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活动分期
对于梁启超社会活动的分期，学术界主要有四期说、三期说与二期说。持四期说者主要是与梁启超同时代或略迟于梁启超的研究者，主要有徐佛苏、缪凤林、张其昀、郑振铎等。梁启超好友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中，将梁启超一生活动划分为四个时期，并认为这是“盖棺论定”之说。
窃论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此四十年间之事实，又可分析为“四个时期”：（1）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2）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3）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4）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又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此系梁先生四十年报国历史中之四大纲领也。
先生年甫十六时，即大倡维新，大享文名，而誓欲终身以文字报国，距其戊辰冬间逝世时，恰为四十年之报国历史。此历史中之学业，又恰可分为四大时期。此种盖棺论定之笔法，余思为先生撰行状、编年谱之同志，必能研究及之为幸。[3]
缪凤林根据梁氏侄子梁廷灿所编梁氏文集之时间划分，也将梁启超社会活动划分为四个时期：
梁氏从子廷灿编次梁氏文集，以戊戌（一八九八）以前作为第一集，戊戌至辛亥（一九一一）居东瀛作为第二集，壬子至戊午（一九一八）游欧前作为第三集，庚申（一九二〇）游欧归后为第四集。梁氏一生活动，亦可分为四期：始则服膺康有为之说而鼓吹变法；至戊戌去国而专力于宣传；壬子返国而从事于政治；及欧游倦归，则寄托于讲学。论其贡献，第一二期之宣传较浅薄，而影响最大；第三期之从政最失败，而帝制一役厥功最伟；第四期之讲学较宏博，而收效最微。[4]
张其昀也将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划分为四个时期：
任公一生大致可分为四期，二十六岁以前为第一期，二十六岁至四十岁为第二期，四十岁至四十六岁为第三期，四十六岁以后为第四期。第一期在戊戌政变以前，其师康有为授以通经致用之学，并同从事于维新运动。政变以后，任公乘日本大岛兵舰东渡。第二期除偶游新大陆等处外，均在日本，致力于言论事业，为晚期思想界之重镇。第三期自民国肇造，至欧战告终，其政治生活全在此时，为一政治家兼政论家。第四期则为欧游归后至病殁，谢绝政治，以著书讲学为主。[5]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一文，也将梁启超一生活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期政治生活时期”（1890—1898），随其师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学习，主持《时务报》、时务学堂，并参与维新变法活动；第二阶段为“主要以著述为生的时期”（1898—1911），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游历美洲从事保皇会活动，主持《新民丛报》再入著述，这一阶段“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也是他“最勤于发表的时代”；第三阶段为“七年的政治生活时代”（1911—1918），这一阶段又经历了与袁世凯合作时代、“护国战役”时代、“复辟战役”时代三个时期，这是梁启超“生活最不安定”“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产量最最减少”的时期；第四阶段为“第二期的著述时代”（1918—1929），主要从事讲学与著述活动。这四个阶段，第二、第四阶段的著述活动最有价值，“第二期著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著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6]
著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稍迟于梁启超活动的萧公权先生也将梁氏的社会活动划分为四个阶段：
梁氏一生之活动，就大体言，约可分为四期：（1）自四五岁至光绪十六年为幼学及举业时期。（2）自十八岁至宣统辛亥为维新及立宪运动时期。（3）自四十岁至民国八年为投身政治及维护共和时期。（4）自四十八岁至民国十八年病殁为致力学术及社会事业时期。[7]
历史学家张荫麟（素痴）则专门从学术活动角度将梁启超一生的社会活动划分为四个时期：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其撇弃辞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门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以此损其天年，哀哉！[8]
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亦将与康有为相识之后梁启超的社会活动生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0—1898），从1890年成为康有为的弟子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国内从事变法维新运动，可称为“维新运动时期”；
第二阶段（1898—1912），从1898年流亡日本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归国，在国外宣传改革言论，可称为“流亡宣传时期”；
第三阶段（1912—1920），从1912年秋归国到1920年春，担任内阁总长等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可称为“民国从政时期”；
第四阶段（1920—1929），从1920年春到病逝，他退出政界，奋笔耕耘、勤研教育，可称为“文化活动时期”。[9]
四期说，除徐佛苏未明确指出各阶段时间上下限外，其他论者都明确标出：第一阶段至戊戌变法，第二阶段从变法失败流亡日本至辛亥革命后归国，第三阶段从归国后至欧游前，第四阶段为欧游归国后至病逝。徐佛苏所说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与此时间点也相吻合，唯第三个时期“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似与前者不合，但看第四个时期“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亦与其他学者看法大致不差，倒推第三个时期，亦当自辛亥革命胜利归国至欧游前。徐氏此说，当重点标出梁启超归国后至欧游前最大的政治创举即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
三期说主要以蔡尚思、勒文森、夏晓虹、杨晓明等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后，专门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学者不得不提到蔡尚思，他曾四论梁启超的后期思想体系问题。蔡氏依据梁启超思想从先进到保守再到反动的变化过程，将其一生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据我看来，似乎可以把他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约在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他也具有两面性，常说两面话，但主要的一面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去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因而起了进步的作用。中期大约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在这个比较具有过渡性的时期里，他的斗争的对象，已逐渐由地主阶级顽固派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因而开始趋向于中间、落后以至反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色。后期大约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逝世。这个时期他还有两面性，也说两面话，但地主阶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一面。他在这时最喜欢搬出封建传统思想这个极其陈旧破烂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为主要攻击对象，而资产阶级的“西方文明”也在他反对之列。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10]
