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性

——基于藏彝走廊汉藏交往的探讨

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于1879年首次提出，指不同物种相互接触、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系统。[61]共生的核心是共存和共赢，其本质是关于系统内共生单元之间以及共生单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方法论。[62]纵观历史，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这源自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在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方面逐渐凝聚成复合性共生体系。因而，本案例主要从共生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63]也就是说，作为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政治身份确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然而这个建构过程必须以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为基础。而共生能够充分解释这个自在实体在长期历史中的形成机制。我们以藏彝走廊地带巴塘县的汉藏交往为例，从共生视角切入，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复合性维度来理解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合理性，基于此更清晰地理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一）共生的前提：多重边界的跨越

巴塘县处于青藏高原南缘，金沙江中游东岸，川、滇、藏接合部。从地理环境来看，巴塘地处横断山脉北端、金沙江东岸河谷地带，区域海拔落差大，垂直分异特征明显，高山河谷错落有致。巴塘城区海拔较低，开阔的平坝适于农耕，而四周海拔逐渐升高，从山地农业逐渐过渡到高山牧场。多样化的生态单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各自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为形成立体多元的经济共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这种立体性并不是静态和封闭状态，不仅在区域内的河谷、坝区、山地、牧场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交换关系，在跨区域的横向尺度上，也存在着频繁的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横向跨越也因地理梯度的起伏而呈现出宏观层面的立体性，且往往与区域内的政治流变有莫大关联。

巴塘县的行政设置也历经流变。早在战国以前巴塘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周曰戎，秦称西羌，汉系白狼，唐属吐蕃，宋末归附元朝。明隆庆二年至崇祯十二年（1568—1639），被云南丽江纳西木氏土司接管。明末清初被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控制，清康熙三年（1664）又归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康熙五十八年（1719），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前往平乱，途经巴塘时，将达赖喇嘛派驻巴塘的土官招降，设土司，自此，清廷正式管辖巴塘。雍正四年（1726），清廷以宁静山为界，划清西藏、四川、云南界线，巴塘被划入四川。之后，为图西藏安定，清廷快速打通作为官商大道的川藏南线，雍正六年（1728），在巴塘设置粮台、粮务委员、委派流官。[64]正是活跃的政治流变过程给巴塘带来了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管理巴塘期间曾将大量纳西族迁入，垦田种植，推动巴塘的农耕技术进步。蒙古和硕特部接管巴塘，带来了蒙古族。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巴塘后，派来西藏土官及大量藏族属民，加强了巴塘与西藏的联系。而清廷接管巴塘后，在军事、屯垦、贸易、文化等方面大力经营，为汉族、回族等群体进入巴塘打开了格局。

巴塘的汉藏交往也是基于上述自然和政治因素而展开的。清廷在康熙五十八年会陕、川、滇三军前往西藏平息准格尔叛乱，岳钟琪部途经巴塘，当时随军的汉族、回族商队有的留居巴塘。之后，随着清廷不断地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经营川藏大道南路，巴塘的交通和军事地位愈加凸显，汉族向巴塘的流入就更加频繁。而巴塘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气候温暖，也是重要的生态因素。根据巴塘方志及档案馆资料记载，雍正五年（1727），从陕、川、滇随驻防巴塘制营官兵来到巴塘的商贩、艺匠已达40余人。乾隆年间，定居于巴塘城区的外来户已有30多家。经过康、雍、乾、嘉数代对川藏南线的不断经营，在巴塘定居的汉族（含少量回族）就已经超过80家，历史上被称为“80家汉商”。[65]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塘事件”[66]爆发，赵尔丰部前往巴塘平息叛乱，借机在巴塘实行全面的改土归流，从内地招募大量的商人、垦户、工匠、士兵、文人等前往巴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给巴塘带来了全面的变革，使汉藏关系在业已形成的多民族交互格局中凸显出来，成为巴塘族际关系的主线。

