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强国。相比满目疮痍的欧亚各国，两百多年来，除却南北内战，美国本土未曾遭受战争荼毒，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成为世界经济与文化的领头羊，成为超级大国、霸权大国。国内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程度的满足，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梦已翩然而至。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个人物质需求不断增大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也随之悄然改变。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等时时出现。社会需要变革、需要新思潮，甚至需要一些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理念来为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注入一剂“强心针”，以期唤醒丰裕的物质生活导致的昏昏欲睡的意识与灵魂。

“文化”这个词，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定而精准的定义。只要与宇宙相关的任意元素，都可被列入某种文化范畴，“涉及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风俗等。文化具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1]。而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注定不同时代的文化必然被其所处的时代、国家、民族、人民烙上深刻的印迹。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多种族、多信仰、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熔炉”。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2]。美国作为西方列强的重要一员，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经过不断地扩张、征服、殖民、武力干预和思想渗透，美国在极大地提升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给本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以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为巅峰。其间，广大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对政府的认可和对自身的身份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惑与偏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政府为了稳定国内局面，进一步保持战后的大好局势，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反复强调民众思想的一致性、温顺性和对政府的绝对顺从，严厉遏制新思想的萌芽。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法规制度方面，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要求政治和文化服务于第二世界大战后的冷战需求，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逐渐“形成保守、封闭的清教伦理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为主题的社会文化”[3]。伴随着美国梦的逐渐实现，整个社会歌舞升平、百业俱兴。只是一切并非如表面这般或者想象中那般美好而光鲜。随着商业文明的不断加速，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大量的人群涌进城市、涌向发达地区、涌向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之地，以为从此可以实现理想。然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似更为频繁的背后，人的内心却愈加孤独。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更为迢遥，个人与自己的心灵、与他人和社会更加疏离。有鉴于此，许多负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正视战争与现代经济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开始反思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现状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斗争进一步加剧，核战争的恐怖阴影笼罩着世界。美国政府派兵入侵越南，激起国内广大民众的强烈义愤。同时，种族歧视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层出不穷。而“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令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审查和拷问。举国上下在这极度压抑与苦闷的社会氛围中，却又弥漫着山雨欲来前的静寂与凝滞。很多人开始叩问社会是否在进步、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质疑政府是否时时在刻意制造各种麻烦、禁锢民众思想。在岁月静好的社会表象背后，很多人精神日渐空虚、心理日趋焦躁，缺乏安全感、缺乏身份认同，最终迷失了自我。诚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所言：“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渴望安全感，而生活却又如此没有安全感……没有人相信爱的力量。人们不再信任邻居、不再信任自己，更不用说相信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恐惧、嫉妒、怀疑充斥着每一个角落。”[4]

另外，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现行的美国政治并未妥协。1957年，梅勒在《白种黑人》中严厉批判民众的集体失语和懦弱：“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精神崩溃症……人们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5]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他的文章《先锋派的运动》中颇具预见性地指出：“家庭生活的新富裕究竟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获得这种富裕的同时放弃了对国家物质发展的控制。我们现在应当扪心自问，在这样一个美国中究竟是否可能过一种富足而人道的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永久性战争经济聚集了浮华而粗鄙的财富，贫民区里罪恶丛生，剥夺人性的低级公寓小镇猖獗蔓延，种族仇恨日益加深，自然资源遭到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浪费，压力集团、不作为的行政机构和因循苟且的国会控制了政府，学校日益庸俗化，更可怕的是，‘核装置’频频闪光，向四面喷洒放射性尘埃。这里有的是敌人。这里就是意识形态的温床。”[6]这所有的一切，无不与美国建国以来所倡导的美国精神背道而驰。

