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经济角色的变迁[64]

辛亥革命时期，有识的先进男性和知识女性热切关注并身体力行地改造中国传统女性经济角色，从而使中国女性出现了向社会求职乃至创业的新型经济角色，开创了中国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先声。

一 角色期待：恢复“营业之权利”

在女性角色问题日益突显的情势下，辛亥革命知识界已着力阐释女性经济角色的独立对于女性角色解放的重要性。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中提出了恢复女性“营业之权利”的吁请，引发了时人对女性经济角色的重视。[65]秋瑾则认为女性奴隶地位的要因即在于“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于是一生荣辱必然要依靠丈夫”。[66]若女子学得科学工艺，将来即可从业于社会，拥有独立的经济角色。林士英也认为要使中国女性获得角色解放，须从女子有“独立性质”始。“其下手功夫，以气节为先，教育、工艺副之”。只要女子有一技之长，虽“致富不足”也“独立有余”。[67]一些报刊也认识到女性经济不独立是失去人格独立的关键，女性“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68]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摆脱对男子的依赖，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这种以经济角色的变动带动整体角色转变的认知，反映出辛亥思想界对女性问题的认识深度。这一时期，有志之士已能从强国安民的高度引领女性谋求职业，实现经济自立。恰如《论女工》一文所言：“诚使通国妇女，皆有所执业，则男子之仔肩，有人分任，不必以谋生为苦，内顾为忧矣！且以生利之说衡之，通国利源，当增一倍，即国家敛入之税额，亦当增一倍。”[69]此等言论，不一而足。

值得说明的是，20世纪初，时人对女性经济角色的探讨已不是停留于女性必须就业这一问题上，而是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转而解答女性怎样就业的问题。当时许多报刊，尤其是女刊对女性怎样谋职都有所涉及。《论女工》一文提出：“然则欲兴女工，其道何由？曰：在于兴女学而已矣……惟就各地产出物品之可以制成熟货者，令妇女转相传习……皆使各习一门，暇时兼课以文学。”[70]秋瑾则深刻地指岀，女子“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71]即“学艺”和“合群”是女性经济独立乃至人格独立的必经环节。在蔡湘看来，“夫手工女学校也，传习所也，凡此皆造成女界惟一普通之技能，而非高尚之技能也。惟其技普通，故其用能普及，亦惟普及，故能使我国女界，各能自谋其生活”。基于此，提出了“中国今日亟宜普设手工女学校及传习所”的主张。[72]当时的妇女刊物也以西方女性独立经济角色为参照系，积极宣扬对中国女性进行职业教育，以此作为构建新女性经济角色的基石。如《女子实业大概》和《美国女子职业谈》等文，即详细介绍了美国女子职业情况，并指出，“美国的女子都受过教育，都有职业”，能够独立，“自然可与男子平等”,[73]希望中国学习美国，对女子进行职业教育。这样一来，女性就具备了建设独立的经济角色的条件，进而可求得性别角色的平等化。此外，妇女刊物还介绍了北京联合女子工厂的情况，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女子工厂岀现，以解决女性经济自立问题。

民初，对女性经济独立角色的期待已包含了女性如何谋职和如何兴办实业两个方面。张姚蕙景苏提出用学堂与公司相结合的办法来兴办女子实业，谋求女性经济独立，即“悉由女子合并交错而组成之，有何种学堂，必特设何种公司，有何等公司，必预立何等学堂，科皆出于专门，材不取诸异地，此其上也；有学堂而未设公司者，则与某公司为一组，有公司而未立学堂者，则与某学堂为一组，通其变以不倦，定其数而有常，抑其次也”。并断定，“审若是，是女子实业之发展，又将以觇民国之富强焉”。[74]傅梦兰提出振兴实业与改良纺织业、茶叶业、蚕桑业，才是“促进女界之进步，谋女界之生计”，发达女界实业的唯一的好方法。[75]何张亚振主张兴办女子实业，应根据女性当时的程度、魄力、性情来选定行业，认为只有“缫丝绩纱，育蚕执桑，织布、织毛”4类行业适合妇女的性情及程度，号召“吾诸姑姊妹劳其身志，饿其肌肤，以从事兹，改良固有，发明未来，国计民生，双方裨益”。[76]凡此种种，均包含着时人对女性经济角色近代化变迁的殷殷期望。