综上，自然环境的立体差异、政治行政的历史流变、民族群体的复杂往来，为巴塘积淀了自然社会文化方面的多元性和杂糅性，造就了藏、汉、彝、回、羌、纳西、蒙古等多民族共存共居的历史与现实格局。自然、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共同塑造了巴塘的多重边界，而对边界的跨越则构成了民族共生的前提。只有全面地呈现他们如何基于共同的时空展开日常生活层面的交流和互动，才能够真正厘清其中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民族交往的明朗局面。

（二）共生的实践：社会生活的全面连接

当空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完成后，外来汉族和当地藏族共处在巴塘这片土地上，基于各自的生计方式展开经济交换，并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社会生活的全面交织。

巴塘汉族的生计方式是多元的。有的商户从内地购入针线、茶叶、布匹、农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在巴塘销售，再收购虫草、贝母、菌子等地方特产转销到内地。也有从事泥瓦匠、木匠、铁匠、银匠、皮匠、裁缝、屠宰、餐饮、小食品加工等行业，他们就地取材，用自己的技艺进行加工，再售与当地人。随着他们与当地藏族的不断联姻，获得土地，也逐渐偏重于农耕，把内地汉族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巴塘。早期巴塘作物限于芫根、萝卜、苦荞、青稞等很少几种，而汉族带来了更多的品种进行试种和推广。到清末，已广泛种植葱、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莴苣、各种瓜、豆等，还引进了苹果、桃、李、杏、梨、葡萄、石榴、核桃等多种果树。民国时期，昔日的“80家汉商”其“商”的色彩已经逐渐变淡，他们从最初专门从事商业（含手工业）与当地人进行经济交换、互通有无，到后来在生计方式上与当地藏族逐渐靠拢、彼此嵌合，这表明汉藏双方在经济生活上的融合逐渐完成。

巴塘藏族在传统上等级分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联姻是禁止的。而初入巴塘的汉族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原因，不仅与地方贵族有身份上的等级区分，更有内外之分带来的隔阂，因而他们最初主要是与藏族平民联姻。随着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也开始与当地贵族通婚，外来户男青年入赘并继承贵族家族财产的情况逐渐增多。

基于联姻的共同生活也使双方能够尊重彼此的节庆和仪式，礼尚往来愈加频繁。从节庆看，汉族传统的春节、元宵、清明、财神会、端午、中元、中秋、重阳、腊八等被带进巴塘，与当地藏族的传统节庆如藏历新年、各多节[67]、念大经[68]、聂洼鲁[69]、燃灯节、佛诞日、神山祭祀等共同存在，且其中的仪式环节和细微之处也都相互借鉴、彼此渗入，使巴塘城区的节庆仪式呈现杂糅状态。

经济交换和婚姻缔结是外来汉族在巴塘兴家立业、世代安居的基础，基于此形成的姻缘、血缘、业缘等关系又进一步促进着汉藏双方在日常生活上展开全面的交往，在饮食、风俗习惯、禁忌、语言等方面都细微地显现出来。巴塘城区的饮食传统受汉族的影响颇深，从日常饮食的锅盔、饺子、包子、馒头，到制作工艺复杂的“猴子耳朵”“金丝冒面”“巴叉面”，再到果子、点心、月饼、花馍馍等，都做得非常精致灵巧，这都是汉族尤其是陕西人带到巴塘的。巴塘存在的风俗习惯和禁忌也都是汉藏融合的。现在巴塘人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汉文和藏文都有，若老人去世，三年内不许贴红色对联，只能贴白色、黄色、绿色的哀思对联，而在历史早期区分藏族和汉族则只要看春节有没有贴对联即可。巴塘人的婚丧嫁娶也要兼顾藏、汉两套仪式，而繁多的日常禁忌更是不分彼此。此外，巴塘藏话中有大量汉语措辞，也是源自早期汉族移民，而汉姓和藏名的融合是平常事，因为城区绝大多数家庭往前数代都是汉藏结合，汉姓随着家谱记载和家族记忆延续下来，成为现在巴塘人所说的“带姓的”，诸如张扎西次仁等尤为常见。

