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以下简称《克鲁亚克》）是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谢志超教授的新著。

与志超教授虽只有过不多的学术交流，但她的颖悟、练达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而她的两位导师——孙景尧、肖明翰先生，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学界的前辈专家，与我都曾有过交往。2004年9月，我曾邀请孙先生到我当时所在的郑州大学做学术讲座，并邀请他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著名教授虞建华先生一道，在我担任常务副会长的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上做主旨报告。而她的硕士导师肖明翰教授，与我还要更熟悉一些，彼此认识已有二十年了。同时，我对她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无论超验主义，还是克鲁亚克，也都是我个人所喜欢的流派与作家。因此，当她希望我来为她这本书写序时，也就不揣冒昧一口答应下来了。

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作为文学领域的反传统者，他与威廉·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和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一道，被称为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也是“嬉皮士运动”（Hippie Movement）的倡导者之一。克鲁亚克以自发式或自然式写作而闻名，作品主题广泛。1969年，在他年仅47岁时不幸去世，但留下了《在路上》（On the Road，1957），《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1958）和《荒凉天使》（Desolation Angels，1965）等不朽之作。

无论“垮掉的一代”，还是“嬉皮士运动”，或者金斯伯格、克鲁亚克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和世界上曾红极一时，且影响深远，但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和读者圈为人所知，已经到90年代。而翻译界、学术界对他们开始较为全面的译介与研究，则已经是进入21世纪的事情了。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学者和读者对于“垮掉的一代”的认识与理解，与美国相比，晚了半个世纪。按说时过境迁，后来者当居上，但我对“垮掉的一代”的研究，还是抱有怀疑态度。我们能否客观、公正地认识与评价这些离经叛道、越俗超群的“垮掉的一代”及其作家？能否脱离过去我们对他们所曾经有的流于肤浅而表面的认识与批判？能否在这一研究中站在中国立场表达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的声音？这种怀疑的产生并非毫无来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所宣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仅在当时的美国与西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与中国和东方的文化更是南辕北辙，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所严厉批判的对象。而在对他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太多的是重复性研究，引介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我们自己的创新性研究，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

但我很高兴地看到，志超教授在参阅大量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一部出色的学术专著，完全超出了我对这部著作的预期。就我个人的认识与阅读体验而言，《克鲁亚克》超越其他研究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她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做了详尽的梳理，深入探讨了“垮掉的一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其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非简单的道德评判。在对克鲁亚克的整体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这一历史观和思想脉络贯穿著作的始终。

在我的意识中，要研究“垮掉的一代”和克鲁亚克，有两个“不能不”。第一是不能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当代社会。当代美国文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这是美国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垮掉的一代”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文学运动，其抗争意识激烈，指向性有深度，其作品流行于整个20世纪50年代，锋芒直指美国文化与政治，拒绝正统的叙事价值、精神追求，拒绝物质主义，强调人的生存条件，尝试迷幻药物，倡导性解放和性探索，对于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如果没有对于这段历史背景的深刻把握，很难真正认清“垮掉的一代”的真面目。

第二个“不能不”是，若要研究克鲁亚克，不能不研究他的两个好朋友：金斯伯格和巴勒斯。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是有犹太血统的诗人，“垮掉的一代”的领袖人物。他强烈地反对物质主义、军国主义和性压抑，是当时美国反文化的先驱。其代表作《嚎叫》（Howl，1955）猛烈地抨击了他所目睹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作品一问世，就因为其性爱描写而遭到查禁、引发官司，最终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当时，同性恋在美国为违法行为，但《嚎叫》则大胆地表露了金斯伯格个人的同性恋倾向。我注意到，《克鲁亚克》很详细地分析了金斯伯格与克鲁亚克之间亲密的友情与同性恋关系。作者不是在猎奇，而是用扎实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两人真实的生活经历，而这些经历，又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当然，《克鲁亚克》更多地还是关注金斯伯格的创作与克鲁亚克的创作之间的关联性。金斯伯格在后来的反对越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上，都参与其中，坚持非暴力政治抗议手段。阅读《嚎叫》中的每一句长诗，都会使人想到诗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中在声嘶力竭地高喊，同时疯狂的打击乐的声音与鼓点都撞击到了人们的心田，使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仿佛遇到了原始的生命。诗歌中透露出的“垮掉的一代”所艳羡的生活方式惊世骇俗。他们以此去对抗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与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从整体上看，无论金斯伯格的诗歌，还是克鲁亚克的小说，都是最富革命性的。在其疯狂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拯救世界的使命感。

