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特点[40]

戊戌维新运动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的加速化，中国出现了风云际会的变迁时局。在此背景下，包括知识女性群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等先进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女子角色变迁提出了新的期待，进一步推动了女性角色模式的现代化变迁。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模式的萌生时期，女性角色的变迁主要从家庭角色的改革和社会角色的跃出两个方面展开，其变迁层面比以往更为宽泛，变迁力度比以往更为深厚，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一些特点。

一 昂扬着救国主义的旋律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女性对政治角色的追逐，它定格了女性其他角色变迁的主旋律。在强邻环逐、王朝衰微的国势下，救国成了一代知识女性为之张扬和实践的最高角色目标。何香凝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41]为了唤起女性投身革命的角色意识，《女子世界》特把“改铸女魂”作为宗旨，号召女性“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42]秋瑾在弹词《精卫石》中直呼胸臆：“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43]诸如此类言论，均反映了先觉女性对女性参与革命斗争、拯救中国的浓浓期待。为了实践这一志向，先进女性出生入死地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运动洪流，不遗余力地争取参政权利，以求发挥自我救国才智和实现女性人格价值。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女性革命斗争，也有女性自发的革命斗争；有中上层知识女性的参战，也有下层农妇和女工的抗争；有国内女性的不屈奋斗，也有海外女留学生的遥相呼应；有激进派的女性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也不乏温和派的女性以其他形式援助革命斗争；有女性革命社团的纷纷涌现，也有女子军的首次亮相；有辛亥革命前的女性战斗风姿，也有辛亥革命后女性政治斗争的延续……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救亡图存的主线展开。

在20世纪初年的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保路运动、救蒙运动等救国运动中，先进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怀抱救国大志，献身救国大志。如在1901年的拒俄运动中，青年女子薛锦琴等积极参加张园集会反抗沙俄霸占中国东北。[44]1903年，上海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参加了千人大会，使拒俄运动走向高潮。东京的留日女学生组成了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45]积极投身拒俄运动。1904年，上海宗孟女学创立了“对俄同志女会”，入会者近200人，以郑素伊、陈琬衍、童同雪为总议长。该校还创建“中国赤十字社”，对学生进行战时救护教育，以便战时参加抢救伤员活动。上海、东京的女子拒俄运动生动地诠释了女性的救国风采。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救国行动还体现在她们所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反清斗争上。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以同盟会或光复会为依托，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会员总计约59人，包括何香凝、秋瑾、吴亚男、徐宗汉等人。[46]光复会女会员有秋瑾、尹锐志、沈警音等27名女性。（有的女性兼有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组织的会员身份）。[47]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先进女性不畏牺牲，勇敢地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矢志反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妇女积极组织女子军、北伐队、赤十字会和各种筹款团体，为革命尽己所能。她们的革命风姿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48]女性在革命斗争中的救国角色成就奠定了她们日后参政的基础。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还本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心愿忘我地创办女学、女刊，兴办实业团体，为全国女性树立了救国的角色榜样。即使在生活角色这一层面，天足运动的顺次开展也无不闪烁出“母壮儿肥”“强国强种”的救国意向。在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冲击上，秋瑾、黄扶庸等女士的离家出走行为也包含着浓郁的救国情结在内。

总的来看，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的救国情结和救国行动是以争女权、结团体为战斗底蕴的，推进了救国主旨实现的步伐。当时，由先进的知识女性引领的具有一定广泛性的女性角色变迁行进于这个救国期待四起的时代，不管她们本身是否有自觉的救国意向，却因那些先进知识女性以及男界志士的自觉引领，而不折不扣地抹染上一层女性角色整体变迁的救国主义色彩。

二 贯穿着“男性特色”的主线

与戊戌维新时期基本上由男性倡导女性角色变迁相比，辛亥革命时期成长起一批以留日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女性群，她们多少改变了男子代为立说的局面，成为女界自己转换角色模式的中坚力量。但为数尚少的知识女性群还没有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能力单独引导女性角色向“人”而非“男人”的主体回归。当时的知识女性把父权制下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角色追求的目标，她们希望摆脱自身的传统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男女平等”有时被误解成一切以男性为基准。当时不乏此类宣传女性解放的言论。这就使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庇护下的“男强女弱”的端倪。就拿女界先觉秋瑾而言，她在心灵深处也要为自己的女儿身叹惜“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49]她厌恶女性这种生活模式，希望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说：“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50]所以，着男装成了秋瑾回国后的一贯形象。当时，一批妇女解放的追求者也纷纷着男装。女尚男装成了20世纪初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变迁的男性特征。