辛亥革命时期还出现了有关如何保障女性就业的议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就提出了“实行公产”“废女子雇工之制”[77]的激进改造方法。可见，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女性经济角色的期待已涉及了女性就业的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环境，并为女性就业昭示出前进方向，其作用不言自明。

二 角色建设：女性就业与女性创业

20世纪初，在一片呼吁女性实现经济社会人的声浪中，中国女性步履维艰地开始了经济角色建设的实践活动。她们或入主原男子独占的职业领域，或自办女性经济团体，形成了颇具声势的职业进军图景。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传统的中国经济格局被打破。女工就是在这种经济转型中形成的女性职业角色群体。她们是为金钱所迫而不得不入厂工作，客观上却为自己争得了经济发展的空间。1894年前，全国女工约3.5万人，占当时产业工人总数的35%左右。到1914年前，女工人数已达23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不含矿山）的37%。她们主要分布于几个省几个大中城市的百余个大厂中，[78]在纺织工业、缫丝工业、烟草、火柴、造纸等轻工业部门做工，其中尤以棉纺织业为最。当时女工们的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超长，工资低廉，并受到男女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待遇。如1905年前后，华人与外国人办的企业关于工人（包括女工）的劳动时间规定虽不尽相同，“然一般多为每日12时间乃至14时间。最普通者，则朝6时登场，自午前11时至12时，则为休憩之时，自零时再就业至午后6时退散；若在夏天则自朝5时始”。[79]1910年3月5日出版的《商务官报》第5期统计中国织造女工的日劳动时间为10—14小时，而日工资仅为0.06—0.09元。此时男工的日工资则为0.10—0.12元。1912—1916年，我国各省男女工人的日工资仍呈明显的不等状态。如日工资最高的江苏省，男工日工资介于0.23—0.53元，女工日工资则介于0.28—0.35元。日工资最低的省份贵州省，男工日工资为0.11—0.16元，女工日工资为0.05—0.07元。[80]此外，女工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措施。例如，在女工相对集中的纺纱厂，为了忌风，不管天气多么炎热，车间门窗都紧闭，使得工作场所热浪冲天，灰尘飞舞，纤维障目，严重损伤着女工的身心健康。女工还常遭工头的调戏，而且在怀孕、分娩、哺乳、患病期，也得不到最起码的劳动保障。可见，20世纪初，女工是以高昂的人生和性别代价才换取了边缘的经济角色。为了改善自我的经济角色成长环境，女工们以罢工抗议厂方。譬如，在1911年8月7日，上海闸北发生晋昌、长纶、锦华、协和4家丝厂为增加工资举行的同盟罢工，2000多名女工参与了罢工。一周后，经上海丝厂茧业总工所议定，女工每人工资自八月初一日起加洋1分，[81]取得了改善职业待遇的初步胜利。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3年，上海罢工共70次，其中女工罢工就达39次。[82]但这些罢工基本囿于经济斗争的范围内，且罢工的有效性也不高，反映岀女工经济角色抗争的有限性。这一时期，除了存在女工为代表的生活的职业女性外，还出现了一批觉悟的职业女性。她们多为中产阶级的子女，本可以受家庭的豢养，不必自己去谋生，但因觉得受了豢养，不光丧失了经济独立角色，也丧失了自身人格。于是她们毅然打破家庭的樊笼，从事多种职业，以为自立的表示。她们深入商业、医务、教学、新闻等行业，成为向脑力劳动进军的女商人、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师、女编辑等，成为有别于单纯进行体力劳动的女工的高层职业群体，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经济角色的独立性。她们中的佼佼者还一方面对女性就业进行理论宣传，另一方面和男界有识之士并肩引导女性进军企业界、商界等。民国以前，她们主要创办各种女性自立团体和女子工艺厂、女子手工传习所等。譬如，1906年，张雄西在北京创立女界自立会，“以拯救女界困苦，使女界人人能自立为宗旨。”[83]1909年，谢长达和沈孟渊创设女工崇实会并发表《女工崇实会启》，号召女性重视职业，开办女工厂和从事商业活动。她们设想建立公司，经营商店，开办工厂售卖或制造女性必需品，“为我女界谋生存之幸福”,“为国家保无穷之利源”。[84]但由于条件限制，她们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良好愿望并未促成女性商店或工厂的诞生。除此之外，当时较有名的女性自立团体尚有共爱会、女子进行社等。此外，1904年张竹君于上海、河南创办了女工艺厂，招收女工120人，分期教学工织物，织笠衫线袜、织顾绣等物。[85]这一时期，京师第一女工厂办得较为出色。该厂设有织布、毛巾、缝纫、造花、编物、图画、刺绣等科，“并教以修身、家政、国文、算术，使毕业后自精一艺，能任女工厂教师，籍以广谋生计为宗旨”。[86]1909年，该厂速成班的女徒毕业后，将所生产产品进行展览，颇得社会好评，获利尚好。此间，有的女工厂的产品制造精美，受到社会欢迎。如上海制帽公司：“货物本系本国天产，或样式合社会心理，价格又较外货为廉”，故此，“学界、商界、军界、女界，以迄童子，用各色草帽四十余种，都已风行，南洋群岛一带，销路尤广”。[87]这无疑夯实了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社会基础。