（三）共生的结果：持续性的文化交融与超越性的身份认同

正是赖于生活层面的具体交往和联结，抽象的文化交融才能够持续地推进，进而在情感和心理层面引发出一种“我者”的认知，达成对于身份认同的灵活性和超越性。

早期来巴塘的汉族多以经商为生，他们敬奉武财神关羽，组成“财神会”（又叫汉商公会）加强彼此的联络和团结。[70]早期“财神会”主要服务于外来的汉族移民，其功能透视出当时的汉藏交往主要是商贸往来，其他层面的交往还很有限。乾隆十三年（1748），巴塘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财神会”的原有规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会员联络驻巴塘的绿营官兵，协同外来商户，共同筹措，计划修建关帝庙。[71]这一时期给予关帝庙捐助的群体除了“财神会”会员外，还有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众多商号[72]，粮务官员[73]，驻藏大臣，巴塘土守备、正副宣抚司及太太，巴塘主持喇嘛堪布、巴塘蜡卡活佛[74]，巴塘本地藏民、理塘茶客等。由此可知，外来汉族与当地藏族的关系已经比先前更为紧密，即使宗教空间的建立也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同治九年（1870），巴塘发生7.25级大地震，关帝庙与全城房屋毁于一旦。在重修关帝庙时，巴塘正副土司、各地头人、寺院喇嘛、当地藏民的支持力度更大。由于筹款顺利，施工迅速，仅仅4年，规模更为宏大的新庙就矗立起来，由关帝庙改为“川陕滇三省会馆”[75]。还将格萨尔王[76]作为护法神供奉其中，另供奉21尊度母画像，设煨桑炉、嘛呢杆。巴塘主寺康宁寺不仅在重修关帝庙时捐助钱物、派僧人出力，还在建成后派出两名扎巴常驻其中，供养护法神格萨尔王。[77]在三月城隍会游城隍时，还要邀请康宁寺的僧人前去念经、火供、丢朵玛，以超度亡灵。[78]当时汉藏通婚已经十分普遍，在早期，汉族或者汉藏结合的后代一般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卜问凶吉，而所谓“纯藏族”则去喇嘛寺打卦卜问。[79]然而随着双方的不断交织融合，这种区分已经很模糊了，两边都可以去，原本属于文化核心的公共宗教空间已经不再是一种“内向”状态，而是彼此展开、相互交叉。巴塘的外来汉族已经摆脱了那种“外部他者”的“陌生人”形象，成为当地社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完成了由外而内的身份转型，融入当地社会文化逻辑之中。[80]

如何将不具备“天然凝聚力”的零散汉族移民和巴塘当地藏族整合为表征在“巴塘人”名称下的共同体，需要细化多层次的认同生成。首先是地域认同，外来者和本地人在同一空间相聚，经过日积月累的共同生活实践，逐渐达至一种共享的“地方感”[81]，进而形成一种地域认同，这种认同又会反过来强化人们在生活中的相互靠拢。其次是文化认同，在汉藏两个群体的共处和交流之中，他们在生活习俗、婚姻、祭祀、仪式、节庆、信仰等方面相互吸收与融合，形成一种复合性的文化特征，共享于这些群体之间，久而久之就成为其共同遵循的文化逻辑。最后对于外来汉族来说，还要处理家族认同（原乡的家族史记忆以及与巴塘藏族通婚后新的家族）、社区认同（以“80家汉商”为架构，在经济交换、婚姻缔结、生活互补等层面与当地藏族形成的地域性社区）。对于当地藏族而言，他们要处理的是如何将这些外来者纳入其地方社会，如果说汉族移民要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那么他们则要完成“化生为熟”的过程。这是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的一体两面，正是基于空间跨越、社会联结、文化融合这一整体过程而历史性地达成作为巴塘人的共同体意象。

这种动态的、灵活的相对认同，显现出文化的杂糅性与复合性如何体现在不同民族群体交往交流过程中对具体生活实践和自我身份界定的认知中，这是兼容他者的生存智慧和社会德行。而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在一种文化复合性[82]的格局中智慧地将自我和他者关系进行结构化处理，让其形成一种相促相生的“生生”局面。