清末民初，在“拟男主义”风气下，女性解放者立志当“女国民”“女豪杰”。她们脱去女装着戎装，纷纷从军，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武装团体。她们要求约法上规定男女平等，在目的未达的情况下，一伙跑到参议院，将窗户桌椅通通捣毁，演了一场英勇的武剧。女权运动的健将们，不光在政治角色上演绎男性，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为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这些却不免太过于幼稚。可是她们幼稚尽管幼稚，总还是立脚跟在解放的路上；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51]

这一时期的女性角色变迁除了显示出拟男的“男性特色”，还有“靠男”的“男性特色”。当时，女性的角色变迁从总体上也依赖于男性进行宣传、倡导和组织，知识妇女群只是参与其事，更多地是发挥角色变迁的典范效应。比如女性政治角色的变迁是融贯于由男性领导的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其发展方向始终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相一致。从这一点讲，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政治角色的生成是一个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女性的过程，而不是女性解放过程。正因为如此，当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奏响了清王朝的挽歌之后，把握新政权的男性领导思想深处的大男子主义就有可能泛起，女性的革命贡献因之不能带来女性参政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曾意味深长地对此评说：“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他还奉劝妇女“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52]。再说女性教育角色的成长也处处留下“男性特色”。20世纪初，大量女学的兴办主要是倚重男子，由女子参与或独立兴办的女学毕竟还是少数。这就难免使女性教育角色的成长受到男子左右的政府或民间力量的控制。除了个别女校注重培养女性的主角地位，大部分女校是遵循“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教育模式，而置女性于明显的配角地位。这也是“男性特色”下女性付出的教育角色的代价。此外，在家庭角色、经济角色等方面的变迁中也同样存在着女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和依靠男子的现象。这种特色与女性整体的自我意识不强有关，亦与女性千年沉积的整体文化素质低下及女性角色变迁刚刚揭开现代化的历程相关。

三 弥漫着欧风美雨的气息

清末民初，中国女性的角色变迁同时是以女权较为发达的西方女性角色模式为参照系的。在西力东侵的炮口下，欧风美雨逐渐浸润到中国大地。先进的中国人士纷纷译介西著，畅谈西方女性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方面已经取得的权利和地位，号召中国女性以她们为角色榜样，不仅应该而且能够获得甚至超越于西方女性的现有角色地位。当时有些刊物特别是女子刊物如《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国女报》等专门辟栏介绍外国妇女状况，发表的文章不胜枚举，如《世界妇女之将来》[53]《美国第一女大学校之建立》[54]《美国女医出外》[55]《英国妇人争选举权》[56]《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57]，等等。此类文章介绍了西方女性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政治斗争的投入，对参政权的争取，以及从业、就学和拥有较为开放的生活方式等，读来不禁令人为之神往。迎合这种西式化的角色期待，中国女性的角色变迁明显地打上了西化的烙印。就当时激进女性的参政角色行为而言，显然受了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英国“战斗的参政派”出现于1903年。1912年前后，这一激进派开始采取一系列激烈的手段，如拒绝纳税、捣毁会场、焚烧车站、毁坏商店橱窗、焚砸邮筒等，以争取妇女参政。这就为中国以唐群英为首的女性参政激进派树立了角色榜样。1912年，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打碎玻璃窗，踢倒卫兵，并在同盟会改组会上殴打宋教仁等事件，无疑是受了英国的“战斗的参政派”的启迪而发的，堪称中国女性学习西方女性角色行为的一个结果。再说民初女性的生活角色，更是“洋”气十足。女性服饰的西洋化最直观地反映了这一事实。再如清末民初的婚姻角色也融进了西式风味。“洋化”的女青年们醉心于自由恋爱，婚礼由家庭改公所，婚服由绸缎改西服，改跪拜为鞠躬，交换结婚戒指，唱文明结婚歌，称夫婿为新郎等，都是这种去土求洋、西风浸染的具体表现。总之，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性是沐浴着欧风美雨而进行角色变化的。