为提高女性经济角色能力，当时还出现了一些专为女子而设的职业学堂。如1905年前后的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由娄县人史家修等集资捐办，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分预科、本科、选科，另安排实习、手工。[88]此外，也诞生了一批专门性的医务学校，为输送女医生、女护士等做出了贡献。1905年，李钟钰创办了上海女子西医学院，以贯通中西各科医学，专重女科，培养女医生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准其行医，或留校任教。[89]同期，北京女医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医学堂、杭州私立速成产科女学堂等均以此目的吸纳生员。此外，著名的女医生张竹君还先后募资创办了福医院和南福医院，成为女界进军医务领域的角色典范。

但总的来说，创办女性经济自立团体和女工艺厂等活动的成效性较低，有的只存在几天、几个月，有的甚至只是登记了个成立广告而已。如女工崇实会和女界自立会即如此。切实能为女性就业开辟场所的尚为数不多。这反映出20世纪初女性经济角色成长的艰难性。

民国建立以后，女界又掀起了女子实业运动，向工艺、农业、商业、金融等方面进军。

第一，筹设女子工艺厂。1912年3月，沈佩贞倡议在南京设中央女子工艺厂。其招股简章规定：“本厂为扩充女界工商业务，规画女子独立生活而设。”[90]同年4月，先设中央女子工艺学堂，为女子工艺厂造就专门人才。学堂开设养蚕、制丝、纺织、染色、国文、算学、化妆等科目。学生毕业后入厂尽义务一年，然后由本厂推荐工作。同年3月，湖南的王扬庄将女子游艺社扩建为女子工艺厂，专注美术工艺，所制刺绣、轧花、花巾等用品均十分精美。同年6月，北京女学界人士孔劳湘、刘世宜、张筠等创办了女子工艺研究所，并准备筹建贫女工厂。这时，女子缝纫社、女界西装缝剪传习社等女子实业团体在一些大城市相继出现，也为造就女性经济角色提供了场所。

第二，设立女子农业讲习所。1912年4月，张锡麟创办蚕桑讲习所，召集女子研究养蚕方法，培养蚕业人才。同期，陈鸿璧在上海建立女界蓄植试验所，赁地十亩，种植大豆、小麦等农作物，并设畜牧场，饲养羊、鸭、鸡等家禽，其目的是“振兴实业，扩充女界生计”。[91]

