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言小说成为宋元“说话”的凭依

鲁迅先生曾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3]那么，说话人的“底本”源自何处？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谈及当时“小说”艺人的文化知识素养时声称：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段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4]

他指出“小说”艺人需要熟知《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东山笑林》《绿窗新话》等，才能取精用弘，表演敷叙，耸动“看官”的听闻。他所列举的这些书，都是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集，也是宋元“说话”的重要参考书。根据孙楷第、谭正璧等前辈学者的考证，可知现存宋元话本小说的本事多半出自这些文言小说集[5]。

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还列举了当时流行的一批“小说名目”。有学者对这些“小说名目”进行考论，发现其中有不少名目便源自唐人传奇与宋代文言小说集如《丽情集》《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夷坚志》等[6]。不仅如此，《小说开辟》中列举的部分“小说”名目，在《醉翁谈录》中还能找到对应的文言小说文本。如与《王魁负心》对应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与《鸳鸯灯》对应的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与《李亚仙》对应的是《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与《章台柳》对应的是《韩翃柳氏远离再会》等。这些对应于“小说”名目的文言小说文本，实际上即可视为“小说家”据之敷演的“底本”。而这些“底本”，又基本上是根据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作品节略而成的。

《醉翁谈录》甲集卷二“私情公案”；乙集卷一“烟粉合欢”；丙集卷一“宝窗妙语”、卷二“花衢实录”；己集卷二“遇仙奇会”；辛集卷一“神仙嘉会”、卷二“负约”；壬集卷一“负心”、卷二“夤缘奇遇”；癸集卷一、卷二“重圆故事”，基本上都是以讲述男女风月艳情故事为主的“烟粉”“传奇”等。这些故事多用浅近的文言写成，其中《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裴航遇云英于蓝桥》《李亚仙不负郑元和》等，是依据唐人传奇节录而成的，最长者不过千字左右，相对于原文只是粗陈梗概而已。若作为案头读本，无甚欣赏价值；但作为“小说”底本，则非常适用。如《裴航遇云英于蓝桥》与《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蓝桥记》正文几乎全同，《蓝桥记》只在开头补充了入话诗，结尾增加了散场句。对此，郑振铎先生推测：“大约入话云云，如果不是编者添上去的，一定是说话人取了这些旧文作为话本的底本，因为不暇改作，故仅加入话即作为了事的。”[7]这个例子说明被说话人用作“底本”的并非唐人传奇原作《裴航》，而是在《裴航》基础上节略的《裴航遇云英于蓝桥》。

至于《绿窗新话》，也应当是供“小说家”使用的说话底本。该书共收录了一百五十四则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多是依据前代的传奇故事节缩而成，内容相当粗略，故事标题皆为七言单句。如《李娃使郑子登科》，是《绿窗新话》中最长的一篇，也只有四百余字，仅为唐传奇《李娃传》的十分之一。其所保留的只是故事轮廓，删去的大多是细节描写、对话、议论与铺陈文采之处。如此粗略枯瘠的故事，当然不是供人案头阅读、欣赏的，而是另有用途。联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说的“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可知该书其实就是小说艺人所用的“底本”。《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提及的说话名目，有十二种就取材于《绿窗新话》。《绿窗新话》的编订者“皇都风月主人”，很可能是替“小说”艺人编写说话“底本”的书会才人，抑或其本人就是活跃于京都瓦舍勾栏中的“小说”艺人。

胡士莹先生在分析北宋刘斧的《翰府名谈》和李献民的《云斋广录》时指出：“象这一类性质的作品，起初原为文人猎奇摹拟话本某种形式的作品，到了南宋，这类作品更多，而且成为说话人重要的参考书。如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及罗烨的《醉翁谈录》等书，都是专门摘录前代或当代传奇的故事梗概，分门别类，以供说话人参考之用的。”[8]台湾学者王秋桂也指出：“无论如何，宋元说话人如有底本，形式当较似《醉翁谈录》或其所引的《绿窗新话》，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见的三言或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9]

值得注意的是，皇都风月主人、罗烨等人在“摘录前代或当代传奇”时，有时还会根据“说话”的需要，做一些捏合、增饰等艺术加工。例如，《绿窗新话》中的《邢凤遇西湖女仙》，虽然编者注明出自于商（殷）芸《小说》，但实际上却捏合了沈亚之的《异梦录》及《湘中怨解》[10]。又如，《绿窗新话》中的《钱忠娶吴江仙女》，出自刘斧的《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五《长桥怨》。《长桥怨》结尾云：“翌日，（钱）忠见女，女喜曰：‘翁方爱子之诗，我与君事谐矣！’又去，忠终不知所止。”[11]可是，此篇却在“谐矣”之后续添数句：“忠一见女，情不自禁，乃抱入舟中云雨之。事罢，忽闻船外人声，匆匆而别。”[12]周楞伽在笺注中说：“唯此条于钱忠与钓翁雅韵投和处删节甚多，而于儿女私情处又特加渲染，如‘忠一见女’至‘匆匆而别’七句，即为《青琐高议》各本所无，显系编者增饰。”[13]而这些增饰，明显是为了投流俗之所好，如编者自云：“人之好色，甚于蜂蝶之采花者。”[14]又如，《醉翁谈录》收录的一部分传奇文本，也是编者根据“说话”的趣味、程序等对唐传奇进行删改与敷演而成的。有学者曾将《醉翁谈录》己集卷二《封陟不从仙妹命》与它依据的唐人裴铏《传奇·封陟》进行比较，发现改编者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明朗而有意将《封陟》中的文采繁褥之处删除，并将原作的骈文改成适合口头演说的散文，又在引用诗词的地方标以“诗曰”“词云”以使之合乎“说话”的程序，另外它还有意将《封陟》交代的故事发生时间“宝历中”抹去，好让受众不知此为唐代故事，而误以为是在当下发生，以增加一种亲切感[15]。

由上所述，可知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确为宋元“说话”取材的渊薮。为什么宋元说话人喜欢从文言小说中取材呢？这大概是因为“说话”是专讲故事的，“既然专讲故事，故事必须新奇动人，而个人直接经验，这类故事并不能多”，因此，说话人所讲故事，“除少数是直陈闻见外，大多数还是取材于历代的旧文言小说”[16]。只不过文言小说由案头进入“说话”领域，一般都要经过删繁节要或捏合改编，以形成粗陈梗概的“底本”，这样才便于说话人记忆、把握，从而在书场上得心应手地进行敷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