美国学者勒文森从“西方的冲击”与“传统文化”的应对角度，将梁启超的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8年前，第二阶段是1899年至1918年，第三阶段是1919年至1929年，并评价道：
在第一阶段，他试图将西方的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第二阶段，他否认把“西方”与“中国”作比较有实际意义。忠实归于民族而不是文化。此外，他所描述的文化变革的结果，是在“新”和“旧”之间而不是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并非“西方化”而是现代化，中国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并摆脱债务的幽灵。第三阶段，重新将“西方”与“中国”作为有比较意义的措词，并将它们纳入“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中。[11]
夏晓虹则从梁启超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角度，将梁启超文化思想划分为接受、反叛和复归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73—1895），梁启超对传统文化基本是全面接受；第二个阶段（1895—1917），梁启超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许多部分已经不适用于时势，开始激烈地批评传统；第三个阶段（1918—1929），梁启超发现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对当时世界有用，于是热心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夏晓虹还指出了梁启超这三个时期的复杂性，“当梁启超倾心西方文化，提倡政治小说时，依靠的是正宗的‘载道’文学观念”，“而当他回归传统，重视中国古代诗歌时，依靠的却是非正宗的‘缘情’文学观念”；“如果按照通常的说法，把‘传统’限定为正统观念，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梁启超反叛‘传统’时，离‘传统’更近，当他复归‘传统’时，离‘传统’更远”。[12]
杨晓明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将梁启超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流亡日本之前，是“会通”中西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899年至1919年，提出了中西文明“结婚”论；第三个时期是欧游以后，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说。这三个阶段的特征是：
在认识的深入程度上，由于早期对西方文化本身的认识与了解非常有限，所以，尽管在思想方法上提出了会通中西的观点，但是，对于到底怎样来会通，还没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所以，存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现象。到了中期，借助于日本和日文的中介，对以启蒙主义为主线的西方思想学说有了深入的认识，在大张旗鼓引进介绍的同时，提出了中西文明“结婚”论，希望西方文化“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为宗”，实质上是提出了融合创新的主张，在认识的深度上，较早期有了飞跃。到了后期，由于欧游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明的境况，得出了西方物质，东方精神的两分认识，从而提出中西文明“化合”说，应该说，仍然沿袭了中期的文化调和主义主张，只不过，在立足点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就立足点而言，早期的梁启超虽然热心提倡西方文化，并提出了会通中西的主张，但却仍然站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儒教门槛以内，也就是说，立足点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中期走出了康有为和儒教的藩篱，立足点不再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而更多地站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学说的立场上。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站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以外返身观照，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婚”，育出“宁馨儿”以改造传统文化。后期基于西方物质、东方精神的两分认识，对东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评估，由此而生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尽管仍然强调中西文明“化合”，但很明显，其立足点已回到传统文化的本位，只不过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化的精华来补助，使之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新文化，从而用它去救拔濒临破产境地的西方文化，尽中国文化对于全人类的绝大责任。[13]
二期说以蔡尚思、陆信礼、金雅等为代表。蔡尚思在介绍了梁启超思想三期说后，随即提出可将其分为两期的观点：“如果单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的话，那么也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两大时期：大约在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和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为第二时期。他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就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倒退到地主阶级复古主义者。”[14]蔡论三分法中的前两个阶段中梁启超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只不过由于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即由封建地主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性质从先进蜕变为保守，故其二分法着眼于梁启超思想本身，将其前两期合并为一期，这一时期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后期则倒退为封建地主阶级思想。