第三，兴办女子商业。1912年初，林宗雪、张馥贞、辛素贞等人在上海创办女子植权物产公司，出售丝织、棉织、化妆、陶瓷等国货，维持了一二年，便告歇业。1912年12月，俞植权在上海创办女子兴业公司，“以维持国货，提倡女子实业为宗旨”,[92]该公司专售国货丝绸布匹以及家庭日用品等。继之又创设女子振兴公司，其经理、司事皆为女子，专营绸缎绣件。此外，陈鸿璧在上海还创办了爱华公司，也是专销国货，她们还用国产绸丝制作爱国女帽出售，寓爱国基调于经济角色中。

第四，设计中国女子国民银行。1912年夏，张凤如呼吁女界将金银首饰等装饰品拿出来，筹办女国民银行。是年冬，张凤如草拟《筹备中华女国民银行缘起》和《简章》，陈述创立女子国民银行的十大益处，设想先在上海建立中华女国民银行事务所，等资金积至数十万或百万后设总行于上海，然后渐次在各大城市添设分行，“期以十年，务达目的”。[93]这种设想虽未能变成现实，但其经济远见足令时人另眼相看。

第五，兴办与实业相关的女性团体。1912年5月，上海的汪赵润、费配元、陆震坤等10位女性发起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以振兴女子工艺，提倡女子经商，结合女工团体，俾我国实业大昌，以立富强之基础为宗旨”。[94]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捐款集资，兴办实业。该会首在上海创设暑假工艺补习所，“以预备开办手工传习所教员之选”。[95]次年，朱广明女士创设安庆中国女子实业进行会支部，会员发展到300人。1912年7月，黄璧、赵权等于桂林发起女界合群求进会。该会专设劝业道署，“以改良风俗，振兴女子工业，谋求学术技艺，增进国民道德为宗旨”。[96]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团体，另有一些规模较小者。如李静珊女士于1912年在江苏武进设女子职业学校并组织女子职业团。“为年长失学之女子辟生计，求自立。设缝纫专科，承制苏、沪、宁、常、镇、锡军警学生制服。穷困之家，多赖以生活，后闻花边工艺大有可为，亲赴上海浦东一带调查，归设传习所，制成之品，复为订定销路”。[97]

民初的女子实业运动，折射岀城市中上层知识女性对自我经济角色的深深追逐。它包含着觉悟的职业女性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愫，展示着觉悟的职业女性互相呼应开创女性就业场所的气魄和才智。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侵扰下，在女性实业运动难以筹措资金和负担租税的情况下，缺乏管理经验的女性实业家多难以创立并长久维系勉强建立起来的经济实体。民初的女性实业活动在热情昂扬的创办声中相继宣告结束，也就结束了这一时期女性对经济独立角色的践行与解读。

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女性就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脑力劳动者还是少数。如1907年上海《字林报》有个对比：“查上海租界年轻女子，共有六万四千人，其中在新学界读书者有一千人，在各厂做工者有三万人。”[98]当时面向女性的脑力劳动岗位极少，如小学教员、护士、打字员等需求量很有限，能够入主报界、新闻界的女性更是寥寥可数。有些高层次行业如律师等，女性尚无缘涉足。此外，社会上还有妓女、舞女等边缘女性经济角色大量存在。放眼全国，当时居于农村的女性除少数流入城市做工外，大多仍囿于传统的家庭生活，并未求得社会就业角色。而处于地理优势位置的城市女性能够在社会上谋职的也没有多少。可以说，拥有社会就业角色的女性只占全国女性很少一部分，而且女性在同行业中与男子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仅缫丝、棉纺等部门女工比例相对较大）。由于女性教育跟不上，就业妇女的素质整体偏低，从业中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女性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量的工厂女工基本处于文盲状态，且女性就业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女性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为了就业，不得不以健康为代价，其中有些女性因此晚婚，甚至不婚。女性就业分布很不均衡，城市和沿海地区女性就业机会相对多些，农村和内陆地区女性就业难上加难，基本没有在社会上就业的机会。可见，这一时期女性就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显示出女性求取经济角色之初的不足和偏差。尽管如此，部分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对独立经济角色的领悟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开辟了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新纪元，使得女性经济角色从家庭的依附性走向社会的独立性，从社会的劳力领域向劳脑领域拓展，成为女性整体角色转换的强大推动力，昭示了女性经济角色变迁的现代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