四 交织着转型时期的特征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女性角色的变迁因之也具有这种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传统的角色规范仍顽固地盘踞不去，另一方面，新的角色规范则要艰难地夺取阵地，角色冲突随之发生，结果是新旧角色规范的杂糅并存。女性教育角色的兴发本是女性角色走向现代化的一大成果，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教育角色整体被限于“贤妻良母”式的范围内，不能自由地进行角色发展。甚者如湖北黄陂县于1909年创办的木兰女子学校之情景。为了不触犯当时的封建教化，创办者竟将校址设在“铁锁龙潭的中心处，碧水环绕，人烟稀少，偏野僻静，还多处筑篱构墙，戒备森严，只一门与外相通，几乎与世隔绝的禁闭之地，修身课讲的则都是当时要女子们必须服从和照办‘三从四德’等等封建道德的旧观念”[58]。这样的女学恐怕只能教化出清心寡志的所谓“新女性”了。再者像当时出现的介于包办婚姻与自由婚姻之间的“允诺婚”，即于父母之外，征得子女认可始通媒妁的婚姻形式，也显现出女性婚姻角色的过渡色彩。类似现象不胜枚举。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角色模式的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就地域而言，女性角色的变迁主要发生于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偏远的内陆和广袤的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启动女性角色变迁的因素，因而少有变迁；就阶层而言，置身城市的青年知识女性及涌入城市就业的女工是发生变迁的主体，栖居乡村的广大妇女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角色模式基本没有变化；就数量而言，发生角色变迁的女性与两亿女性相比，实在是区区少数。如女子参政运动虽然闹腾了一年多，但积极参加活动的“女子参政者不过数十人而已。其趾高气扬，不过上海南京而已”[59]。活跃于反帝反清斗争中的女性也不过几百余人。女性对教育角色的获得在这一时期可算成绩斐然。但到1913年，全国中等学校中女学生人数不过11068人，占全体中学生仅9.43%。[60]1907年全国男小学生928775人，女小学生仅占约1/60。[61]

此外，转型社会的巨大落差造就了女性角色变迁的受阻性和不稳定性。历史的积淀往往是要以滞后面貌对新事物加以抗拒。中国伟大的传统更加重了已失落几千年的女性角色回归的艰巨性。比如，在参政运动中，女性的参政行为受到了群起攻击。1912年2月，《民立报》记者空海发表《对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挑起了对垒态势。张纫兰紧随其后，发文断言女子不宜参政。章兆彦、章兆廉则在上海创办“女子进德会”，把禁绝女子做官、当议员列为条例。这些言论四处充溢，造成了女性参政角色的巨大压力，直至最后失败。再如，女子剪发在当时普遍受到政府与家庭的阻止。湖南长沙衡粹女中的学生周永祺，在辛亥革命后自行剪发，并联络几个妇女组成了“妇女剪发会”，呈请湖南省政府立案推行。结果被斥为“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之怪现象”，不但不准立案，周永祺还被勒令蓄发，恢复本来面目。[62]在这种情况下，女子剪发因缺乏角色认同的市场不能顺利推行。

女性的角色变迁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紧密相关的。转型社会政局的动荡和经济、文化模式的过渡特性造成了女性力争塑造新角色的不稳定性。民初，随着女子军的解散、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和女子实业活动的不振等境况的出现，女性曾为之努力和争取到的角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活跃一时的女界精英出现了角色分化。一些人革命心态不老，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悲观之境。个中不乏自杀者，抑郁而死者，遁入空门者，沦为妓女者，甚至有叛变革命者。如清末抗婚参加革命的黄扶庸辛亥革命后回到家中，面对的仍是家庭包办婚姻。黄扶庸失望地告诉友人：“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她只好再度逃离家庭。“二次革命”失败后，她流落港澳，无家可归。家庭角色和政治角色的失败使她心灰意冷，1914年她竟和曾为“女子北伐队”队员的邓慕芳一同跳湖自杀[63]，以角色的终结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另有曾组建过上海女子国民军和创办过女子植权物产公司的林宗雪、张馥真两姐妹在政治、经济角色受挫后而消沉下去。林宗雪因精神苦闷而一病不起，张馥真则与女子北伐队丁志谦往杭州遁入空门。梁荃芳在北伐后，无以为生，流落到香港当了妓女。沈佩贞、吴淑卿等一代女杰则发生了角色蜕变，她们一个成了“洪宪女臣”，一个成了扑杀革命的鹰犬。从这些上层知识女性的走向可见当时女性角色变迁的不稳定状态。

当然，转型社会女性角色的变迁虽然积几千年的厚力而一变，但新的角色形象取代旧的角色形象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从外表到心灵的内化过程，有一个从少数人到多数人扩散的过程，有一个九曲回肠向东流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的长期性也决定了女性角色变迁的长期性。这个课题在五四时期又一次被女性们进行了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