陆信礼则从中西文化观认识发展的角度将梁启超文化思想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笔者将梁启超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从他主导文化思想的转变角度划分的，其分界点就是《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前期，梁启超的主要工作是向国人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期，梁启超的主要工作是向国人乃至全世界人阐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15]即：梁启超前期的主要工作是“拿来主义”，是向国人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后期的主要工作是“送去主义”，是向全世界阐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国内首位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金雅女士，以欧游为界，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形成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从现存资料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萌芽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成型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并建构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本体范畴，并以“趣味”为纽结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化特征，突显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价值观迈进的基本轨迹走向。[16]
四期说与三期说、二期说，划分的视角与标准并不一致。徐佛苏等人的四阶段划分，其着眼点是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即从外部视角考察，依据外部社会活动的性质划分梁氏社会活动时期。显然，梁启超社会活动与思想转变的第一个重大外部事件就是师从康有为，第二个重大事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第三个重大事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第四个重大事件是欧游考察，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使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四期说可以清楚见出外在事件对梁启超社会活动的影响，但这种认识视角也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人的思想转变不像重大事件出现一样时间分明，而会有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外部重大事件考察法则无法分析梁启超思想转变的过程；其二，重大事件可能影响外在的行为方式与手段，但并不一定影响内在的思想观念，这种研究方法可能会以外在的行为方式与手段替代内在的思想观念考察，比如说，梁启超游南美回到日本后放弃革命论而大倡开明专制，其实是方式与手段的变化，而非思想观念的变化。
三期说与二期说，则以梁启超内在思想观念发展演变为考察对象，能够见出梁启超思想观念变化的过程。除蔡尚思受当时主流政治阶级批评话语影响，将梁启超思想简单地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地主阶级保守派外，陆信礼两期说中的前期主要引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期主要向世界输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梁启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金雅关于梁启超前后期美学的划分，寻找到了梁启超前后两期美学思想的差异与内在关联。其实，梁启超本人对自己前后两期的转变有过明确的论述，他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以及《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将自己前期活动概括为“政治生涯”，将后来所从事的活动明确地表述为“在野政治家”。[17]他所讲的“政治家”，指直接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政治活动家；“在野政治家”指从事社会教育与政治启蒙活动的政治思想家、政治学者。
因此，梁启超的活动阶段划分，既要从外部事件的角度考察，又要研究其内在思想的演变发展。从外在社会活动变迁来看，包括出道之前的求学阶段，梁启超一生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求学期（1895年公车上书之前），主要经历了童年家庭启蒙教育、学海堂训诂学训练与万木草堂今文经学学习；变法期（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主要经历了公车上车、协助康有为办强学会、创办《时务报》、著述《变法通议》、主持时务学堂与参与戊戌变法等活动；逃亡期（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至1912年辛亥革命后归国），主要从事保皇勤王与暗杀活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著述《新民议》《新民说》等，清廷预备立宪后积极组建政党并发起立宪请愿等活动；参政期（从1912年归国至1918年欧游前），主要活动有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与币制局总裁，发起与参与反对袁世凯、张勋复辟，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等；社会教育期（从1918年欧游归国至1929年逝世），主要从事讲学与著述活动。
从内在思想发展演变历程来看，梁启超思想演变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两大阶段是以1915年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为分界线，此前是“政治生涯”即主要作为政治家活动阶段，此后为“在野政治家”即主要作为政治思想家活动阶段。四个时期是将第一阶段再划分为三个时期，这样就形成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托古改制思想；第二个时期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至1903年左右，主要是卢梭式的民权论思想；第三个时期从1903年至1912年归国，受伯伦知理国家论的影响，提倡开明专制；第四个时期从1915年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始至1918年欧游后，主要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文化救国、道德救国以及提倡以中补西论的社会教育事业及学术著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