各种危机不断显现，矛盾亦不断升级。它们已不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因为收入差距导致的经济上的冲突，也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导致的阶级对抗，而是存在于各个阶层的因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价值差异而带来的方方面面的认知冲突。每一个阶层都在怀疑政府、怀疑现行的道德价值观，用一种审视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个社会。对于这样的社会现状，很多人心生疑惑：“当掌权者的诫命违背上帝的律法时，百姓是否有顺服的必要？当掌权者违背上帝的律法时，百姓是否可以反抗？如果掌权者使国家步向灭亡，是否可以反抗？……”[7]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民众质疑社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很少有人有勇气批判现实，更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总是“将个人自我决定的权利交付给一位按照自我意志来执政的统治者，这种政治意志的形成既是虚构的亦是闭锁的”[8]。这种情形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并不会永远存在，因为一定会有人提前苏醒并反抗。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已然非常发达。四通八达的公路，把人们从东部带到西部、从内陆带到沿海、从农村带到城市，距离不再成为阻隔一切流通的最大障碍。1956年，《联邦资助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Aid Highway Act）通过，而贯穿美洲大陆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建成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提供了更加安全的交通模式，而且修改了限速的标准，缩减了旅途时间。交通的便利，直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人际交往的畅通。与此同时，一些旧的运输方式和重要的传统却并未随着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通向未来。最为明显的一点是，新的高速公路多穿越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旅行者的脚步从此经过的都将是人迹罕至之地，逐渐与当地人的真实生活绝缘。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其名著《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叙述了经济危机中的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的苦难历程。书中提及的著名的66号公路，曾经风光旖旎，却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中蜕变成记忆中颓败的风景线；曾经的一路往西的美好岁月，停滞在回忆中。现代生活里可选择的道路一旦变多，新的思想和生活模式总会跃跃欲试。20世纪50年代，一群独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惜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论证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建立新的符合普通大众心理需求的各种价值模式。他们不是开拓者，而是继承者，他们传承了19世纪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超验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并用更为激进的方式重新解读和书写。爱默生曾在《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这篇振聋发聩的演讲词中大声疾呼：“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学习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周围，数百万的青年正冲向生活，他们不能再依赖外国学识的残羹来获得营养。出现了一些必须受到歌颂的事件与行动，它们也会歌颂自身。所产生的新事物和人们的行为应当加以歌颂，而他们本身也将歌唱自己。”[9]爱默生鼓励美国学者要脱离欧洲母体文化的束缚，建立美国文化教育机制，从精神上彻底独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则鼓励有志青年挣脱政府的精神桎梏，寻回遗失的美国精神，重塑新的道德价值标准。

在这个进程中，传统的宗教信仰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大众媒体方兴未艾，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年轻一代对音乐、电影、服装、食品等都有了新的认知。渐渐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质疑之声汇聚在一群人身上，即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作为一场不期而至的文学文化运动，“垮掉的一代”的所有表现形式和外部特征，恰巧满足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感与探求心理，最终发展成美国文学及文化史上颇具美国特色、彰显美国精神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和文学运动。这场运动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一群共同致力于诗歌、散文创作乃至人文关怀的年轻人的聚会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几乎家喻户晓。“垮掉的一代”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普通劳动者、乐队成员、自由职业者，也有当时活跃于各个领域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等。他们表现出来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为当局所喜，是社会的边缘人，持不同政见的局外人及不为世俗文化所包容的叛逆者。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格里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赫伯特·亨凯（Herbert Huncke）和彼得·奥洛夫斯基（Peter Orlovsky）等。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一代’、60年代末英国‘愤怒的青年’一样，‘垮掉的一代’也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产生的。广义地说，那是指五六十年代对美国社会生活厌倦，乃至愤慨，信奉‘垮掉’哲学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嬉皮士生活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对美国政治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抗。”[10]“垮掉的一代”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他们对这个物欲横流、价值沦丧的社会深表不满和厌倦，他们无力改变，只好用各种极端的方式——酗酒、吸毒、纵欲、摇滚、游历以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暂时的解脱。他们认为现实不可靠，难以把握，转而寄望于存在主义和东方宗教哲学。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内心体验，特别重视“心灵的顿悟”，无论行为还是情感，均不加掩饰地袒露。他们四处流浪，自我放逐，与政府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战争”。他们崇尚自由主义，浪迹欧美大陆。他们热爱自然风光，热衷禅宗思想，用特殊的生活方式将自我从各种社会桎梏中解脱出来。

“垮掉的一代”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却拒绝循规蹈矩。他们居无定所、行踪不定、行为怪异、放荡不羁，对现实不满，经常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他们颓废的生活方式，被世人认为是垮掉的、消极的。他们用各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验证他们的世界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试图从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东方佛教等思想中找到一些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东西，用来建立独特的社交圈和处世哲学。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在妥协与抗争之间挣扎，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向社会、向现实宣战。他们的种种行为，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而是宣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受迫于麦卡锡主义反动政治高压下的呐喊。他们所有的言行，只是为了让自己从那令人窒息的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下解脱出来，能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而政府的种种暴力，依旧如“毒液慢慢渗入血液；留下了垃圾，留下了要命的垃圾”[11]。