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1914—1997）是小说家，同为“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对美国文学与美国文化都产生了影响。1942年他曾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久退役。1943年遇到金斯伯格与克鲁亚克，组成“垮掉的一代”运动中的铁三角。巴勒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半自传性质，且经常反映其作为海洛因吸食者的经历与活动。其处女作为忏悔小说《瘾君子》（Junkie，1953），但他最著名的作品为《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59）。在克鲁亚克看来，巴勒斯是自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运用一种黑色幽默的讽刺方式试图颠覆现代美国社会传统的道德、政治与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克鲁亚克的创作风格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我看来，没有对金斯伯格和巴勒斯两位作家的深入了解，就很难真正理解克鲁亚克。在《克鲁亚克》一书中，作者始终不忘这两位作家的存在，不时会谈到他们与克鲁亚克的交往，他们对克鲁亚克写作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使得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历史图景，一场文化运动中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情感、所作所为，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其次，《克鲁亚克》虽然是一部有着明确思路和条分缕析的学术专著，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部学术传记，对克鲁亚克的成长历程、创作过程、思想观念、写作风格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用各种翔实的资料加以论证。从学术角度讲，这自然很有力度，但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一个真实而丰满的克鲁亚克的形象在向我们一步步走来。

克鲁亚克与金斯伯格、巴勒斯并称“垮掉的一代”三杰。在《克鲁亚克》中，如果说作者始终不忘金斯伯格与巴勒斯以及这些时代人物的集体影响力，那么，作为这部专著的研究对象，克鲁亚克自然更是作者聚焦的中心人物。从文学上讲，克鲁亚克更像一位打破陈规、驱除偶像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讲究自发式写作，经常采用各种主题并置的方式，包括天主教灵修、爵士、乱交、佛教、毒品、贫穷与旅行等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往往把《在路上》定义为现代主义作品，但实际上，它以其前所未有的反传统的思想、语言与表达方式，震惊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搅乱了社会思潮，推动了人们重新评估传统价值，重新看待个人、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文学与文化。其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垮掉的一代”的很多作品都曾经被查禁过，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品的确开创了新的时代，而在这一从被查到解封的过程，实际上也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我很欣赏《克鲁亚克》的一点是，它既有开阔的视野，宏观的观察，也有微观的书写和深刻的见地。作者将克鲁亚克与其家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其母亲的关系，个人的爱情经历与三次婚姻生活，描述得详尽而清晰，从中使人看到克鲁亚克成长的环境，人生历程的坎坷，以及周围世界对其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深刻影响。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新思想与新观点上，也可以体现在新解读与新阐释上。《克鲁亚克》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克鲁亚克做出了客观的总结，对其重要作品做出了详尽的解读，提出了个人的新观点。正如《克鲁亚克》一书的题目所示，克鲁亚克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为此，作者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他是自传式小说的继承者，既塑造有幻灭的男性形象，也有对自我形象的颠覆。其次，他是道路小说的开拓者。这无疑是克鲁亚克的一大丰功伟绩。道路小说展示了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人们总是不停地在路上，也让人们看到了路上与路下的风景。但道路小说涉及的一个很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人在路上，但那路上路下的风景会问：你是谁？甚至连经常在路上的人们，也会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人的身份，是人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再次，克鲁亚克是禅宗思想的实践者。作者从他遭遇禅宗思想，到他如何去表达禅理禅趣，以及富有禅寓的作品，都做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克鲁亚克是自发式写作风格的发扬者。作者论述了他的风格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多元的创作手法的融合。这些结论，都来自作者详细的文本分析，这是《克鲁亚克》的可贵之处。

其实，就文学批评而言，所有的观点都应该从文本中找其源头，批评家也理应从文本的细节去寻找与作家进行深层次对话的可能。在我看来，要想读懂克鲁亚克，就必须读懂《在路上》。反之亦然。更为重要的是，《在路上》是解开当代美国文化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它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众多的疑问。通过阅读和研究《在路上》，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很多对于“垮掉的一代”的思想观念、所作所为的疑虑，也可以使我们读懂克鲁亚克的思想观念。

比如，为什么要“在路上”？其实，道理很简单，用克鲁亚克的名言来说就是，因为“道路就是生活”，而且生活就是不断地在路上。一旦走过，身后无物，要一切向前看，只有前面才风光无限。生活、旅行、冒险、祈福，而且别后悔。这就是在路上的人们心中所有的一切，也是人们用于走在路上的内在逻辑。其实，在“垮掉的一代”嬉笑怒骂如癫如狂的背后，有着非常严肃的人生态度。如果不研究他们的生活，不研究他们的精神世界，很难真正了解和理解他们。对于循规蹈矩挣扎在丑陋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只有保持热爱生活的纯粹的态度，才有可能去追求一种高于现实的精神世界。爱上生活，每一分钟都不离不弃。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态度。

虽然“垮掉的一代”都狂放不羁，但读他们的作品，大概是最令读者开心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无特别严密的逻辑性，甚至从哪里开始读都可以。任何一个愿意去阅读《在路上》的读者，也不难从中找到一两句自己所喜欢的或者符合自己心愿的名言警句。但对研究者来说，这就不是那么快乐甚至有些不无痛苦的事。因为这些作家完全是天才型的，其思想不拘一格，随时迸发出新的耀眼的光辉，观点总是那么星空灿烂，让人仰慕，但要真的去研究他们，却往往不知从何处着手。如果说的静态一点或者形象一点，他们的思想观念就像大海边随处可见的珍珠贝壳，只要愿意去寻找，人们总能够不时地看到和捡到，也总令人惊喜不已。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拾到这些珍珠贝壳容易，但要想把他们串成一串同样夺目而耀眼的装饰品，让它们显得更加高贵和引人注目并能彰显其价值，那可绝非易事，因为它们的大小规格不同，样式各异，每个都很漂亮和出色，但难以将它们归置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但阅读《克鲁亚克》的读者会发现，作者通过对自传式小说的继承者、路上小说的开拓者、禅宗思想的实践者和自发式写作风格的发扬者的总结，其实是将克鲁亚克那丰富而闪亮的思想观点，串在了一起，让他们看上去变成了有机的统一体。

