时代发展诉求

当今社会是一个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无不体现共生关系。单向或片面的发展路径，最终都会走向自我灭亡。从个人而言，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和交流，这种交流除了情感寄托以外，更多的是寻求共生群体，获取更多的共生资源，以确保自我的持续发展。对企业而言，亦是如此，一个企业想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除了提高自身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外，还要走向合作和共赢。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形成一系列的企业命运共同体。国家同样需要进行国际对话和国际互动，只有在国际浪潮中，才能更加明了自身的长处和短板，从而做出相应的调适和革新，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国家间的通商贸易是一种持续发展的共生实践。人与自然生态也是一样，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既能确保人的持续繁衍和发展，又能维护生态平衡。

当今社会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社会，也不是“人定胜天”的社会，需要相互让步和相互妥协，才不至于走向极端。英雄主义社会也是相对的，没有群体的努力和帮扶，英雄也只是虚号。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个体对群体的特殊作用，但不能因为个体的某种特殊才能而以点带面加以浮夸描述，同样，也不能因为人具有能动性，而夸大人的作用。事实上，万物都有其局限性，只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揣摩到而已。夸大或拔高人的能动性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人与动物界其他生命体相比，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的能力略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定胜天”。因此，无论是个体、国家、民族，还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都应秉持和谐共生的理念，并通过这种理念搭建一座桥梁进行互动。在苗族的生态消费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共生理念的传统智慧，深入挖掘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诉求。

（二）专题研究缺席

当前学术界对苗族这一人们共同体颇为关注，也有不少学者对苗族做长期的跟踪调研，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主要将目光聚焦到苗族的历史、族源、称谓，以及苗族的节日文化、服饰文化、婚姻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宗教文化、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等文化事项。很少有学者对苗族生态消费文化做专门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苗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生态消费文化。这套文化对于苗族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使苗族人民与自然生态保持着良好的和谐共生关系。

深入挖掘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不仅对苗族社区社会的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规范人类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将这种传统智慧整理成一套共生规范，使其成为一种理性指导资源或社会治理资源。当前，由于学术界关注度较小，研究成果甚少，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迹象和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就为本研究留下了一定的探讨空间。本研究试图以苗族的传统生态伦理、生态智慧、生态知识等作为切入点，梳理和解析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并试图将其与我国消费模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而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并使之成为我国生态治理的理性指导资源。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一方面，许多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苗族生活聚居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这是人类对自然生态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所致。事实上，这种矛盾并非不可以调解，除了使用现代科学以外，巧借传统智慧也是一种有利的路径。苗族，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在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充分运用自身智慧，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就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而言，苗族先民曾给过科学的诠释。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行为，无不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他们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消费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对苗族人民的消费行为有所规范，而且对于苗族社区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深入挖掘和探究我国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不仅可以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规范苗族人民消费行为也可起到积极的作用，进而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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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尹世杰：《论生态需要》，《当代生态农业》2000年第3期。

[2]刘志飞：《生态消费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3期。

[3]薛萍：《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生态消费理念研究》，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尹华北、文国权：《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与王埃亮先生商榷》，《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

[5]邱耕田：《生态消费与可持续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7期。

[6]胡江：《生态消费——迈向21世纪的新消费》，《生态经济》1999年第3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

[9]徐长山：《消费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0]黄志斌、赵定涛：《试论未来的生态消费模式》，《预测》1994年第3期。

[11]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