“垮掉的一代”这个称谓，来源于克鲁亚克与霍尔姆斯在1950—1951年之间的某次交谈。他们在闲聊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情，回顾刚刚过去的“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带给年轻人的希望和期待。克鲁亚克不禁感慨自己虽然错过“迷惘的一代”，却又不小心地变成“垮掉的一代”。1952年，霍尔姆斯将他这句话写成文章《这就是BG》（“This is BG”）并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克鲁亚克坦言：“1951年我在写《在路上》（On the Road）的时候用了这个词语描写一群像莫里安那样的年轻人，他们开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上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结交各类女孩子，筹钱吸毒。”[12]“实际上，克鲁亚克也确认他的小说《在路上》中也确实用到了这个词。”[13]霍尔姆斯一再强调此词源于克鲁亚克的无心之言，也预言了他最终将成为真正的“垮掉之王”。华明在《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克鲁亚克》代译的序中总结道：“垮掉的一代”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四点：“反社会，平民性，青年文化，以及东方艺术和神秘主义。”[14]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垮掉的一代”身体上确实垮掉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或者是同性恋者，或者乱性、吸毒、偷窃，以致遭遇牢狱之灾，居无定所。凡是被现实社会不理解甚至不齿的行为，他们都“以身试法”，认为只有这样的体验才能称得上真实的生活。

在“垮掉的一代”中，金斯伯格的诗歌流传至今，记录和揭示了那个年代的症候。越南战争、冷战、种族冲突、毒品泛滥、性解放等各种世态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他的诗歌《嚎叫》（“Howl”）、《美国》（“America”）、《卡迪什》（“Kaddish”）等都毫不留情地披露了这些社会病症。克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以及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也共同构筑了“垮掉的一代”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基础。他们描绘了一群酗酒吸毒、崇尚性解放、高速驾驶、信奉禅宗佛学的年轻人的生活理念，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最激烈、最有力的抗争。因此，“有必要树立信仰，即使这一必要性还处于一种隐蔽的晦暗状态，即使这种信仰还难以变成现实，而且也缺乏任何迹象表明能够用确切的字眼去说明这一信仰”[15]。

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内心的彷徨与对未来的各种社会想象力。他们希望回归最初的自然，用真实的、自己能听得见的声音来与外部不可控制的、喧嚣的社会对抗，却最终将自己卷入一场充满叛逆和争议的文化运动中来。他们一反故常的生活作风和行为，给当时枯槁的美国社会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瞬时在无数青年的心中荡起万千涟漪，将“垮掉”的文化之波吹送到整个美洲大陆。他们当初只是尝试或者模糊地预见某种颠覆性的或者说新的精神有可能出现，但对这场运动的广度、深度和现实意义未敢预期。他们激进而反叛的人生哲学和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对美国各阶层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垮掉的一代”运动与60年代的学生激进运动、嬉皮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反文化浪潮。

“垮掉的一代”运动发生于特定的环境中，“是美国的民主传统和麦卡锡主义、人性自由和清教主义、大众文学同学院派文学激烈冲突的产物”[16]。作为“垮掉的一代”运动的主要人物，克鲁亚克一生饱受争议。这些争议基本都围绕着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惊世骇俗的思想、各种否定传统的创作理念展开。克鲁亚克终其一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严肃的作家。在某些时候，他似乎成功了，但是媒体和评论界对他总是吝于褒奖。作为个案的克鲁亚克研究，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廓清和修正以往人们对“垮掉的一代”这一文学现象在认知上的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观念。研究克鲁亚克对中国禅宗思想的接受，有利于塑造中国文化的良好形象，真切体悟“和而不同”这一文化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要认识到，随着不同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必须更加尊重文化差异，认同文化对话，了解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异同，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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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 陈杰：《本真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4] John Tytell，Naked Angels：the Liv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Beat Generation.New York：Mcgraw-Hill，1976，p.7.

[5] 转引自[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6] 转引自[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页。

[7]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8]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9] [美]爱默生：《美国学者》，选自《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0] 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11] [美]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2] Paul Maher Jr.，ed.，Empty Phantoms：Interviews and Encounters with Jack Kerouac，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2005，p.311.

[13] See Paul Maher Jr.，ed.，Empty Phantoms：Interviews and Encounters with Jack Kerouac，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2005，pp.71-72.

[14] [美]巴里·吉德福、劳伦斯·李：《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克鲁亚克》，华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5] [美]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410页。

[16] 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