第二，《克鲁亚克》对于究竟该如何评价像克鲁亚克这样的“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无论在大学教育中，还是在普通读者群中，异化地看待作家几乎司空见惯。这一点中外皆然。记得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作家好像大都是偏执狂、精神病，还经常有人自杀？曾有学者专门写过世界作家的自杀现象。作家的自杀现象自然值得研究，但文学史中过分强调（我说的是过分强调）作家的不正常之处，实在是对作家的一种刻板印象，甚至是一种偏见和误解。以美国文学为例，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中经常会告诉我们：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个疯子，还娶了年仅13岁的表妹；艾米丽·迪金森（Emily Dickinson）性格孤僻，常年足不出户，也不与他人交往；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支持法西斯，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自白派代表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自杀身亡；海明威的自杀身亡，更是轰动全世界；“垮掉的一代”酗酒、乱性、吸毒，更变成了他们扔不掉的标签。

在我看来，作家虽然是天才，但他们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与生活，也有普通人所具有的理性与逻辑。因此，到我自己开始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一直对这种文学史上对作家的偏见心怀警惕，也不以为然。作为天才，他们虽然具有我们常人所不具有的一些才能和天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会生老病死。他们同样会生病，甚至得精神病，但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经过治疗会痊愈，再度恢复为正常人。在文学研究中，我们更多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才华，更该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创作出了传世之作。但很遗憾，在当今的很多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种将作家异化的写法存在。对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和与同行的交流中，多次重申过这样的观点，反对文学史的这种写法。

其实，像经常被视为惊世骇俗的克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艺术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原因，也是历史传承的结果。克鲁亚克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若往前追溯一百年，就是惠特曼《草叶集》横空出世的时代，他独具一格的诗歌诗风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学的风尚。百年后的克鲁亚克无疑继承了惠特曼的这一伟大传统，他努力去反映时代，并努力“要表达难以表达的一切”。这是克鲁亚克终身所追求的事业，也是他的《在路上》的宗旨所在。不能忘记的是，50年代的美国，表面上看是爵士乐、性、毒品交杂的时代，但实际上是渴望新生代的时代。《在路上》就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美国特色的罗曼史，它以决绝的反抗态度连接过去，但又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未来。对于在路上的人来说，他们所以要启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当下的迂腐与堕落，他们要的不是一眼望到老的无趣的生活。他们要的是在路上，因为在路上，未来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与更多的机遇。因此，启程上路，要在太阳下山之前，一路向西。到哪里去，何时才能抵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在路上。

第三，《克鲁亚克》彰显了作者作为中国学者的知识底蕴与学术立场。禅宗思想的实践者一章，最能凸显这一特色。作者从克鲁亚克认识、接受和误读禅宗思想谈起，接着论述他是如何将禅理禅趣与作品创作有机结合起来的，最后又怎样使禅宗思想逐渐为美国民众逐渐接受，从而影响了一些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部分内容材料扎实，论证严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学者面对东西方文化交融时，在严谨的学术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观点，并对未来做出了预测：禅宗思想所包含的各种智慧和它正在进行的与其他文明文化的对话，对于回应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选择克鲁亚克这样一个作家来研究，对于一位女性学者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坦率地说，我在看这部著作之前，是有些担心志超教授作为一名女性学者，能否心平气和地客观看待和理解克鲁亚克的——请别误解，我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观念，所以这么说，实在是因为克鲁亚克这样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太特殊，他们在对爱、性、酗酒、毒品等行为上的放荡不羁，连所谓开放的西方人都难以接受，遑论持有相对保守的东方和中国伦理观念的中国学者了。当然，我所谓的批评家对作家做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说法似乎也不过分，因为作为学者，能否心平气和地看待研究对象并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公允的标杆之一。

让我感到欣慰也颇感敬佩的是，在这部篇幅不大的学术著作中，志超教授显露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始终与传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不做简单的道德评判，态度异常客观、冷静，紧紧抓住克鲁亚克的思想、写作、风格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客观、公正地评价。她的语调虽然显得冰冷，但语言依旧生动而优美。因此，《克鲁亚克》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我相信，《克鲁亚克》的出版，将不仅为中国的克鲁亚克研究增砖添瓦，也将推动克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的研究更上层楼。我也期待着，志超教授在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好更令人有愉悦阅读体验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1]

2018年1、2月初稿于波士顿

2018年5月3日定稿于北京

[1]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